故乡里的中国｜备药过年的村医，走过年关

春节期间，这个豫东的小村庄平稳度过，冯俊杰也松了一口气。看着村民在村卫生室门前往来，冯俊杰身后的村卫生室院内空空荡荡，“都不希望生病。没人，我正好歇一歇。”

1月23日，大年初二，我的老家，河南杞县的一个农村，仍然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村里唯一的卫生室里，红色的鞭炮碎屑铺满院子。村医冯俊杰站在村卫生室门外，与路过的村民打着招呼。

村卫生室春节期间难得的冷清，透过合上的玻璃门，能看到里面只有一位村民坐在椅子上输液。这与去年12月中旬村庄经历新冠感染高峰时，发热的村民坐在院子里候诊，形成鲜明的对比。

冯俊杰是附近三个村子里唯一的村医，也是唯一能开药的医生。经历了第一波新冠高峰后，冯俊杰担心村民出现二次感染，春节前备足药物提防返乡潮下的危险。

很多几年没有回村的村民，今年都回到村子过年，但村子并未再次出现感染高峰。冯俊杰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年关算过去了。”

我们村子位于河南东部的杞县，远离县城和国道，外出务工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返乡，成为村民的生活状态。冯俊杰是少数留守村中的中年人。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后，在外地务工的村民会集中返乡过年。但过去三年，由于疫情防控，有不少村民滞留外地。

放开疫情管控，返乡人员明显增多。两三年未见的村民，也在今年春节前返乡。悬挂各地车牌的汽车停满路边，过往车辆小心翼翼地绕行。

距离春节尚有一周，冯俊杰就留意到，村口已经支起牌局，村民或站或蹲着闲聊。

感受着村庄重回热闹，冯俊杰能感受到年味的到来。但刚经历一波新冠感染高峰，疫情形势是否会随着人口流动出现震荡，冯俊杰心里没底。

新冠疫情暴发三年以来，医疗资源紧张的农村，第一次在人群自由流动下抵抗新冠病毒。冯俊杰觉得，能顺利度过今年春节，就算是扛住了疫情的冲击。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紧张，务工人员返乡期间，药品、医疗器材和医生更显紧张。冯俊杰担心，一旦春节期间出现二次感染高峰，现有的医疗条件都难于应付。

今年1月初，农村卫生室的购药平台恢复正常供货，冯俊杰分次重新备足退烧药和注射液，存进库房。诊室旁的药柜空了半个月，春节前重新摆满药品。“不出现新的感染高峰，药应该够了。”

1月11日，冯俊杰在村卫生室添置了两个灌满气的氧气罐，以防有重症患者缺氧。输液室的两台输液架上月损坏未修，患者用绳子缠绕后应急，冯俊杰趁年前修理完毕。血氧仪是村卫生室的常备设备，平时极少使用，也被冯俊杰也从库房搬到诊室，放进诊台下方供随时取用，“最希望用不上。”

在冯俊杰的年货采购单中，蔬菜和药品是大项，“买菜花了四百多元。买药的钱没细算，得有小两万元。”

为家人置办年货之外，热热闹闹过个年，冯俊杰还要留足药品，安全度过春节。

年货之中，鞭炮是不可少的。大年初一，冯俊杰放了5000响的鞭炮，“春节热闹一下，提一下心气儿。”

今年45岁的冯俊杰，做了22年村医。

冯俊杰的卫生室开在村委会旁，400多平方米的院落建起一栋二层楼房，辟出两间诊室和4间输液室。卫生室只有他一个人，工作太晚时，冯俊杰就住在楼上的卧室。

村里距离最远的村民，走十分钟也能到卫生室。除本村村民上门就诊，也有五六公里外的村民找他开药。

村里2000多口人，全年住在村里只有几百人，八成是老人和上学的孩子。冯俊杰日常接触的病症，主要是“三高”老人的日常护理和常见病，给老人测量血压开降压药是最多的工作，冯俊杰笑称自己是“养老院医生”。

此外，感冒发烧和慢性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村卫生室日常诊治最多的病症。

基层医生都是全面手，冯俊杰笑称，他什么病都能看，什么药都得备着。遇到重大病症，他会让村民到县医院或市属医院看病。

根据冯俊杰的观察，以前附近的农村，每个村子都有村卫生室。但近二十年来，村卫生室少了三分之一。除了一些坐诊时间长、口碑好的医生，其他人很难在村子里维持生计。“村里没人，医生也得吃饭。”

冯俊杰的父亲生前是村里的医生。2001年父亲去世后，冯俊杰接手了村卫生室，一直留守在村里至今。

卫生室使用的所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冯俊杰都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且做好消毒。冯俊杰用药小心，临过期的药品宁愿提前几天处理。“从小在村里长大，出了事得被骂三代。”

从2011年开始，冯俊杰通过国家规定的网络平台采购药品，两三天之内药准能送到卫生室。“药的渠道是严管的，国家肯定不让私自买药进药。”

冯俊杰会根据卫生室用药情况，预备一个月的药量。他每个月都要通过平台下单两三次，避免平台配送不及时错过患者治疗最佳时机。

农村卫生室大都兼具药店的功能，但药品种类有限，主要是村民平时最常用的药。冯俊杰卫生室的药柜，只有两组1.5米的木柜，瓶装药片按他的取用习惯分层布置在药柜中。

使用瓶装药片配散装药，是村医用药的传统手段，冯俊杰跟从父亲配散装药的习惯，保持至今。感冒腹泻类的疾病，配药后，冯俊杰用纸折成药袋，装单次药量。村里很多老年人不认字，冯俊杰在药袋上标好用药的剂量，需要按次序喝的药，就写上数字1、2、3。

日常用药，村民成盒拿药吃不完浪费。除担心村民误服过期药，冯俊杰也有自己的心思，高价的成盒药增加看病的费用，会影响村卫生室的口碑。“卖药，是为了治病，在农村开卫生室，挣不了大钱。”

去年12月之前，这个小村子没有出现过阳性确诊病例。

过去三年，村卫生室不得接诊发热患者。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冯俊杰自嘲算是“外围志愿者”，主要组织村民注射疫苗和做核酸检测。“别说新冠确诊病例患者，感冒的都没治几个。”

疫情期间，针对疫情的药物被严格管控，药店不准售卖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四类药品，疾控部门也严禁村村卫生室收治发热患者。禁止卖药、没有病人，冯俊杰因此也减少了退烧止咳药的进货量。

2022年下半年，他只在9月进了25瓶布洛芬，每瓶100片装。

去年12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出通知，要求乡镇卫生院开设24小时运行的发热门诊，全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陆续开放，村卫生室接过疫情治疗的接力棒，成为村民诊治发热病症的地点。

去年12月上旬，当地政府通知不再组织全员核酸检测，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不能拒绝阳性患者就诊。

彼时，郑州还未出现感染高峰。冯俊杰以为，农村人口密度远低于城市，病毒扩散的速度应该比较慢，至少晚于城市，“春节期间，可能是村里最危险的时间段。”

但在去年12月13日，新冠提前进入了村庄。冯俊杰的诊室外，三排座椅坐满了人，院子里还有患者等待。发烧、咳嗽、浑身痛，就诊者的症状大同小异。村卫生室没有抗原检测试剂，也无法做核酸检测。

冯俊杰的村卫生室药柜上的感冒药和退烧药，没撑过感染高峰的第一天，库存的布洛芬剩下16瓶。突然增多的发烧人数，让体温计也开始成为紧缺物资，村卫生室里有40多支水银体温计很快售空。冯俊杰留下五支常用的体温计，供候诊患者排队测温。

村民出现集中发烧高潮持续了近半个月，每天一两百名发热患者到村卫生室就诊。

去年12月份的诊疗记录本，冯俊杰记了厚厚的一沓，“半个月的看病人数，比得上之前半年的量”。村里近八成人员感染，每家每户都有人经历了发热。到了今年1月初，到冯俊杰村卫生室就诊的患者数量迅速下降，每天发热的患者只有四五人。

感染高峰经历了近半个月，又迅速散去。

散装配药的方式，在药品紧张时，为冯俊杰省下不少药品。冯俊杰一般只开出三天的药量。村民集中感染后，冯俊杰对每人最多开出两天的药。退烧药不足，他只能依靠打针、输液。

去年12月，冯俊杰通过私人关系，购买了少量的布洛芬颗粒和退烧注射药，平时6元一盒的布洛芬颗粒售价14元。拿药的村民当着冯俊杰的面感慨，看病的钱涨得太快，暗示冯俊杰借机提高药价。

冯俊杰自己也感到委屈，“药价翻番，还限量卖。如果我不买，村卫生室就彻底断药了。”

冯俊杰和其他村医交流发现，缺药是乡村卫生室共同面临的困境。农村没有药店，村卫生室是村民唯一的就诊和购药渠道。疫情期间，对退烧止咳等四类药品的管控，让村医在抗疫防疫工作中处于边缘化，真正迎来病毒感染高峰时，村医们也难以应对。

发热高峰度过后，乡镇卫生院和农村卫生室的药品供给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第一波感染高峰期，冯俊杰的村卫生室未出现重症患者。冯俊杰归功于疫苗注射，又担心纯属幸运。留守的村民主要是老人和孩子，疫苗接种率在90%以上，只有部分患慢性病的老人未能全程接种。

从第一波感染高峰开始，冯俊杰就担心会有人出现重症。老人们挺过三年的疫情，村庄承受一次次疫情的冲击，他不希望老人在合家团圆的春节出现不适。

而农村地域广、人口多，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随着春节的临近，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员增多。村民的返乡，是否会形成第二波感染高峰，冯俊杰心里没有底气。冯俊杰更担心，村民春节聚餐饮酒，康复不久的村民复阳或出现新的症状。

不过，冯俊杰更加从容了。村民大多感染过新冠病毒，体内生产生了抗体，具有了免疫力。村民也逐渐熟悉病症，冯俊杰听村民讨论疫情时，没有了恐慌的语气。冯俊杰从“旁观者”开始介入治疗，积累了经验。“有药”，在冯俊杰的语气中，足够的药品成了他照顾好邻居的底气。

春节期间，这个豫东的小村庄平稳度过，冯俊杰也松了一口气。

看着村民在村卫生室门前往来，冯俊杰身后的村卫生室院内空空荡荡，“都不希望生病。没人，我正好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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