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

本文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同步发布于小鸟文学，为免费内容。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西南联大进步学子、翻译名家、百岁老人杨苡的唯一口述自传。从 1919 年走向今天，杨苡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时代与人生的淬炼，凝结为一代知识女性的天真与浪漫之歌。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大公主》《四姐和二姨太》《姨太太们》三章分享给读者。

大公主

父亲去世时，遗嘱上有两条，最后宣读时都没有了。一是说二姨太的，说让她改嫁。还有一条是说“大公主”的，说她不好好念书，再这样就不许她出去，不能嫁人，关在家里，一辈子穿布衣，“带发修行”。

大公主是大太太生的，叫杨蕴如，“大公主”是我们私底下这么叫的，因为她盛气凌人，摆派头。她上面有过一个男孩，流掉了，是习惯性流产。有了她，宠得不得了，什么都顺着她，惯坏了。她念书念不进去，只读了小学就不读了。她也是念的中西女校，在中西，人家不会因为她是杨家大小姐就迁就。我们中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出现了一下子，就不怎么来念了。她吃不了苦，觉得坐黄包车上学太辛苦——其实哪里能叫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她倒读得不少，《半月》《红玫瑰》这类杂志她有一大堆，看了就想入非非。

说是让她一辈子穿布衣，也就是说说而已。父亲定下的，我和我姐的陪嫁是每人一万大洋，没说她的—用不着说，钱都在娘手里，她要什么有什么。

大公主十九岁结婚，下定之后和大姐夫通过一年信。大姐夫是孙家的，当时孙家是天津的八大家之一，非常有钱，但我们家认为孙家是土财主。大公主结婚的时候我们去过孙家，我印象挺深的，他家的房子非常多，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弄不清楚有多少间。家里有很多动物，猴子、猫、狗、金鱼等等。但是土得不得了，说天津话。大姐夫很像样，戴金丝边眼镜，南开大学商学院毕业，毕了业就在银行做事。大公主和大姐夫经人介绍，互换照片，觉得挺像样，于是就定了下来，下定后可以通信了。我们家还是很新派的。那时，大公主还是非常满意的。她大我一轮，我七岁那年她第一次结婚，那就应该是十九岁。当然是媒妁之言，男方是孙毓棠——就是长诗《宝马》的作者——的弟弟。

结婚好大的排场，可热闹了。孙家少爷和中国银行行长大小姐大喜嘛，我和我姐为婚礼都要新做衣裳。传说贺礼就有二百抬，那是夸张，哪有那么多？不过孙家那边整条街的确都轰动了。但是他们就是做不成夫妻。结婚前没怎么见过面，这倒也没什么，那时都这样，问题是大公主完全不知道夫妻的事，看孙少爷书生模样，斯斯文文的，怎么晩上变成那样？就害怕得不行。结婚几天后回门，她就不肯回去了，谁也拿她没办法。

没过多久，也就是不到半年吧，当时的北洋政府抄了孙家的家，大概是贪赃枉法之类，家里被贴了封条。孙家的人四处躲避，大姐夫是我们家的姑爷，就到了我们家。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大姐夫很狼狈地来投奔，大公主坚决不和他同房住，我娘只好另外打扫一间让大姐夫住。他脾气挺好，跟我们有说有笑的，我喜欢他，多一个人带我玩嘛。我哥也高兴多了个玩伴，老想点子玩出什么新花样来。他说到外面看电影多麻烦，不如在家里自己放。大姐夫就和我哥一起鼓捣放电影。他晚上还会唱《四郎探母》的选段，这戏里有个番邦公主，“大公主”的绰号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起头我母亲不让叫这个绰号，后来也就默许了。

但大公主死活不肯见他，偶尔碰了面也不理他，弄得大姐夫很窘。他和我们一桌吃饭，大公主就不肯上桌，让把饭菜送到她屋里去，她自己一个人吃。抄家的风头过去，大姐夫住回去了。这边当然要劝和（其实也没把她怎么样），好说歹说回去了，两家都紧张得不得了，不知会怎样。结果大公主还是怕，大姐夫一露面就又闹起来。最后没办法了，孙家还等抱孙子呢，只好离婚。离婚是在报上登了启事的，比结婚还轰动——那还是二十年代啊，离婚就是新鲜事，何况还登报。

大公主到燕京大学当旁听生，是离了婚以后的事。

那时候我哥去英国留学了，我姐考上了燕京，大公主在家里无事做，她在家里总是要压人一头的，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她也要念书。而且要上大学就上大学，我姐上燕京，七叔家的两个女儿也是燕京的，她不能给比下去，也要念燕京。念什么专业呢？她念的是中文系，因为我姐在中文系。其实她对大学里那些科系专业什么的，完全没概念。

旁听生也是要有资格，要学历，她小学都没毕业，也谈不上高中的同等学力，什么文凭也没有，凭什么到燕京当旁听生？还是凭七叔的面子。七叔这时做北平中国银行行长了，家搬到了北平。大公主中学都没念过，又没读过什么书，到燕京能读什么？

她的排场倒是大，开始好像到学校宿舍转过一圈，她看几个人住一间，哪里肯，就住在七叔家。七叔家很大，专门收拾一间屋子给她住，但就算也有人伺候，哪能像在家里那样颐指气使呢？住了一阵就不干了，要出去自己住。最后是在香山那儿租了房子。我猜选那儿，也有比着我哥的因素，我哥出国留学前，母亲曾带我们兄妹三人去香山避暑，不然北平她又不熟，怎么会想到要住香山呢？

燕京的校园就是现在的北大，离香山蛮远，上学怎么去？坐黄包车她是不肯的，嫌北平灰尘大，于是在四大车行包了一部小汽车（这车行是有中国银行背景的），接送她上学，随叫随到。没人伺候她没法生活，于是一个男用人一个女用人跟过去了。

燕京的人都知道杨家大小姐，家里有钱啊。我姐就在燕京读中文系，她当然是考进去的，最烦别人议论这个，觉得丢人。那时的学生穿着都挺朴素的，燕京虽是贵族学校，也都是学生样，大公主整天绫罗绸缎的，还挺得意，我姐看了生气。大公主还跟人家说，我姐是姨太太生的，我姐就更气。偏偏还有同学跑来找我姐，让她跟大公主说说，借她包的汽车用，你们是姐妹嘛，我姐气不打一处来，当然不肯，一口就回绝了。同学借车，是因他们先后请了周作人、沈从文等来校做讲座。后来他们自己找了大公主，她很愿意。接周作人来那次，她穿得花枝招展的，走路一扭一扭陪在旁边，这算什么呢？我姐在下面窘死了。

大公主在燕京没上多少课，书念不进去，在学校就是东转转西转转，倒是人有一些变化，对人客气了，彬彬有礼的。就有个男生追她。姓赵，广东人，化工系的，学皮革制造，小康之家，穷的话也上不起燕京。大公主一直是没开窍的，和姓赵的在一起开窍了，两个人真还是有感情的，没多久两个人就在香山同居。

这是瞒不住的，当然大公主向来我行我素的，可能也没想着瞒，家里就知道了。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允许同居这样的事，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家里娘为大，她是娘亲生的，但娘压根拿她没办法。家里早有人说，大公主有神经病，和孙家少爷结婚又离婚的，议论的人就更多了。她在家里一直对谁都爱理不理，没个笑脸，好像只有见到我哥，她会叫一声“小弟”。印象里她总是气鼓鼓的样子，皱着眉头，用手绢捂着嘴，简直就是习惯动作。有些行为，在人眼里也怪兮兮的。比如丫头来凤悄悄跟我说，她看见大公主在房间里什么也不穿，对着镜子扭来扭去。总之上上下下都觉得她不正常，只有我母亲说：什么神经病？都是娘惯的！当然，这话是没法对娘说的。

娘一直惯她，后来二姐死了，就更惯她了。娘怀过八胎，活下来的就大姐、二姐，二姐不在了，娘越发把情感集中到大公主身上，而且这时父亲过世，没人能干预了。奇怪的是，大公主跟娘一点也不亲，从不见母女的那种亲密，发个嗲撒个娇什么的，从来没有。她对娘也是一副气鼓鼓的神情，母女之间也没什么话可说。我甚至觉得，娘有些怕大公主。

出了同居的事，娘只是唉声叹气的。家里议论大公主神经病，意思是她不可理喻，随她去吧。这事最后也是由她，只是同居坏名声，后来就让他们结婚了。

婚礼之前还有个插曲。大公主的婚礼，我们家要不去，怎么也说不过去，但我们和大公主已经很久不说话了。起因是因为我。我一直觉得大公主长得好看，跟电影明星似的，有次大公主坐在那里，穿着缎子的衣服，好像还化了妆，好看极了，我喜欢画画，当时在旁边就说，以后我就画你，画得跟明星一样。看着衣服好看，我还过去摸了一下，在她膝盖那儿。她马上就恼了，说，走开，走开！你是姨太太生的，别碰我，脏死了！我姐气得不得了，跟母亲说，母亲当然也气。我姐说，以后再不理她了。好长时间，我们当真不和她说话了，对她倒没什么，她一向对我们就爱理不理的。这时有婚礼，怎么办呢？

七叔和娘商量大公主的婚事，说大姨奶她们不去不像话，后来是池太太出了个主意：由他们夫妇出面请客，请娘、大公主和我们一家，到一起就算是讲和了。池太太是我们的家庭教师，我母亲又让我们兄妹仨认了她做干妈的，和家里上上下下都熟。她就两边传话，说好条件。后来我知道了“吃讲茶”一说，跟人开玩笑说，那顿饭也可以算又一型的“吃讲茶”。

到那天，池太太夫妇在餐馆楼上订了个包间，他们和娘、大公主先到，边等边聊天。我们进去了，他们就站起身来，母亲叫娘一声“太太”，大公主就叫一声“大姨奶”，而后我和我姐就招呼一声“大姐”。这时池太太在一边说，你看，她们都叫你大姐哩，大公主接着便唤我们“五妹”“六妹”。这才坐下来吃饭。

一切都是事先讲好的，谁先到，谁后面进来，谁先说，谁后说，说什么，都清清楚楚，就像有剧本似的。其实母亲天天给娘请安，见面时却像是好久没见面似的，整个是演戏。那天晚上太可笑了，就因太可笑，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真真切切。

这样就算讲和了。在饭桌上就开始说婚礼的事，大公主还有那么点羞羞答答的。当然和解是面子上的，我姐就因为喊了“大姐”，想想就生气。大公主的婚礼她也不起劲。

婚礼是在国民大饭店办的，洋味的婚礼，大公主虽是二婚，也还是披婚纱，我们都穿着新做的衣服。婚礼过后，大公主就和新郎到南方度蜜月，而后就去了广东，婆家在那儿嘛。家里的两个用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年纪轻轻，跟着去的，也是陪嫁的一部分吧。过去嫁出去都会带用人过去，自己人，有照应，不让男方欺负着。

谁知偏是“自己人”坏了事。

跟去的男用人叫小田，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当用人，老实巴交的，这时已死了。小田跟他爹完全两样，长得白白净净，学过点文化。他挑拨大公主他们夫妻关系，说姓赵的如何不好，一是说姓赵的长得难看，二是说他跟你结婚是图你的钱，还说，你跟他还不如跟我。大公主跟姓赵的原本还是真有感情的，就是没脑子，居然把他告上了法院，要离婚。在法庭上姓赵的说，他的确是想得到她的钱，当初就是因为她家有钱，不然她是有神经病的，干吗要追她？但他没想过要抛弃她，钱嘛，他是准备拿来出国留学用的。法院最后以感情不和判了离婚。之前大公主把存折什么的都交给了姓赵的，姓赵的也不否认，只是说现在他还不出来。大公主带走了几万元钱，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正闹离婚的时候，小田又撺掇大公主，让大公主跟他私奔。还说，有几万元钱在手，他们一辈子吃喝不愁。大公主不干，她跟小田没那种关系，小田是下人，她是特别有等级观念的，怎么可能跟他跑？小田就威胁她，他手里有不知哪来的一沓子照片，大姐夫私下里照的，也许就是现在说的“艳照”，说要散布出去。大公主急了，就打电报要家里派人去救她。娘一听，这事还得了，就让潘爷赶紧去广东。

大概前后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大公主就又从广东回来了。潘爷去广东时家里就已传开，知道出事了。她在燕京旁听的时候，我们已经住在昭明里了，娘和大公主住楼下，我们住楼上。她住的是朝东一间最好的房间，她去燕京，到她结婚去广东，都一直留着的。这时赶紧打扫出来。她回来那天我听见动静，到楼道那儿从上往下看，就见她绷着脸，进了门谁也不理，什么招呼也不打，进了自己的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潘爷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小田。那一阵潘爷楼上楼下不停地跑，楼下是娘那儿，楼上是我母亲那儿，他在中间传话，商量怎么办。娘是没主意的，老是让潘爷去问“大姨奶”。人回来了，婚也离了，善后的事儿是如何处理小田和那沓子相片。最后是给了小田一笔钱，让他走人，离开天津，当然也是利用杨家的势力，叫他闭嘴，这事一辈子都不准说出去。小田的确没再出现过，从此没了消息。

那些照片，潘爷要交给娘，娘说，丢死人了，我不要看！烧了！就烧了。家里人都没看到，最后也不知是些什么照片。

大公主从那以后就不对头了，整天关在房间里，吃饭也不出来，都是用人端进去，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抽上了烟。娘胆小没主张，根本管不住她，只好由她。没过多久，大公主就不和我们一起住了，她要另外租房子，从此搬出去，带两个用人自己过。租的房子离家不远，娘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出去打牌，都会早走一会儿，去看看大公主，到那里也没什么话说，大公主不大搭理她。她的自闭越来越严重。我母亲就说大公主好好一个孩子就被我娘害了。家里给她倒茶，她拿着茶不知道喝，嘴里念念有词：“还是孙胖子好，上当了，我遇上坏人了……”总之是受了刺激。

一九四九年我回天津生赵苏时，她又和娘住一起了。离家好多年，我回去以后发现我们住的耀华里已经很不像样了，家里仆人也少了，男用人只剩下老潘，服侍娘的丫头小玉嫁人了。大公主还是一个人一间屋。当时我三十岁，大公主四十二岁，基本疯了，在家里走来走去的，不说话，或是莫名其妙来一句，很伤脑筋。有客人来，她会出现，眼神不对，穿衣服乱七八糟，头发蓬蓬的，大家都不敢讲话，她绕一圈以后又回屋了。

人还认得的，见到我会叫我小名：“你是六妹，你叫小胖子你还记得吧？”有次看到我的地下党同学开吉普车来接我吃饭，她就把我拉到穿衣镜前，说：“你有什么好看的？你不好看，个子也不高，你还没我好看—倒还有福气，认识八路，八路还拿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怀着孩子，被她吓个半死。她是从窗户里看见我同学开吉普车来，对用人问起来，用人觉得很得意，就告诉她：六姑娘认识八路！

我小时候有一个大洋娃娃，回来后从箱子里找出来，放在自己卧房的沙发上，有一天眼珠子被她抠下来了，也就是下楼吃饭那么点时间。那时候家里没人，又不能锁门，小孩只有赵蘅，那时她特别好看，眼睛很大，我怕得要命，老想着洋娃娃被抠掉眼珠的事。

我不要看！烧了！就烧了。家里人都没看到，最后也不知是些什么照片。

娘快死时，我母亲、我姐和我都在她跟前，我姐在哭，母亲在抹眼泪，我不会哭，没表情站旁边。大公主在自己卧房里不出现。母亲就对我姐说，娘要咽气了，让她过来吧。照老规矩，这时候是要喊魂的，我姐就把她喊出来。我姐姐拉着娘的手，喊“娘，娘”，大公主不张口，好像没事人，东张西望的。母亲又提醒我姐，让你大姐喊两声。娘躺在那儿捯气儿，大公主就那么站着，也不喊。我姐就说她：“你自己的娘要没了，你就不喊，不哭？！”我姐厉害，连大公主也有点怕她，就哭起来，喊“娘，娘”，一边手绢挡着脸，一边眼睛瞟着我姐，嘴里呜呜呜的，也没眼泪。

大公主一直有烟瘾，每天早上都去和娘要香烟。娘死的第二天早上，她还没弄明白这事，娘脸上已盖着大白手绢了，她还对着说，给我香烟！我姐就训她：这时候知道要娘了——你娘已经不在了！她大概这时才明白怎么回事，真的哭起来。我母亲从里间出来，推开我姐，给她两支烟，安慰她说，你没有娘了，以后你跟我们一起过。

你要说她疯了吧，有些她记得特别牢，哭完了之后她还找我母亲说：“大姨奶，太太不在了，以后还要和太太在的时候一样啊。”意思是她的待遇不能变。那时候困难，物价飞涨，有次我母亲烧了四条红烧鲫鱼，单独给她两条，我们一大家人，母亲、我姐，加上我和孩子们吃两条。结果她吃完自己的鱼和别的菜以后，又从房间里出来，用筷子敲着盘子，绕着我们吃饭的桌子走，嘴里嘟囔“没菜了，没菜了”，母亲只好又搛菜给她。

就是这样供着她，她还不满意，又闹着要到七叔那里去。她还记得当年家里几十万没了时，七叔担保的话，说娘、杨宪益、大公主的生活还是照旧，该怎么花钱还是怎么花。我母亲很生气，叫丫头来凤送大公主到上海延庆路七叔那里。七叔提前退休，领一点退休金，郁郁寡欢的。七叔七婶、堂弟堂弟媳一家，家里已经是八口人，房子也不大，就两三个卧房，很挤的，突然冒出个大公主，怎么过？没过几天，大公主受不了，又被送回来。

送回来后她就更疯了，后来我姐夫回国工作，被调到北京，母亲、我姐都过去，耀华里的房子给姐夫的哥哥住。没法带大公主一起去北京了，找了过去一个丫头的婆婆伺候她，还住在耀华里，我哥哥每个月给寄钱。没过多久，大公主被查出得了乳腺癌，已经没救了，也没有决定给她做手术。

后来据说大公主非常可怜，穿着破棉袄，没烟抽，就在马路上拾烟头。还有人看见她自己用铜盆端水到露台上，从棉袄上扯下棉花擦洗上身，身上溃烂，一处处脓水。

我哥哥后来说，家里是给她寄钱治疗的，但钱都归那个丫头的婆婆管，克扣得很厉害。那个老太婆很厉害，留在天津的老仆潘爷都被她欺负。大公主身上化脓疼得叫唤，扯破棉絮堵化脓的地方，她也不管，最后就是疼死过去的。大公主死的时候叫了三天三夜，整个里弄都听得见。据说她死时砰的一声从床上掉在了地上。老太婆后来买了口棺材抬出去草草埋了。我听母亲说，耀华里的邻居都觉得我们抛弃了她去北京做官，没管她，其实我哥哥为供她也花了不少的钱，我们也觉得委屈。

大公主是查出癌症半年后死的。虽然我一直讨厌她，没好感，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她很可怜：一开始太有钱，死的时候又太凄凉。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在天津西湖饭店看选美，在跳舞场看到了大公主和《北洋画报》姓郑的主编一起跳舞。她看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我当然也没理她。我猜测当时大公主对郑主编有兴趣，人家并不喜欢她。她是大小姐，到哪里都喜欢出钱，人家当然也不会拒绝。她每天都想法子玩，反正有的是钱。那时候她还是很时髦的，外表也看不出来有病，但是嘴里已经有点念念有词。那时候再想不到，她的结局会那么惨。

四姐和二姨太

我哥行三，下面是四姐，二姨太只生了她一个。我老是想起她，不止一次想写她，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写。老想起她，是因为她的经历太惨了。家里很多人都是悲剧，其实说“悲剧”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四姐，其他有的人也许说有悲剧色彩吧，以现代的眼光看，有某一段不如意。比起来，四姐的一生，包括最后的结局，整个就是悲剧。

说四姐，要从她母亲二姨太说起。二姨太进杨家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她原是别人家的丫鬟，那家人要巴结差事，送给父亲的。父亲原本并没有再纳妾的意思，对二姨太一直比较疏远，看她没母亲懂事，像教母亲念书这样的事是没有的，父亲病中也不要她伺候。二姨太和父亲只生过一个女儿，父亲去世前立下的遗嘱，说二姨太年纪轻，别让她守着了，女儿是杨家的骨血，留下来，她可以再嫁。但是后来宣布遗嘱，这条没了。也许家里还是觉得杨家的妾嫁人了，没面子。

二姨太在花园街住了好几年，如果不是三叔与人合伙贩私盐弄没了我们家钱的事，她就一直这么过下去也说不定。出了那事后，她跟我母亲说，该去闹，头撞墙什么的，定要讨到一个说法，意思是父亲留下的遗产，不能就这么没了。我母亲不肯，说她不管别的，只要能把三个孩子养育成人，家里管这个就行。

二姨太不干，还要闹。这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找妇女救济院。她当真就到天津妇女救济院去求助。妇女救济院给她出头，让她就在那边住下。报上也登出来了：“前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一小妾不堪大妇虐待……”指名道姓的，这就太让我们家丢脸了。

也不知怎的就扯到“大妇虐待”上。“大妇”当然是指娘，其实娘是脾气很好的人，也没主意，你让她虐待她也不会。而且她对二姨太挺好的，有一阵，因为母亲生了我哥，无形中似乎威胁到娘的地位，娘对二姨太还多少有点笼络的意思，“虐待”真是无从说起。二姨太这么一闹，得罪了娘，也得罪了整个杨家，不好收拾了，她自己倒浑然不觉，住在救济院，还等着家里叫汽车接她回去。我们家没汽车，当时天津有个四大车行，中国银行办的，可以租汽

车，家里要用车的话，就打电话过去，车到家门口候着。

也不知听了谁的，二姨太以为她这么一闹，有妇女救济院给她撑腰，家里拿她没办法。她也不想想，接她回来，她有面子，不就算她闹得有理了吗？这边怎么可能去接呢？她有面子，这边的面子往哪儿搁？都被她气得不行哩，没人理她，由她在那边待着。

最着急的是她的女儿，我们叫她“四姐”。二姨太跑到妇女救济院，住在那里，四姐一人待在花园街家里，没人对她不好，但她当然难受。她替她母亲向娘求情，跪在娘面前，哭得泪人似的，大姑妈是她干妈，她也向大姑妈哭诉。最后是谈好了条件，二姨太离开花园街自己过，其实也就是和杨家断了。

二姨太得到了两万元钱，这也是原来父亲遗嘱里说的数：二姨太一万，四姐的嫁妆钱一万。立了规矩的，第一年只准用利息，不准动本。另外，原来是要留下四姐，让二姨太一人离开杨家的，四姐自己还是要跟着母亲，这样她们母女就搬了出去，在张庄大桥租下一处两楼两底的房子。

四姐的一生，包括最后的结局，整个就是悲剧。

从救济院回到花园街到搬出去过这段时间里，二姨太接待过一个来客，说是朋友，住救济院时认识的。二姨太在妇女救济院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窑姐。那次带来的人，一看穿着举止就不对头。也是想到大户人家来看看，开开眼吧。来了就待在二姨太屋里说话，别处是不让她们溜达的。那个窑姐躺沙发上，看着房间里的陈设，很羡慕，说这样人家，你还要往外跑？

她领朋友来，也就那一次，家里上上下下都看着不顺眼，老仆潘爷是瞅见那女的躺沙发上的，说，什么样子，没一点规矩，都把什么人弄家里来了？！当时那种情况下，二姨太还把人往家里带，简直就像挑衅了。娘发了话，说，以后不准领家里来。当然，就再没来过。而且不久以后二姨太就搬出去了。

二姨太人比较活泼，大大咧咧的，她屋里时常会传出她唱歌的声音。我母亲是没什么声音的，相形之下，二姨太那边就热闹了。她守寡时年纪轻轻，爱热闹，唱唱歌，再自然不过。她也没什么等级观念，对下人没架子，也许和他们在一起，她更自在些。只是她没脑子，容易受周围的人影响。她在妇女救济院待过一阵，接触了一些人，回来后就唱些小调，这就让家里更不待见她。她自己后来弄得一团糟，把四姐也给害了。

四姐叫杨聪如，大我四岁，大我姐一岁，也是念的中西女校。虽然在一个学校，我姐和她却很疏远，从来不在一起玩，觉得不是一路人。四姐长得很漂亮，特别爱打扮，穿着很时髦，成绩又好，毛笔字是她那届的第一名。气味不投之外，我姐多少也有点嫉妒吧。小时候她常和我们一起玩，特别是一起扮戏。我太小，都是跟我哥我姐和四姐后面。只有一回，我哥要扮《游龙戏凤》，没别人，就让我充个数。那出戏是说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的事，他在梅龙镇投宿李龙家，被李龙妹妹吸引了，就调戏她。杨宪益去正德皇帝（“去”就是扮演的意思），我就去凤姐。里面有凤姐绣花带子掉地下皇帝踩着不放的情节，母亲还特地找了个绣花布带当道具。我什么也不会，只会拖着声叫一声“来—了—”。

四姐在的时候就复杂了，穿戏服，还系了用珠花什么的制作的行头。扮过《武家坡》《四郎探母》……当然都是她去主角，在她眼里，我们都是“小儿科”，教我们该怎么着怎么着，她正经学的嘛。她学戏挺起劲、挺认真我们都是知道的，但谁也没想到她后来真的唱戏了。

她本来念书念得好好的，搬出去后没多久就不上学了。那时她已经念到高中了，把精力都放在了票戏上，成为天津有名的票友。当时《北洋画报》捧她，登了整版，相片里有写真，也有戏装的，“前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女公子杨维娜”什么的，称她是“著名票友”。四姐的英文名是 Verna，“维娜”就成了她的艺名，唱戏都是用这名，“杨聪如”是不用的。那一版上还有她的毛笔字“艺术至上”。画报主编捧她，除了银行家女儿的身份，还有猎奇的成分，唱戏的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四姐是教会学校的，能讲英文，又写一笔好字，也算是个异数了。

四姐票戏，会请家里人去看。我跟着母亲去看过两次。看《武家坡》那次，七婶、姑姑都去了。开演之前，二姨太看到我们，赶紧就到我们座位上来招呼，觉得很有面子。就是那次，七婶看出她有点不对头——她老用斗篷遮在肚子那儿。她一走，几个大人就嘀咕，怀疑她有身孕了。

七婶没看错。按后来知道的情况推断，二姨太怀上的应该是陆二的孩子。陆二是我父亲在世时的年轻男仆，就是旧小说里说的“小厮”那种。他父亲就在我们家做的，类似《红楼梦》里说的“家生子”。父亲去世后他还在我们家，和我哥的奶妈姘上了。那个奶妈长得极难看，一张马脸，真是像马，陆二倒长得白净清秀，还有点文化。两人这种关系，家里绝对是不容许的，于是两个人都被打发走了。二姨太和陆二原先在我们家里就认识，搬出去后不知怎的就到了一起。陆二和那个奶妈并没断，后来居然都住在一起，一大家人靠二姨太的钱过活。

在花园街时，我母亲和二姨太关系不错，她们是以姐妹相称的。二姨太闹财产，还有之后的种种作为，母亲都不赞成，不过她最可惜的是四姐。有一次她带我去看四姐演《女起解》，四姐扮苏三，套着枷一出场，母亲看着就流泪了。和剧情没直接关系，她就是觉得四姐跟着二姨太现在这样，很不幸。这以后她就再没看四姐演戏，说看了难过。看《女起解》回来，她还想着四姐，娘不管，以她的身份，也不好过问。她就指望我们，说四姐这样了，你们一起念书的，要劝劝她呀。母亲是最看重念书的，四姐好好的就从中西退学，在她看来太糟糕了。于是我哥我姐就给四姐写信，我姐一下写了四五页纸，我哥写了两页。都有了，我哥又对我说，你也写两句。我还是小学生，不知怎么劝。我哥说，就写多想想再做决定。我忽然想到老先生才教的“四书”，写了句“子曰：三思而后行”。就这么秃头秃脑的一句，后面写上“小妹”。

我们的信当然不起什么作用，四姐没回我们的信，也没再回到学校，反倒比票戏更进一步，干脆下海了。这在杨家，等于又是一桩丑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其实是看不起“戏子”的，票戏是玩玩，不能当真，真拿唱戏当饭碗，就失了身份。《北洋画报》上登四姐的照片，她还是“名媛”的身份，虽然她们已经离开杨府，但她毕竟是杨毓璋的女儿。如果当时她已下海，恐怕就不会用一个整版来捧她了。

既然唱戏丢人现眼，中国银行就跟戏院打招呼，不许捧四姐。银行界捧戏子是有名的，不让捧谁，戏院也得买银行的账。虽然不是封杀令，但杨家发了话，比较像样的戏院就不敢让四姐演了。我们那次看四姐票戏，是在“春和”，中国大戏院建好之前，春和差不多是天津最好的戏院，四姐下了海，就再不能在春和唱了。春和在法租界、日租界的戏园子要差一等，后来她在日租界的戏园也站不住脚，只好到“中国地”的“下天仙”这样的地方唱—听名字就知道，那是下等的戏院。

在天津唱不出名堂，四姐只好到外地去唱。我知道她去过南京，还到过山东的济南。但是她不懂唱戏是要拜码头的，而且她还拒绝唱堂会，达官贵人喝着酒吃着饭，让她在那儿唱，她不干。也不是没唱过堂会，但都是唱完了就走，陪酒什么的就不干了。好像是在山东，据说韩复榘还是什么人，反正是个军阀，土皇帝式的人物，让她去唱，像叫条子似的，她就拒绝了，说她“卖艺不卖身”。她还到过伪满洲国，又不肯给日本人唱。这样在哪儿都站不住脚，又回到了天津。回来之后比之前情况更糟了，只能在等级最低的小戏园唱。

这时她已不能不唱了，因为一大家子都指着她。那个奶妈和陆二有两个孩子，陆二和二姨太又生了俩还是仨，那么多口人，全靠她养着。她们刚从花园街搬出去时，住的地方在英租界，当然贵，后来就住不起，也不知搬到了哪里。

二姨太的钱早花完了，四姐要置办行头，要请人教戏，都要花不少钱。她不是童子功，只能靠苦练，学刀马旦的戏很苦，一直就那么撑着。最后一次唱戏，早上刚打了胎，晚上就登台。

这以后她就再没看四姐演戏，说看了难过。

打胎是因为她和一个北昆名角好上了，怀了他的孩子。其实一直有人追她，追她的人里，还有大学生，她有文化，会说英文，会唱戏，人又长得漂亮，挺拿得出去的，但是她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名角。那人是北昆的头牌，早有家室，将四姐明媒正娶是不可能的，有了孩子，只能打掉，何况她也不能不唱戏养家。

据说那天晚上唱完了戏，到后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纸垫着，十刀草纸也不够用，全浸透了，简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这么没了。

这些都是解放后听说才知道的。抗战后，二姨太、四姐她们完全没了音信。事实上二姨太她们搬出去后，和杨家基本上就断了来往，只是在四姐票戏那阵子，来请了，去看过她的戏，四姐当真下海唱戏，就彻底断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姐还是三八年离开天津以前，是有天下午，我去中西，算是对母校最后的告别吧。车夫小本儿（因为驼背，也喊他“罗锅”）拉着车忽然慢下来，对我说，看，是四姑娘吧？一辆洋车过来，车篷拉着的，因是迎面而来，我还是马上认出了四姐。从看她票戏《女起解》之后，几年了，再没见过她。我吃惊不小，她变化太大了。她大概是下了戏回去，很浓的妆，脸色憔悴，显老，穿着旗袍，下面是缎子带花边的大脚裤，颜色搭配很俗艳，有一种风尘感，就像人们印象里的那种下等戏子。

我们对视了一下，她肯定是认出我了，但装作没看见，我没和她打招呼，小本儿也只是顿了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回家后他把遇到四姐的事跟我母亲说，母亲叮嘱他，下次老远见着就绕道走，还跟我说，如果再见着四姐，也别招呼。虽然如此，母亲心里其实一直挺可怜四姐，替她惋惜，后来不止一次跟我说，当年二姨太离开时，若是硬留四姐，也就留下了（父亲遗嘱里说她是“杨家骨血”嘛），要是留下来，她就不会下海，更不会死得那么惨。

当然这都是假设，人的命运经常是料不到的。母亲的叮嘱对我也是多余的了，因为我很快就离开天津，再也没见过四姐。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次街上的相遇，是我见四姐的最后一面。几十年过去，我好多次想起她，也曾想把她的故事写出来。那时我姐还在，她不反对我写二姐（事实上我也写了），写四姐她却不赞成，觉得有点家丑外扬。我倒不觉得这算什么“家丑”，四姐，还有二姨太，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不过也就没写。没写，还是老想起，她在家里扮戏的情形，《北洋画报》上她的照片，最后是她坐在洋车上的样子，那是最后的定格，连细节都清清楚楚，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姨太太们

我曾经想写篇文章，题目叫“姨太太们”。母亲是姨太太的身份，虽然她痛恨这身份，“姨太太”却像标签粘在身上，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讲等级的圈子里，姨太太来往的大多也是姨太太，我随母亲接触过不少，也听说过不少姨太太的故事。

有一件事在当时是引起轰动的。有个已经洗手不干了的军阀，叫褚玉璞的，就住在日租界，离我们家不太远的一栋洋房，忘了原来当过军长什么的。他有个姨太太姘上了戏子，这姓褚的一介武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人去把戏子绑来，那人刚唱完戏，还没卸装就被绑了，而后被弄死，有人说是枪毙了，有人说是活埋了。姨太太后来也被弄死了。报上登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住宅就在我们那一带，家里也免不了议论，挺吓人的。

这种人我们家是不会有来往的。倒是有个姓宋的，是旅长，他的姨太太因为常到花园街陪娘打牌，和我母亲熟起来，是有些走动的。他们家离我家不太远，也在租界（因为生活条件好，退休的军人官僚都喜欢到天津租界当寓公），我跟着母亲去过，来凤等用人也带我去过，很像样的一栋小楼，宋旅长和太太住楼下，姨太太住在楼上。姨太太长得很漂亮，后来和一个小白脸好上了。那人住在一个旅馆里，姨太太常偷偷去幽会，我们认识的大王姨曾经在他们家帮佣，姨太太会叫她到旅馆里送信什么的。我母亲知道了，就对大王姨说，这事可不能干。这事最后有没有东窗事发我不知道，即使姓宋的知道了，大约也不会下褚玉璞那样的狠手。这人我见过，文质彬彬的，不大像个武人。

有次姨太太和他吵架，在二楼叫骂，声音好大，他也没办法，一个人在楼下唉声叹气的。

虽然有来往，我母亲和这样的人是不会成朋友的，母亲最好的朋友是五叔的姨太太。五叔是杨士骧的儿子，杨士骧就是做过直隶总督的那位，他们家是真的有钱，五叔后来一直在上海，住着豪宅，什么事也不做。五叔的姨太太是蒙古人，长得漂亮极了，原来是个丫头，成了姨太太后生了儿子，五婶死得早，后来就把她扶正了。我们称她“五叔家的姆妈”，就像我们喊母亲“姆妈”。出身、境遇很相像，我母亲和她就特别投机，到一起什么都谈。比如有一阵传说五叔又要讨小了，她说，随他去，再讨个进来，我倒省心。我母亲一向也是这态度。

解放后五叔家当然不好过，但开始还可以，过得挺滋润，到“文革”就不行了。谁也不知道五叔是怎么死的。七二年我到上海，去看过五叔家的姆妈，她跟着女儿过，房子被占了，家里一塌糊涂。她女儿，我的堂妹，医学院毕业的，因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在一个工厂里做厂医，一干就是好多年。堂妹一直没结婚，我姐给她做媒，成了中南海保健医生的续弦，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吴阶平。吴阶平的弟弟（也是周总理的医生）住在三里河，和我姐在一个大院，认识，吴阶平的太太去世了，他就托我姐物色合适的人，我姐就想到了五叔家的堂妹。他们就通信、见面了，双方都很满意。吴家老太太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对我堂妹喜欢得不得了，因为是杨家的，性情又好，特别温文有礼，又是搞医的。二人互相通信，还互相写诗，过段时间就结婚了，婚礼在北京饭店办的，盛大的婚宴，只是没穿婚纱。来了很多要人，因为吴阶平身份特殊嘛。

五叔家的姆妈没参加，虽然她是扶了正的，她还是有点惧怕那样的场合。

这么看来我姐的媒做得太成功了，谁知后来是那样的结局。

婚礼过后就是办调动了，上面的意思，调我堂妹去北京当然一切不成问题。什么都办妥了，厂里准备开欢送会了，临走之前她去看了场电影，电影散场，她还坐在那里，工作人员一看，已经死了，服了安眠药。为什么要自杀呢？

她是不想去北京，她母亲也不肯去，又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在上海，她要照顾母亲。她是不会反抗的，结果是自杀。在她的手包里，装着吴阶平的信，还有他们写的诗。后来我们议论她的死，都说这真像是杨家人的方式。

厂里要开的欢送会，这下成了追悼会。吴阶平从北京过来参加，他是规规矩矩的丈夫身份，很伤心。她在厂里好多年，工人姐妹在追悼会上闹事，哭诉，你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为什么就这么走了呢？她的死是谁也没想到的。

和娘一起打牌的人里面，还有个张姨太，家里很有钱的。她没孩子，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女儿——我姐姐他们都认过干妈了，就我没认过——我母亲没答应。张姨太是窑姐出身，是小老婆，我母亲当然不肯。还有一条，是她没文化，我母亲最看重读书了。张姨太见到我，就让我喊她干妈，还拿好吃的逗我，说喊“干妈”就让吃，我就是不喊。

我看她们打牌，钻来钻去的，好玩。有次发现张姨太衣服里面垫着好多草纸，把肚子弄大起来。我跟母亲说，母亲让我不要瞎讲。后来才知道，张姨太是在装怀孕哩。对外就说她怀上了，过一阵又来打牌，就说打牌时把孩子生大娘那里了。再过些时候就抱着一个早早预备好的领来的孩子回到张家。从装怀孕到说在娘那儿生，当然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长大后我还又见过张姨太一次，我坐在黄包车上，罗锅拉着车，就听有人喊：“六姑娘！六姑娘！”我回过头来认出是她，蓬头垢面的，我还想打招呼，罗锅不停下来，反倒跑得飞快。

……

解锁完整阅读体验

请至“小鸟文学”app 阅读全文

或在应用商店搜索“小鸟文学”👆

题图来自清华校友总会

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