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阶级斗争下，当年的政审毁掉了多少青年的前途
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大革命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
01 中学毕业前就需要政审
在当时的上海市区，学生到中学毕业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口径就明白了。按规定，政审人员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
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学生家长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太远的，一般都发函调。
02 从政审中，我看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不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
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不少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解放初，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惟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
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
如有的人解放前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所以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
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一一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三青团骨干”等。
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03 “学生政审”使许多学生被打入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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