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没那么可怕，至少我们还有这四点解决方案

最近颇为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人口负增长。原本打算春节前就此封笔，不过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件事值得好好写篇文章。全文约5000字，完整阐述了关于人口负增长的观点以及解决方案，读完需要15分钟。

先看事实：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而这是近60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最近关于这件事的热议很多，很多专家给出了强烈的观点，例如著名人口学家、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总就提出“以GDP的3-5%鼓励生育”。梁总是我非常敬仰的前辈，他的很多观点包括2022年针对疫情防控的见解都让我极为敬佩和赞赏。不过，针对生育问题，作为一个正当婚龄仍然未婚未育、甚至连恋爱次数都严重拖累全国平均水平后腿的年轻人，我可能有一点不同意见，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对更多的朋友们能有所启发。

先说一下对人口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虽然客观存在，但并非想象中那么严峻，其产生的影响更没有很多媒体危言耸听的那么可怕。

第一，从中国国情来看，我们的土地并不足以承载14亿人，人口负增长可以理解为均值回归。

中国国土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4.1亿，人口密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国土面积中还有大量高原、山地、荒漠等不适宜居住的区域。过去70多年里，我们的人口从建国之初的5.4亿人快速增长到1982年计划生育写入基本国策时的10.2亿人，短短30多年翻了近一倍。

多年前我们就知道这样一句话，中国以全球7%的耕地养育了20%的人口。而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曾做出估测，中国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应该为7亿左右。换句话说，如今14亿人口的“达峰”，更多意味着人口快速增长后的均值回归。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伟大领袖邓小平同志做出正确决定，很可能如今我们的人口是16亿甚至更多，届时劳动力过剩、粮食供给不足等带来的社会矛盾将远高于当下。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人口过快增长是一个比人口负增长更应该担心的问题。

第二，从全球范围内的横向对比来看，人口下降更多是经济增速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

很多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口持续下降，中国经济是否会失去活力，变成下一个日本？坦率讲，我之前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所以特地对比了一下一些人口负增长国家的情况。

目前全球人口负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个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一个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国家，最后一个就是以日韩以及新晋的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在这里，我们以日本、德国和俄罗斯为例，分别调出人口曲线图，答案一目了然。

日本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间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共识是在2005-2010年之间。我们再往前看，基本上从1991年开始，人口增长就已经停滞不前，而1991年正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年份。同样，俄罗斯的人口峰值也是出现在1991年，而这一年正是苏联解体的时间。随后的近20年俄罗斯经济持续下行，人口也随之持续负增长。

最直观的数据就是德国，从图中可以看出，德国人口经历了两波比较明显的负增长，第一次是1973-1975年，当时正值西方石油危机，第二次是2011年，当时正值欧债危机。而在1987年-1997年，德国人口出现了持续长达十年的正增长，对比GDP图表，这一时间恰恰略微滞后于1985年-1995年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由此可见，人口下行往往是经济下行导致的，而非相反。

同样，人口增长也未必能带来经济增长。以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为例，由于耕地资源丰富，数十年来每年保持接近1%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仅2010-2022年的十二年间，人口就增长了18%。然而，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并未展现出应有的活力，同期人均GDP不增反降，从当年的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近期该国的严重通胀，今年人均GDP的美元水平很可能会被中国超过。

耕地资源丰富、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的南美发展中大国阿根廷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很多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反而倒退的非洲国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无需过度担心人口负增长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反而更需要关注经济增长减缓对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从产业结构的转变趋势来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无需担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很多人最大的担心就是随着出生率下降，年轻人减少，未来将会出现大量的劳动力不足。但以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速度来看，未来绝大部分低端白领工作将会被AI替代，相当一部分低端蓝领工作将会被机器人取代，这两部分岗位能补足的劳动力缺口相当可观。

举个例子，中国目前有各类客服人员500万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500万人。20年后，随着机器学习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这1000万人的工作岗位至少将被替代60%，而这就意味着可以释放600万的年轻劳动力投入到能驱动经济增长的其他领域。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技术路线，决定了其会首先取代那些更适合年轻人的工作而非更适合老年人的工作。举个例子，年轻人在组装工人这一职业的优势更大，而老年人在外科医生这一职业的优势更大。十年后，机器人很可能进一步取代富士康的年轻工人，但却很难取代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主任医师。眼下，中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相当可怕的17.9%，而技术的发展很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提升。所以我们社会的年轻劳动力到底是不足还是过剩呢？这似乎也并非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适当负增长并非一件单纯的坏事，对于解决失业问题乃至促进我们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升级，甚至可能是有所帮助的。

第四，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来看，人类寿命延长将有助于对冲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下降。

当然，生产侧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谁来消费”。人口持续负增长导致消费萎缩，进而带来长期通缩和经济危机，在我看来这才是人口下降最大的风险所在。

但好消息是，我们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仍在快速发展中。过去30多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78年的66岁增长到了2021年的78.2岁，而且随着抗癌新药持续研发成功、医药集采解决看病贵问题，我们的人均寿命继续上升是一个确定性事件。

我坚定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平均寿命将会超过100岁，而届时由于生活质量的提升，60岁的“老年人”将会像如今45岁的中年人一样充满活力。如果我们能让寿命延长与出生率下降形成对冲，那么在我看来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将会减小很多，甚至我们的人口自然增长很可能在若干年以后的将来重返上升通道。

当然，上面的四点是我们对现状的判断，这并不代表人口负增长是一件全然的好事亦或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要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样，在这方面我也有四个观点，这里不预设任何个人立场，只是单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出发。虽然很多论点可能并不符合主流，但我斟酌后还是还是决定不怕挨骂，继续抛砖引玉与诸位读者分享。

第一，以提振生育意愿为目的的政策不应矫枉过正，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2021年，我们出台了多项政策，涉及房地产、教育等行业，相信其目的和提升生育意愿、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是分不开的。然而时隔近两年时间，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人口负增长问题并没有好转，而这些政策却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房地产“三道红线”的确抑制了开发商无序扩张和房价过快增长，但也引发了硬着陆、烂尾楼等现象。

又如，“双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卷，但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纵使俞敏洪老师直播带货再造新东方，也不得不大量关校裁员，造成了相当的资源浪费和人员失业。更重要的是，这很可能使得我们的下一代在数学、英语等关键学科上的全球性优势地位减弱，2022年我们的英语熟练度排名已经下降到全球第62位，这对于我们下一代人才的国际化接轨显然是不利的。

当然，我举这两个例子绝非是本人对国家政策持有不同意见，只是希望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让全社会只听见一种声音。

第二，扭转人口负增长趋势，核心还是要从发展经济入手。

上文中我们提到，无论日本、俄罗斯还是德国，人口负增长均与经济下行有关。同样，我们最近三年出生人口快速下降导致人口出现负增长，最重要的根本原因也是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既然如此，我也相信以中国优秀的政府治理能力，只要我们能驱动经济重回增长车道，那么人口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向好的，这有赖于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也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努力。而解决暂时的问题，关键是两点。一方面，过去三年的疫情让很多企业损失巨大，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尤其需要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来激发全社会的信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的调整，中老年人将成为社会消费者的主流。我们的上一代人大多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以“艰苦奋斗”为美德。虽然过去这种品质使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但时至今日，合理消费同样是为经济做出贡献的方式。

在经济环境相对困难的2022年，我们的居民净存款增加了14万亿元，而这笔钱中的绝大多数基本都来自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如果能通过适当的舆论引导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动消费、鼓励投资，让这部分资金适当回流市场，一方面可以实质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经济内循环可持续运行给予有力保障，进而带动生育率的提高。

第三，提振生育率，提升女性地位比生育补贴更重要。

很多专家提出通过较高的激励如生育津贴等来提升生育意愿，在我看来必要性有限，而且可能衍生出很多新的问题。近年来在欧美国家不乏有单身母亲生育七八个孩子大领生育津贴，而孩子们因为疏于教育又走上母亲老路的新闻——这显然不是我们值得效仿的对象。

这样的结果同样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越是低收入人群，生育津贴带来的生育意愿提升程度越大，但也同样是这部分人群，在生育二胎、三胎后能给予下一代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条件却是极为有限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虽然提升了人口数量，但对于提升人口素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甚至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更严重的问题。

在我看来，城镇化带来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也正是在于此。过去农耕社会，往往是有钱人家早婚早育，人丁兴旺，而穷人家因为娶不起媳妇晚婚晚育，两类人群彼此对冲，达到一个均值平衡。而城镇化之后，高收入往往伴随高学历，尤其是很多女性需要兼顾事业，婚育时间被自然推迟，而低收入人群则因为购房、彩礼、教育等压力同样晚婚晚育，两类人的婚龄都有所提高，人口出生率自然也就随之下降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生育问题的关键点，恰恰是继续提升女性地位，促进男女平权，而这需要很多政策的引导和优化。

举个例子，我们的劳动法规定了98天的妇女产假以及孕期不得裁员等，但恰恰也是这条法规导致很多中小企业不敢招聘女性，也使得很多女性因为担心产假后立即被辞退而不敢休产假进而推迟生育。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当女性作为一名母亲时，她是在为全社会做贡献，而这样的贡献完全由其所在的企业来买单是不合理的，如果政府能将企业在妇女产假期间支付的工资补贴60%或80%，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压力，更好地鼓励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让更多女性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休产假、尽到作为母亲的责任，相信对于提升生育率一定会有实质性的帮助。

第四，引进高质量移民，改善人口结构和性别比例。

这最后一点可能争议很大，但在我看来，同样是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必经之路。

以美国为例，在截止2022年7月1日的12个月里，美国净增加人口130万，其中只有24.5万为自然增长，余下超过80%均为移民。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过去20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以及全球社会治安稳定程度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却一直以一个移民净输出国的身份存在。

这固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有关，但也同样源于我们几乎全球最严苛的移民门槛——目前老外想顺利移民中国，除非通过婚姻方式，否则一定需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才能取得中国永居进而入籍。至于这个贡献需要有多突出，坦率讲没有明确标准，贡献大的如杨振宁院士，贡献不大甚至为负的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国足的几位归化球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普通外国公民能为中国创造一定价值，那么即便他们没有“突出贡献”就不值得被欢迎吗？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的邻国缅甸有一位女孩子，大学期间自学了中文，毕业后希望来中国找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按照目前的制度约束，她是很难取得中国永居乃至入籍的，但让这样一个能为中国创造价值的年轻人留在国内的收益和风险哪个更大呢？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事实上，很多中国人缺少认知的一点是，中国其实是一个拥有相当程度移民吸引力的国家，甚至根据澳大利亚一家机构的调查，美国人最希望移民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因此，只要我们巧妙设计，不仅可以达到吸引移民的目的，同时也能够最大化减少可能引发的文化、治安等问题。

参考一些发达国家，我们完全可以设计“移民分数表”，通过国别、学历等方面的筛选降低移民未来犯罪的可能，通过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倾斜优化人口结构和性别比例，通过开放投资移民来吸引外资增强经济活力，通过语言的考核来确保这些移民未来可以融入到中国社会中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制度的优化，将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和东欧的高质量人才来到中国，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

最后还是要再讲一下，上面的全部观点都只代表个人的一些思考，不代表所在机构，有偏颇之处也请多多包涵。毕竟，我不是人口专家，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人，一名真诚的爱国者。但如果我的观点能产生一小点启发作用，那就是善莫大焉了。

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