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 | 孙若茜

小说《瘟疫之夜》（Nights of Plague）的扉页上引用了两段话，其中一段出自《约婚夫妇》：“从来没有一位当代作家去翻阅故纸堆，去寻找蛛丝马迹，去书写一部关于瘟疫真相的历史。”不知道是否正是这句话给了奥尔罕·帕慕克启发和激励，使他用40万字的篇幅书写了1901年发生在一座虚构的奥斯曼帝国小岛的瘟疫。

在采访中，帕慕克告诉我，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在构思一部瘟疫主题的小说。几年前动笔时，朋友们都对他说，谁会去看你写关于鼠疫的小说？结果，他写了三年半之后，新冠肺炎暴发了，朋友们又都说他幸运，小说变得有话题性了。

虽然帕慕克将故事设定在了被称为第三次瘟疫大流行时期，而当时暴发的腺鼠疫也并不能和新冠类比——鼠疫的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但新冠疫情的暴发还是使他把自己的作品推倒重写了80%。

帕慕克说，一开始，他想要通过小说讨论东方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西方认为在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并不会严肃对待流行病和隔离措施，他们认为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腺鼠疫在亚洲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在欧洲并没有造成多少死亡。后来，他想写更多政治层面的东西。而在当下，他意识到土耳其政府也愈来愈带有威权色彩，因此希望借助鼠疫写一个关于20世纪早期的政治寓言。

“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历史上，不同瘟疫之间的共通之处，不只在于细菌和病毒本身是相似的，更在于我们最初面对瘟疫时的反应总是相同的。”帕慕克说，“我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些。”

在这本小说中，帕慕克再一次“出让”了故事的叙述权，这是他在以往的作品中曾使用多次的叙述方式。换一种说法，帕慕克希望读者看到的那座发生瘟疫的明格尔岛的故事，是由历史学者米娜·明格尔丽讲述的，连小说的序言都是她写的。不知道帕慕克有没有想过直接以米娜·明格尔丽的名字出版这部小说。

奥尔罕·帕慕克著作《瘟疫之夜》

这位虚构的叙述者手中最重要的史料，是她的外曾祖母——奥斯曼帝国第三十三任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三女儿帕克泽公主——在1901年到1913年间给她的姐姐哈蒂杰公主写的113封信。哈蒂杰公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小说中用的也是她的真名。而帕克泽公主就又是作家虚构的了。

故事中，苏丹钦点了帕克泽公主的婚姻，她的丈夫努里是一位专攻检疫隔离的医生。他们在新婚之际到达了明格尔岛，参与了岛上遭遇并对抗瘟疫的全过程。只不过，在瘟疫肆虐的那段日子里，公主几乎是没有踏出明格尔总督府旅馆半步的。因此，她在信中讲述的外部世界全部来自她和丈夫的日常聊天。帕慕克说：“奥斯曼帝国官僚系统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男性权力系统，医学、军事方面都是男性主导。我做了很大努力，希望通过女性的眼睛来看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统治，来审视这个系统如何应对现代性。”

在近些年的写作中，帕慕克总是有意识地贴近女性人物的视角。在他的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他写了土耳其社会中的典型女性，被宗教、社会、传统，特别是被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压制。而在他五年前出版的小说《红发女人》中，当书中的前两部分完成了对故事主体的讲述后，作家又从女性视角出发，在书中的第三部分让主人公“红发女人”对故事重述了一番，将整个小说里外颠倒了过来。在当年的采访中，帕慕克告诉我，在西方，或者在土耳其，红头发被赋予的特质多是负面的，愤怒、难以控制、具有破坏性等。土耳其几乎没有人天生红发，所以，“红发女人”的发色一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那是一种对社会规则的挑战，意味着她更加自由、开化。环境充满压制，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不会反抗，这是帕慕克想要在书里传递的信息，他不止一次说过，他想要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

至于《瘟疫之夜》中的女性视角，“叙述者”米娜·明格尔丽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多年来她翻阅了英语和法语档案馆里收录的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的驻外使节的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撰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论著。然而，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的笔下对霍乱或者瘟疫期间发生的同一桩事件能有如此深入、如此精彩的描述，也没有哪一位驻外使节能够描绘出奥斯曼帝国港口城市空气的味道、街道与集市的斑斓、海鸥的鸣叫、马车的车轮声。帕慕克借米娜·明格尔丽之口点明：“是不是因为帕克泽公主像我一样，是‘女性’，所以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要比历史学家和驻外使节多姿多彩、更‘精确详细’？”

帕慕克绘制有关《瘟疫之夜》的涂鸦

书中提到了“男性作家里最女性化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观点：“为了让小说真正使人信服，站在某一个人的视角把所有的细节集中起来是必需的。”帕慕克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能够创造出历史氛围的细节。文字的铺陈之外，他还用画笔描绘了明格尔岛上的图景和主要人物的肖像，用在了书封上。除此，作家还在书中绘制了一幅全岛地图，总督府、清真寺、道堂、教堂、酒店、医院、学校、隔离区、焚烧厂、墓地等等以及几位主要人物的家都被标注了出来。这让我们可以站在“岛上”，更切身地去观看，瘟疫之下国家在做什么、公众在生什么气、个体店主们在说什么、医院如何变得拥挤不堪、死者如何下葬，以及疫情期间有哪些流言等。帕慕克告诉我，他常常用这些细节提醒读者明格尔岛是一个真实的岛屿。但有时候又会从现实主义的描写转换到有点童话色彩的叙述中——这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它忽然宣布独立，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用作家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也是讲述帝国崩毁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历史寓言。在构建过程中，人们需要构建一段新的历史叙述，人们会以新的方式讲述从前那个帝国的历史。所以这是一段脱离帝国统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故事。”他强调自己是用反讽的笔法来写的，因为“我们是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构建过去的。如果当下的情况变化了，那么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也会改变。这是无法避免的，人类总是会这样做”。“我在小说中展示了：我们改变了什么，有意建构了什么，什么是想象的、虚构的。”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图｜视觉中国）

“我在小说中展示了：我们改变了什么，有意建构了什么，什么是想象的、虚构的。重要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爱、思想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帝国崩毁之际，你需要新的世俗神话”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书写一场100多年前瘟疫流行中的社会图景时，关于国家在做什么、公众在生什么气、个体店主们在说什么、医院如何变得拥挤不堪、死者如何下葬，以及疫情期间有哪些流言等等的时候，笔下的细节来自想象、历史资料，还是来自你对当下世界的情景的捕捉？

奥尔罕·帕慕克：为了写好1901年的明格尔岛，我找到了当时大商场的商品条目，比如伦敦的哈罗德（Harrods）百货公司，还有巴黎的乐蓬马歇（le bon Marché）。我根据这些条目做了研究。另外，在英国殖民地孟买和英租界上海，英国医生写了很多医学报告，这些报告在网上能找到。总之，我做了很多有关历史细节的文献工作，并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写下了这部小说。比如，在瘟疫发生的地方，人们一开始没有寻找到正确的药物，还遭遇了药品短缺，还有医生的恐惧，以及穆斯林不希望接受基督徒医生治疗、不同的宗教团体或政治派别之间的憎恨……

在历史上，在各个地方，这些事情普遍发生。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在印度，有时检疫人员会烧掉整个村子，从而遏制瘟疫蔓延。印度当地民众和西方来的医生彼此隔绝，人们想到的不是把病人送到医院，而是想杀死他们……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盲目看法和误解。

《流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文字之外，书里还有你为明格尔岛绘制的地图和插画，它使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了岛上的街道、商店、监狱等，让这座虚构的小岛显得更加真实。画画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你想象和写作？那些街道，是先被画出来的，还是先被写出来的？

奥尔罕·帕慕克：我写小说的时候会作笔记，这些笔记，有时候是文字形式的，有时是包含图像的。我看着那些地中海岛屿的风景，想象出我小说里明格尔岛的样子。我的小说是对正在衰落、解体的奥斯曼帝国的全景式的描绘。这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小说，描写了奥斯曼帝国崩塌前的最后10年，特别是其官僚体制。对这部小说来说，细节描写十分重要。我笔下那些人物使用的物件、老城的景观，以及电报局、药品和医院、铁路、建筑、船舶、海关，我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这些细节，带着热情写下它们。我很喜欢在小说里写到这些，因为它们能创造出有历史感的氛围，不过我并不是怀恋奥斯曼帝国的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你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完全忘掉明格尔岛是一个虚构的岛吗？还是希望读者能偶尔跳出来，发现明格尔岛与真实世界之间是有些不同的？

奥尔罕·帕慕克：我希望同时表现这两种效果。在这部小说中，海关、医疗、医院、人们吃的食物，还有国际商贸等方面的细节，这些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常常用这些细节提醒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岛屿。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时候又会从现实主义的描写转换到有点童话色彩的叙述中，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岛，但它忽然宣布独立，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本身是带有童话色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好奇你对明格尔岛的建构，它的名字，它的位置、布局都是怎么被确定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明格尔独立后，岛上街道和广场的重新命名也让人印象深刻。明格尔人与奥斯曼帝国其他行省的人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奥尔罕·帕慕克：奥斯曼帝国是由很多不同的民族、部落组成的，明格尔人也和其他族群一样，有自己的语言、文化、饮食习惯，但是也并非那么不同。明格尔有自己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如我所写到的，已经几乎被人遗忘了。不过有趣的是，明格尔人自己创造了他们的独特性。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明格尔人民构造自身独特性的过程。当然，我在写作时，也是用一种反讽的方法来写的，我并不是一个“明格尔民族主义者”，尽管我笔下有的人物是民族主义者。这部书写的也是古老帝国瓦解后，一个世俗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帕慕克绘制有关《瘟疫之夜》的涂鸦

三联生活周刊：明格尔岛独立以后，在方方面面的“明格尔化”中，最强调的就是明格尔语的推行。明格尔语在很多层面显示出了特殊性，直到小说的叙述者在最后的章节现身讲述明格尔岛后来的变化，明格尔语都始终是一种难以用来书写和表达的语言。为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如果你在欧美大学里上社会学的课，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老师一定会跟你说，“民族”是建立在共有的宗教、语言，共同的地理环境、历史和共同体的感受（困境或幸福）上的。在这本书里，我强调了语言的部分。就像德国——有人是新教徒、有人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是一个国家，因为都说德语——明格尔人有人信东正教，还有穆斯林，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古老语言明格尔语。当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我想表明，帝国崩毁之际，你需要新的世俗神话，而语言就是创造这种神话的一环。只有这样你才能构建新的国家。我也是用反讽的笔调来写这些部分的。

“我并不建议人们克服恐惧”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起过，新冠疫情来临之后，这部作品几乎被推倒重写了80%。重写的是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我在过去40年里都一直构思写一部瘟疫主题的小说。一开始，我希望讨论这种东方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西方人认为，在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并不会严肃对待流行病和隔离措施，他们认为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但是后来，我的这种想法变化了。我想写更多政治层面的东西。与此同时，在当下，我意识到土耳其政府也越来越带有威权色彩，因此我希望借助鼠疫写一个关于20世纪早期的政治寓言。

我花了五年动笔写《瘟疫之夜》，而写了三年半之后，新冠肺炎流行病暴发了。以前我有些朋友会说，谁还会看你关于鼠疫的小说，这个时候他们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书突然就变得很有话题性。事实上，我的姨妈就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感染新冠而死的受害者，但我很幸运，我没染病。

人们面对瘟疫总有类似的反应模式。我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些。当时世界各国的出版商都来找我说，帕慕克先生，快点写完您的小说吧，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出版了！

我在五年时间里一直在对相关话题做研究，不过我并没有在小说里流露出我对瘟疫的恐惧，尽管新冠暴发不久后，我得知了姨妈因此而死的消息。我只是让我笔下的人物流露出恐惧情绪。我所写的鼠疫并不能完全和新冠类比，鼠疫的死亡率是三分之一，而新冠肺炎最初的死亡率差不多是百分之一。我们不会像害怕鼠疫那样害怕新冠。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依然是恐惧的，因为我们相比20世纪早期的人来说更有文化、更有知识，我们的信息更丰富，我们从电视、网络上都能获得很多有关疾病的信息，所以我们保持了必要的恐惧。

《流感》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你此前也说到过，过去的人们对疫情的恐惧来自谣言，而现在的我们，恐惧来自准确的信息。你认为，恐惧的来源不同，会使恐惧本身有什么不同吗？

奥尔罕·帕慕克：好问题。有一些恐惧来自无知，还有一些恐惧则是因为获得了更多信息和知识。如果你读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就会知道，1665年，伦敦街头的人们互相议论着眼下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文盲，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黑死病非常恐怖。但是现在，在新冠流行时期，每天晚上我们都能看到新闻，市政府总会向公众发布疫情相关的消息。然而，我相信恐惧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感到害怕。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的人在面对瘟疫时怀有各自的恐惧，但最主要的几个人物并没有被恐惧控制，爱情、忠诚、信仰，它们大于恐惧。这算是一种关于人性的，比较理想化的表达吗？

奥尔罕·帕慕克：我小说中并不是所有人物都这样勇敢，事实上也有一些面对明格尔岛严峻疫情时逃跑的公职人员和医生。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在新冠疫情下，土耳其人接纳了周五主麻日关闭清真寺的措施，是由恐惧显示出的智慧和包容，也说过恐惧的体验有助于人与人的互相理解。所以，你认为恐惧是可以被面对的和被利用的吗？具体到我们这些非常渺小的个体，关于对付恐惧，你有什么建议吗？

奥尔罕·帕慕克：我并不建议人们克服恐惧……你需要保持恐惧。不过我们的恐惧是出于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我们不是要去害怕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自己在疫情期间思考了商人、宗教人士和世俗主义者对于大流行病的反应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当你思考人们面对疫情所产生的不同反应时，以其他方式划分过人群吗？

奥尔罕·帕慕克：嗯……我可能没说过。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对1901年的穆斯林来说，让他们服从隔离措施是困难的，他们更相信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我给你举个例子，2020年3月，在纽约，特朗普会对大家说，哦，没事，大流行在4月就会结束。但是后来，我坐飞机回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关闭了所有的清真寺，从而避免聚集——所以你看，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是不是态度也有可能颠倒。但是后来埃尔多安发现经济形势不好，于是又放松了禁令。特朗普看到这个举措对他不利，他又采取了更严格的管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国家，政府都会有相似的做法。当统治者看到死亡率上升，他们就会加紧管控；但是当他们发现管控过度，不利于经济活动，他们就会放松管控。公众和政府一直在做这些讨论，这些讨论在全世界各国的媒体上都能看到。所以我并不认为信仰宗教的人和世俗的人在这些方面有着本质不同。不过，我的确认为，保守主义者、右翼分子中有更多不承认疫情后果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写作时总是想认同自己所描述的每个角色。在这本书里，每一个角色都被你认同吗？哪个人物是你最偏爱的？

奥尔罕·帕慕克：像所有作者一样，我当然会代入本书叙事人——帕克泽的视角。在近些年的写作中，我总是努力地贴近女性人物的视角，《瘟疫之夜》也是借助女性的眼光来讲述的。实际上书中的恋爱故事也非常重要。奥斯曼帝国官僚系统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男性权力系统，医学、军事方面都是男性主导。我做了很大努力，希望通过女性的眼睛来看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统治，来审视这个系统如何应对现代性。

帕慕克绘制有关《瘟疫之夜》的涂鸦

“我们是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构建过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中有大量“历史学家认为如何如何”的表述，同时又以叙述者的口吻不断地将历史学家的观点推翻。虽然明格尔岛是被虚构出来的，但我也很想知道，关于历史是如何构建，又是被谁所构建出来的问题，你怎么看？以及文学对于一段历史的构建，能起到什么作用？

奥尔罕·帕慕克：我之前说过，这部小说也是讲述帝国崩毁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历史寓言。在构建过程中，人们需要构建一段新的历史叙述，人们会以新的方式讲述从前那个帝国的历史。所以这是一段脱离帝国统治、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故事。但是我这么说也包含反讽意味，因为独立后，岛上的人们依然面临很多政治上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历史是少数几个关键的人物创造的，还是普通人创造的？

奥尔罕·帕慕克：当然，是由普通民众创造的，但是不幸的是，他们需要关键的英雄人物，因为普通民众无法表达他们自己。他们需要有英雄代表他们，但是英雄的行动也需要符合历史必然趋势。在《瘟疫之夜》里，奥斯曼帝国几乎是注定要灭亡了，而明格尔岛注定要独立，他们只要独立就能拯救自己。于是我创造了这样一些帮助明格尔岛获得独立的英雄。

三联生活周刊：明格尔历史中的偶然性，它的走向，有时候是由小人物（并非英雄）一念之间所做的选择推动的。好像在你笔下，就推动历史进程而言，个体的力量或个人意志也是特别强大的，你本身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奥尔罕·帕慕克：这些问题，正是我的小说希望向读者抛出的问题。在小说中，一些十分偶然的事件，有可能形塑历史的面貌，改变历史的走向，而这样的情形一般都发生在小国家。而在那些很大的国家，个体意志是渺小的，非常渺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把我的故事设定在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岛上。个体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但历史的浪潮如此巨大，个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然而，探讨这些宏大话题只是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我们写小说更多是为了展示日常生活的美。个体意志和历史趋势同样重要。

《血疫》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的序言，提到“历史小说”和“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两个概念，它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奥尔罕·帕慕克：也许我写下这整部小说就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的小说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历史书，有些读者会因为这一点而批评我。但我有意要为这个虚构的小岛写一部历史，而且这是一部好玩的历史。“历史小说”这个文学类型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人们想看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相遇后发生的事情，就像《战争与和平》里写拿破仑那样。我们希望看到过去的现实和童话混合在一起，历史和虚构混合在一起。我们希望透过想象中的人物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上的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当下的现实，来重构过去发生的历史吗？

奥尔罕·帕慕克：我们是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构建过去的。如果当下的情况变化了，那么我们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也会改变。这是无法避免的，人类总是会这样做。所以我是以反讽的笔法来写的，我在小说中展示了：我们改变了什么，有意建构了什么，什么是想象的、虚构的？重要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爱、思想和获得幸福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写到，故事中的帕克泽公主的日记有朝一日会被出版，这是真的吗？毕竟，纯真博物馆都成真了。

奥尔罕·帕慕克：如果出版的话，帕克泽公主的日记也会和我的小说非常相似……因为我是参考她的书信写成这部小说的。（笑）如果出版，读者可能会觉得内容很重复吧。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6期，特别感谢李琬的翻译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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