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否需要以牺牲平等为代价？

由于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我们从小看了非常多讲超级英雄的电视节目。我们曾经花上几个小时观看超级英雄们在屏幕上的壮举，包括神奇女侠、超人、蜘蛛侠、绿巨人。这些美国漫画角色诞生于20世纪中叶，他们神通广大，可以震慑罪犯。他们上天入海，飞檐走壁，功夫了得。他们目光如炬，身手矫健，坚忍不拔。

不过，我们不妨花些时间来想想，这些超级英雄在当今的劳动市场能够做什么工作。他们的超能力本质上是在工业时代构想的。在两代人之前的那个劳动市场，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在今天的劳动市场，力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只有七分之一的工作需要美国劳动统计局所定义的重体力劳动。在重体力劳动工作中，例如建筑工人、保安、搬运工，工资在最近几十年都没增加过。硬汉在现代劳动市场只能赚到稍稍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此情此景，长使英雄泪满襟。

想要在今天获得高收入需要不同的超能力。最出色的人不再是暴躁的独行侠，他们是可以组建多元化团队的人。他们开拓创新，思维深邃。他们善于沟通，汇奇思于妙想之中，通晓统计学、数学、科学。《超人》的时代已经终结。《星际迷航》则提供了洞见。

对一些人而言，当今新兴的一位超级英雄是马克·扎克伯格。自从他在2004年的哈佛大学宿舍里创立脸书公司开始，扎克伯格让他的社交网络增长到全球月均20亿活跃用户，市值超过4500亿美元。脸书公司有超过33000名员工，其用户平均每天使用脸书网站20分钟。

脸书也有消极的一面。传统通信技术会助长流言蜚语、仇恨煽动，脸书也一样。许多经营个人信息的公司存在严重的数据泄露，脸书也一样。有人把扎克伯格视为罪魁祸首多于超级英雄。所以，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夸大脸书的好处。即便如此，以这个网站上的客户使用时长作为研究切入点，我们能够用美国最低工资保守地估计它的价格为每位用户每天付费2美元，或者说每年730美元（使用全球平均工资也可以估计出类似的数字）。

从全球范围看，这意味着，脸书的年销售额为1.5万亿美元。扎克伯格及其家族从中获利500多亿美元。平心而论，如果要为当今经济活动中成功的创业和创新颁一个奖，扎克伯格得奖实至名归，并且在这个例子中，创新价格远低于脸书用户享受到的收益。

在脸书这个案例中，创新社会价值远高于成本，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问问这个价格是不是太高了。对于美国那些面积较小的州而言——例如特拉华州和佛蒙特州，500亿美元的创新价格约等于那里全部房产的总市值了。这足以让我们停下来问一问，这个价格是否真的划算。

需要多少钱才能诱发创造出脸书的创新呢？让我们从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2010年的电影《社交网络》中寻找答案。电影中，一个朋友对扎克伯格说：“你甚至还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啥。它能变多大，走多远。现在可不是离场套现的时机。100万美元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什么是好东西？……10亿美元。”换言之，假设扎克伯格今天从他在脸书上的付出挣到10亿美元——这是他实际上挣到的五十分之一——那么扎克伯格仍然会选择从哈佛大学辍学，搬到硅谷，然后用差不多的方式开发出脸书。

我们还提供一个线索来表明扎克伯格本可以非常满意地就挣10亿美元。2015年12月，在扎克伯格夫妇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扎克伯格与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承诺要将他们脸书股份的99%捐给一个做健康和教育的慈善倡议。以今天的估值来看，他们当时给自己留下的也就是10亿美元。这样做之后，扎克伯格将自己的创新成本降至自己收入的一小部分。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描述方式本身太简单了，因为扎克伯格夫妇也从捐款中获得了满足感。但是，这里主要想说的是，扎克伯格并不需要500亿美元作为创新价格。扎克伯格也并不是第一个将创新价格捐出来的企业家。2019年，190位主要的慈善家加入“捐赠誓言”活动的名单上。“捐赠誓言”是由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组织，旨在鼓励亿万富豪捐出自己的大部分财富。目前，捐赠总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包括扎克伯格和陈的捐款承诺）。大多数捐款人承诺捐出他们的大部分财富。

创新价格的意思是，一定数量的财富需要被给予成功的创新家，从而保证他们能够做出产生那些创新的决策。顺理成章地讲，这种价格远超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也激励了那些为追求技术进步而承受资本风险的资助人和投资者。但是，正是因为财富集中在相对较少的成功创新者手中，他们的创新价格水平取决于他们创新活动的成果价格是否实惠。也就是说，如果财富创造的成果本可以在更多家庭中分享，那么更多的人都会希望这种成果应该很实惠。然而，如果付出了高昂的创新价格，由此产生出的财富在扩散过程中还会阻碍创造更多财富的创新，那么其他人就会希望这样的创新越贵越好。

接下来，我们会更具体地讨论创新需要不平等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先看“回报理论“。

要想解释为什么不平等是一个为进步而值得付出的创新价格，基本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风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平等是必要的，唯此才会让那些持有资本资产的人有动力将这些资产用于创新目的。我们会简要讨论这种理论。首先，我们关注回报理论：不平等是产生激励的必要条件，这种激励能够让具有天赋的人成为企业家。

回报理论常常获得欢迎，因为传播这种说法的正是那些怀疑不平等程度的人。例如，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坚称，如果美国能有30多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人，那也是好事，即使要以不平等增加为代价。这还不提萨默斯并不清楚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的创新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中等阶层岗位。

持相同立场的还有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他是硅谷一家成功的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联合创始人。格雷厄姆认为：“几乎按照定义来说，如果一家创业公司成功了，那么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会富有。虽然致富并不是大多数创业发起人的唯一目标，但是如果他不能致富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去做创新了。”格雷厄姆将自己视为“不平等的制造商”，因为他引导创业者如何致富。事实是否如此，这将是我们在下一章谈到的内容。他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的金钱回报，硅谷就不会繁荣。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这种说法与另一个观点有关，那就是你并不一定要担心有人拿到了蛋糕中的大块，只要这些人负责做出更大的蛋糕。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必须强调，这种说法并不充分，它仅看到了富有的企业家创造了具有社会性价值的创新，就推断他们随之而来的财富是他们做出创新决策的必要条件。甚至格雷厄姆本人看起来都明白这一点，他写道：“如果你想要理解经济不平等中的‘变化’，那么你应当问问，如果情况不同了，这些人会做些什么。”确实如此。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从这里开始，分析有点难度。对于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家而言，他们选择捐出财富，那么我们就要问问，如果这些财富被抽税而不是被捐出来，他们这些人又会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情吗？但是对于诸如乔布斯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用作慈善，那么类似的疑问仍然存在。人人都说，他日子过得相当朴素。无论对哪种人，我们都要问，这些回报是否仅仅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个数字？

但是乔布斯代表了另一个维度上的疑问。虽然许多人将他视为我们需要不平等才能获得创新的理由，但是乔布斯——他本人缔造了世界上一家最值钱的公司——并没有从苹果公司得到他的大部分财富。虽然具体说法不同，但是当他在2011年离世时，他给家人留下70亿美元。其中有不到10亿美元是苹果公司的股票。为什么乔布斯所持有的苹果股票这么少？当他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免职时，他变卖了自己的股份。当他在1997年重返公司时，他并没有拿到太多的股份或者期权。乔布斯做出了创新，即便他没有从如今成功的创业中得到资金回报。

然而，核心问题并不是个人层面的。相反，我们需要问问，有多少人会选择承担风险，成为企业家，就因为有望能够得到一份扎克伯格式的或者盖茨式的财富？我们要说的想法是，要保证创业者拿到足够的潜在收益，这样的话下一位扎克伯格并不需要离开然后做一名牙医，下一位乔布斯也不需要成为一名追债员了。

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创新早就超越了扎克伯格和盖茨这种哈佛大学辍学学生的小圈子。但是，让我们还是要保留社会圈子这个要素，因为它能够吸引相当多的关注，毕竟总有人认为产生企业家的诀窍就是对亿万富豪减税。

想象一下，有人刚从大学毕业，他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就业前五年总共的收入是50万美元。如果他选择创业，假设他有一定概率在五年后做出一家所谓独角兽公司，价值10亿美元，但是如果失败就一无所得。最后，为了让分析简单，想象一下，这个创业的选项并不会损害他在五年之后的创收能力。只要他不是风险规避的，一点点数学计算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人会选择成为一个创业者而不是华尔街白领，只要他创业成功的概率至少有两千分之一。这看上去也许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现实中没有多少创业者能够成为亿万富豪，所以你也不必惊讶，极少有本科生会选择创业而不是拿一份华尔街交易员这样更稳妥的工作。

这个道理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用来应对不平等的税收论如此式微。在我们的例子中，在许多构架华尔街交易员和创业者都要在许多国家支付最高的边际税率。这说明，他们收入中的相同比例在五年后会被抽到税收部门。所以，如果税率是30%，并且该税率适用于两种收入，那么华尔街交易员会缴纳15万美元的税，而成功建立独角兽公司的创业者会缴纳3亿美元的税。

在这个例子中，数学计算告诉我们，本科毕业生的决定是不变的。同样，两千分之一的成功概率引导了他的决定。只要不是风险规避，在政府从你收入的一部分征税时，这个概率就不会改变大部分的职业选择。只有在创业者的税率高于交易员的条件下，征税系统才可能改变他去做创业者的职业选择。如果创业成功了还要按比其他人更高的税率去缴税，那么更多人就会选择保住收入，本科生可能就会因为税收系统而选择放弃创业。

但是，这么讲还有些牵强。具体讲，我们说搜寻一家独角兽创业公司就像搜寻外星生命。1961年，宇航员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想要估测在我们银河系中可能有多少文明。他将恒星个数乘以恒星存在行星的概率，再乘以行星可能存在生命的概率，等等，直到考虑一个文明可能存续的时间，再考虑这个文明现在是否有可能还存在。在这个例子中，即使你从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开始——例如银河系中的1000亿到4000亿颗行星——概率连乘会将结果缩减到非常低的数字。他最后得到了一个潜在文明数量的估计值，大概100个（为免你对这个数字感到兴奋，有必要指出，距离最近的可能候选文明也要有25万亿英里远）。简单讲，即便恒星个数非常大，即便许多行星都可能孕育生命，但是它们存在一个文明的概率很低。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很小的数量。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连乘逻辑来计算创业回报。考虑30%的税率，如果你能拿到10亿美元，那么乘以不用缴给政府的份额，你还剩7亿美元。现实中创立市值如此规模的创业公司，如果它的概率为两千分之一（这已是非常高的概率了），那么你实际上的预期收入是35万美元，也就是7亿美元的两千分之一。换言之，创立这种独角兽公司是如此稀罕的事情——“独角兽”这三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正是这样的事实限制了创业活动的预期金钱回报。对于有意成为创业者的人而言，做成独角兽公司的概率要比独角兽公司面对的税率更重要。

虽然仅是举例而言，但是这个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到回报理论最有力度的部分。这个理论并没在讨论对富人征税的问题。具有天赋的人深受市场需要，他们无论怎样都能致富。因此，对富人征税在他们选择致富的道路上没有多少作用。

虽然税率对那些立志创业或者安心做高收入交易员的本科毕业生都没有多重要，税收漏洞却很重要。假设我们例子中的毕业生不仅是理性的和风险中性的，他还充分知晓税收规则。这样一来，如果税收系统留给交易员的税收漏洞多于其留给创业者的税收漏洞，那么创业的成果阈值必须得改善，才能激励毕业生搏一搏去创业。相反，如果税收漏洞对创业者更有利，那么立志创业的可能性就会变高——这意味着，毕业生会更乐意去尝试创业，即使创业不容易成功。

在一个极端状态，如果税收漏洞太大，以至于让交易员完全避税，那么要想激励我们例子中的毕业生立志走上创业道路，则创业成功的概率要从两千分之一提高至一千四百分之一。实践中，让交易员比创业者更受益的税收规则意味着，人们会更不愿意去追求成功率非常低的创业。相反，如果税收规则对交易员征收30%的所得税，但是允许创业者完全避税，那么有意成为创业者的人只需要两千八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会感觉还是创业这条路更有吸引力。顺理成章的是，这个理论不考虑众多反对税收漏洞的其他理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税收漏洞扭曲行为，破坏系统中的公平感，导致总体不平等。

所以，这是个理论上的故事，它假设我们面对的一个本科毕业生，而这个毕业生非常理性，信息完备，不担心风险。但是，这个证据就金钱激励和回报预期影响毕业生的创业选择这个问题到底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降低针对成功人士的税率，那么我们又能够期待多得到几位乔布斯呢？

也许，对这个问题最为细致的分析来自乌夫科·阿克兹吉特（Ufuk Akcigit）、约翰·格雷格斯比(John Grigsby)、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斯蒂芬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他们研究了美国各州税率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所在州的专利注册数量。利用20世纪以来的数据，使用一系列精细的分析方法，他们的估计是，这个影响很大并在统计上显著。一个州的最高所得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专利数量下降5%。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影响要稍大一些：企业所得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专利数量下降5%。这些研究者给了一个例子，纽约州在1968年决定大幅度增加税率。在增税之前，纽约州的专利增长速率紧随加利福尼亚州的专利率。增税后，纽约州的专利增长速率显著落后了。

虽然这个研究十分出色，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该研究为创新与税收的这个话题画上了句号。虽然专利申请经常被用作衡量创新的替代变量，但是大多数创新并未注册为专利。仅三个技术类别——信息与通信技术、医疗技术、制药——就占到了美国全部专利的一半还多。一些创新者依靠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形式，特别是版权。更常见的做法是，创新者靠的是保密，甚至是那些研发密集型企业也报告说，他们更可能利用商业秘密，而非专利来保护他们的创意。

该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很难去识别更高的税率到底是降低了总和专利增长速率，还是仅仅让创新者迁移到了低税率的州。阿克兹吉特与合作者通过展示剔除了“迁移者”的具体情况，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们仅能够定义迁移者为在多个州注册了专利的人。如果在注册第一个专利之前，创新者就迁移到一个低税率的州，那么这样的人就不被算作迁移者。

从单个州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区分可能并没那么重要，但是从加总的角度看，这种区分至关重要。我们从其他研究了解到，在考虑是否迁移其他州的时候，创新者确实会考虑税率。如果减税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迁移专利，而不是激励全新的创新，那么就存在一个风险，即各州税率的“竞次”行为也许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具创造力的国家。如果某个州减税的真实代价是学校吸引数学和科学教师的资金减少，那么长期的代价可能会超过任何短期收益。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专利盒”上面——这是一种企业所得税优惠，最近几年被一些国家所采用。研究表明，这种税收优惠只会增加机会主义性质的专利注册，而并没有增强真正的经济活动。

顶尖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们的抉择是否受到金钱回报的显著驱动呢？经济学家舒翩（Pian Shu）读到奥巴马总统的论断“太多潜在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用在金融部门的投机中，他们没有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实体经济的创新上”，她决定检验这个理论。考虑到金融正变得数理化，顶级精英院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都选择金融作为职业道路，那么奥巴马的担忧看上去有理有据。

舒翩发现，虽然金融从业者确实赚钱多，但是这些报酬看上去并非主要的驱动力。基于对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研究，她发现，金融是最受欢迎的职业选择。但是，最优秀的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更可能去做创新，并且不大可能选择金融工作。在她研究“大萧条”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职业选择时，她发现随着金融业薪资水平的下降，转变职业道路的是那些学术水平较低的学生，而不是那些超级明星。在研究普特南数学竞赛选手时，她也看到了同样的结果——普特南比赛是一项面向本科生的精英数学竞赛。相似的是，高分普特南选手更可能从事科学与工程学研究，而不是找个金融工作。

虽然我们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一结果，但是这个结果确实告诉我们，选择成为创业者还是发明家并不仅是钱的问题。一流学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这个结果表明，在美国联邦层面温和地加税并不大可能对那些选择创业道路的人产生太大影响。

本文编选自《创新+平等——如何创造一个更像〈星际迷航〉而非〈终结者〉的未来》，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