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里的中国｜“新绍兴人”，异乡小团圆

隔着一扇木门，徐海恩能听到菜刀落在砧板上的清脆声响，锅铲翻炒的间隙，隐约传来稀疏的爆竹声。徐基敏在屋外洗漱，哼着自己编的小调，“岁月是条悠悠长长的河……”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徐海恩说，这种声音让他心安。

1月17日，腊月二十七，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梁湖产业园内，不少工厂拉上了伸缩门，一水儿的大卡车停在路边。

这座2200余亩的产业园，入驻了160余家实体生产企业。去年12月，绍兴出台了《2023年“开门稳、开门红”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十条》，其中包括对在春节期间留绍且满足条件的非绍兴户籍员工，每人一次性发放800元消费券等。上虞区又对区内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务业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规上建筑业企业中，在2023年1月15日至1月31日期间留虞的市外员工给予每人1000元补贴。

但三年疫情之后，真金白银也难抵外乡工人的归心似箭。

梁湖产业园内一家理发店的老板说，不同往年，工人们做完烫染，打扮精神再回家。这次，工人走得匆忙，“前两年都不能回去，今年早就回家了。”

工人租住的村舍，几乎都挂上了铁锁，村里也显得冷清。当叩开贵州工人徐基敏的房门，他19岁的儿子徐海恩探出了头，“今年不回家过年，爸妈在哪，我的家就在哪儿。”

1月17日，徐海恩的父母都还在厂里上班。父亲加班，要晚上八点半回来。

这天下午四点半左右，母亲王萍香下班回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家里乱，上班忙，没有时间收拾。”

她走路带风，还没脱下蓝色的厂服，就从里屋抬出了一筐调料，“要抓紧做饭呢，马上天就黑了。” 天一黑下来，屋檐下的白炽灯灯光微弱，很不方便。

“厨房”搭在外头，一张桌子放砧板备菜，另一张桌子摆着便携式煤气灶烧菜。油烟呛人，掌勺还要戴上口罩，“在外面打工，做饭就这条件。”

同工厂的流水线一样，与时间赛跑的王萍香，做菜也讲求效率最大化。

热水在锅上烧着，她用这时间把猪肉切成小块儿。猪肉焯水时，她又蹲在地上剥蒜。炖煮的时候，她又开始备下一道菜，青椒剁成小丁，辣味也飘了出来。

但王萍香还是没能跑赢时间，才一个小时，屋外就被黑暗吞没。她一个劲把我往屋里赶，“外面冷，你进去烤火。”而她的手，早已冻得通红。

她的儿子徐海恩待在房间，坐在电暖炉边上，左手划拉手机，右手靠着发红的金属丝。“没有老家的火炉热，但也暖和。”徐海恩说，老家炭火堆上架着一口锅，一家人围着火炉，一边吃饭，一边烤火。

饭菜端上了桌，一道尖椒炒鸡蛋，一道猪肉炖娃娃菜。猪肉还放在电磁炉上加热，锅里“咕噜咕噜”冒着泡，香味也直往鼻子里钻。

徐海恩大口扒拉米饭，吃完一碗，又添一碗。放下碗筷，王萍香用贵州话问他，“七（吃）饱没有？”

春节之所以不回家过年，王萍香说，去年秋天老家亲友红白喜事，夫妻俩先后回了趟贵州。刚回过家，索性把儿子从贵州接来，春节不再回去了。

但趁母亲不在，徐海恩告诉我，除了这个原因，母亲还给过他一个解释，“去年没挣到什么钱。”

王萍香和丈夫算过一笔账，来回路费加上人情往来，春节回家要花1万多元钱。但去年厂里的生意要冷淡一些，订单少了，加班少了，到手的钱也少一些。

绍兴上虞荣和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许荣根，亲历了市场环境的变化。

许荣根说，去年成品产量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通常每年3月至5月，是工厂生意最好的时候。但去年只忙了3月这一个月。

尽管他给工人涨了时薪，但算下来，每个工人去年还是少挣了8000元钱到1万元钱。

就在不久前，徐基敏70多岁的父母给他打来电话：“你们过年回不回来？回来的话，我们定个时间杀年猪。”徐基敏说：“不回来喽。”老人又问：“不回来啊，那你明年什么时候回来?”

他回答：“说不清楚，反正明年肯定回来。”

2009年以前，徐基敏和妻子在贵州老家种田。

与土地打交道，旱涝不保收。两口子一年挣2万多元钱，但刨掉种子、农药、租机器这些成本和生活支出，挣到的钱和花掉的钱差不多。

那时，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都到外头打工，“日子都过得比我们好。”在老乡的介绍下，徐基敏两口子先是到深圳，四年前又来到绍兴。

离开6岁的儿子，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同儿子说起这事，他哭着闹着不同意。两夫妻一狠心，趁他上学不在家，坐上了去县城的车。到了深圳，他们给家里打电话，儿子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电话两头都哭了。

这之后一段时间，徐海恩不再愿意接父母的电话，没说几句就哭。有一年父母回家，看客车驶进村口，他绕着车一圈圈转。见到父母下车，却没有叫他们。

在工厂做了13年活，徐基敏一家的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

老家新建了三层半的小楼，儿子也在县城念高中。工钱比种田多且稳定，下雨天也能干活。按徐基敏的话，用他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买大米，“全家人一年都吃不完。”

梁湖产业园内的禄泽居民区，租住着不少像徐基敏两口子这样的“新绍兴人”。

据本地村民介绍，租下一个没有厨房和厕所的单间，每个月只要200元钱。含厕所和厨房的屋子，每个月要500元钱到700元钱，在村里算是中档价位。

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并没有消融外地工人和村民的边界。

一位开烟酒专卖店的村民说，他和外地工人只在两个时候打交道。一个是工人来买烟，他们最常买店里10多元钱一包的红双喜。另一个是刚搬进单间的工人向他打听厕所，“师傅，公共厕所往哪走？”

徐基敏和王萍香的工厂都提供宿舍，每月只要交100多块钱的水电费。但徐基敏觉得，夫妻俩本就漂泊在外，再各吃各的，各住各的，更少了家的感觉。

为了省钱，他们原来考虑租个便宜的单间，被儿子拦了下来，“只有自己过得好，才有心情去工作。”

如今，他们租住的房子，有两间卧室，一个小院子，还有厕所。每个月1000多元钱的租金，在村里不算便宜。

但即便是这样的房子，一间卧室仍是水泥地，墙皮斑驳。寒风穿过单薄的木门，冬天也没有洗热水澡的地方。徐海恩拆下了牛仔裤上的小熊玩偶，摆在自己的床头。墙上还挂着他给父母买的小海报，上面写着“财源滚滚”，一只卡通猫趴在金元宝上，眯着眼笑。王萍香也在院儿里种下蒜苗，从网上买了一株金桔和仙人球，摆在墙角。

租来的房子，也有了家的温馨。

1月19日，腊月二十八，徐基敏和王萍香的工厂终于放假了。

回家早的工人，一个月前就回去了。徐基敏在的小组，总共16个人，放假前一天只剩下4个。人手一少，干的活就多了。前两天加班，徐基敏早上7点半上班，夜里8点半才下班。这天上午10点多，太阳爬得老高，他也难得有机会睡个懒觉。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王萍香倚在平时切菜的桌子上纳鞋底，左脚绣着“心想”，右脚绣着“事成”。她不善言谈，常常是一问一答。但每过一会儿，她都扭头看我一眼，“你坐呗。”

中午时分，王萍香起身忙活午饭，徐基敏也起床了。

隔着一扇木门，徐海恩能听到菜刀落在砧板上的清脆声响，锅铲翻炒的间隙，隐约传来稀疏的爆竹声。徐基敏在屋外洗漱，哼着自己编的小调，“岁月是条悠悠长长的河……”

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徐海恩说，这种声音让他心安。

徐海恩还有个姐姐，四个人团聚就更少了。一张木桌靠在墙边，徐基敏往外抬了些出来，好让我坐下。桌上靠墙的一边落了灰，他抽出纸巾，“你是客人，我来搞。”

绍兴市上虞区总工会给留虞工人送上了大礼包，盒子上写着“上虞经济社会发展，有您的努力和贡献”，里头装满了酱肉、香菇和瓜子等年货。

礼包中的香肠，端上了中午的饭桌。

在贵州老家，也有过年做香肠的习俗。但这碗香肠，夫妻俩没动几次筷子，几乎是异口同声，“老家的香肠好吃。”老家的香肠，自己动手灌，还要烟熏，吃起来更咸、更辣、更香。煮米饭把香肠搁在饭上，米粒都浸满了油香。

梁湖以水磨年糕闻名，本地人都爱吃，但夫妻俩还是吃不习惯。他们钟爱贵州的糍粑。每逢过年，男丁挨家挨户帮忙打糍粑，女人打打下手。徐基敏兄弟姐妹多，他比画了下，“我们家要用100多斤米，铺满整个房间。”糍粑从早上打到中午，他指了指胳膊，笑着说，“过年身子都是痛的。”

洗过碗，王萍香又拎着一桶衣服来到河边。

丈夫的厂服，洗衣机洗不干净。王萍香蹲在河边，撒上洗衣粉，用手抹匀，左手按住衣服，右手攥着板刷使劲搓，洗出来都是油污。

疫情管控放开后，市场就像那天的天气，有了回暖的迹象。

绍兴上虞荣和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许荣根说，去年12月厂里的活比旺季3月份还多，仓库的存货也都清出去了。他开了12年工厂，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徐基敏经历过“料不进来，货也发不出去”的时候，他的新年愿望是，“今年能比去年更好一点。”他想着，正月初四就回厂里上班，希望厂里单子多一些，加班多一些，腰包鼓一些。

王萍香的新年愿望，也同样朴素，“明年回老家团团圆圆地过个年。”她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拧干衣服，波纹搅碎了河里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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