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儿童节初衷：战争中的人类没有童年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2日，俄罗斯莫斯科，乌克兰东部地区难民持续涌入俄罗斯。一辆大巴车上的儿童等待出发。

2022年的六·一儿童节和往年相比有些不同。疫情的阴影下，很多城市的公园、游乐场、博物馆等文娱场所陆续关闭，在家上网课的儿童也无法参加集体性的庆祝活动。同时，受到大环境影响，近期和儿童相关的话题也主要集中在儿童健康安全、网课问题、教材质量、升学困难等问题上。普遍的担忧和严肃的节日氛围虽然让这个儿童节不同以往，但更提示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关注儿童节的本质和初衷。

“国际保护儿童日”——儿童节的反战底色

尽管世界各国会在不同的日期过儿童节，但大部分儿童节的创立都有相似的初衷：不是庆祝无忧无虑的美妙童年，而是呼吁保护儿童权益、减少对儿童的伤害。尤其是中国和其他四十余个国家庆祝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初衷更是旗帜鲜明地为了声讨二战中法西斯势力杀害、奴役儿童的行为，并保护未来的儿童免受战争摧残。

二战期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让参战各国都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合法征兵年龄均有所下降。纳粹德国尤甚，先后以“少年师”、“人民冲锋队”等名目征召或逼迫毫无战斗能力的未成年人去前线充当炮灰。到战败前夕，7、8岁的娃娃兵甚至已经非常普遍。对于病残儿童、“劣等人种”儿童和被占领地儿童，纳粹政权显然更为残酷。其中一起广为人知的惨案发生在1942年，当时纳粹为了报复党卫军二号人物海德里希在捷克遇刺，下令对捷克村庄利迪策进行屠村，全部男性村民被杀死，妇女儿童被送往集中营毒气室，105名儿童中，只有17个婴儿幸存。德国为了威慑反法西斯力量，高调宣传了利迪策屠杀，引发了国际轰动。

二战期间，苏联的儿童躲在防空洞内。

战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清算了包括利迪策惨案在内的法西斯暴行，并决议设定专门纪念日以控诉法西斯势力对儿童的摧残、悼念死难者，并保护未来的少年儿童免受战争危害。纪念日最后定在六月一日，最早的名字不是儿童节，而是“国际保护儿童日”。中国参与了大会并积极响应号召，从次年开始在六月一日庆祝国际儿童节。

今天，大约五十个国家在六月一日庆祝儿童节。很多人不知道六一儿童节的来历，并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过六一。但事实并非如此。创立六一儿童节的WIDF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妇女组织，类似于今天的联合国妇女署。其成员涵盖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国家、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法西斯世界内部的进步势力，英、美、法等后来归属于资本主义阵线的国家都参与其中。

WIDF具有明确的左翼色彩，这几乎是所有激进地追求社会平等、为弱势群体谋求福利的社会组织的共同底色。同时，WIDF在妇女之外，同样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权益，这决定了它的反战主张——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哪方获胜，战争都会给各方儿童带来极大伤害。上述主张的背后并非苏联或任何政治团体的背书，而是国际主义妇女的共同愿望。

在WIDF之后，联合国大会于1954年修订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宣言同样基于战后反思，强调对儿童的保护不分条件、没有例外、不加歧视，高于其他政治原则。也有很多国家选择在《宣言》通过的11月20日纪念儿童节。

在联合国的建议下，大部分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儿童节或儿童周。然而，冷战铁幕在1950年代逐渐拉开。首倡儿童节的WIDF因其不合时宜的国际主义理想被逐渐冷落，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它被扣上“亲苏”帽子，全部遗产，包括对战争期间儿童权益的争取都遭抹杀。与此同时，紧张的军备竞赛和冷战中几乎从未中断的热战继续给全世界儿童带来灾祸，刚刚过去的二战仿佛没有带来任何教训。很多国家刻意淡化了儿童节的反战、平等色彩，有些国家以相对去政治化的态度关心孤儿福利或鼓励呵护童心，有些则将儿童节变成了“消费促进日”，让小孩子乃至大孩子在购买中获得满足。这种情形和诞生于妇女平权浪潮，但逐渐在消费主义中失去了原初意义的妇女节如出一辙。

何时成年，何为儿童？时势决定

冷战格局瓦解后，国际形势并未缓和，区域冲突凸显，大规模战争的间隔逐渐缩短，小规模冲突则难以计算，战争对儿童的伤害不减反增。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1990年代，至少200万名儿童在战争中被杀害，另有至少600万名儿童重伤致残，这一数字高于1970-8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更加讽刺的是，现代的高科技武器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可是全球范围内对士兵，甚至是未成年士兵的人力依赖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轻型武器的开发，使得战争对士兵体能的要求降低：除了各种枪支和手榴弹，连反坦克火箭筒的重量都可以压缩到3.5kg以下，让未成年人单人操作。轻型武器无疑为征召未成年人入伍打开了方便之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儿童的年龄范围界定为0-18岁，低于18岁的未成年人不应被征召入伍。实际上，虽然7、8岁的幼儿在战场上不算多见，但15-18岁的少年却被成批送往前线。不仅在战火频仍的欠发达国家，即便在美国，每年也有约两万名17岁少年应征入伍，美国甚至计划将成年年龄降低到16岁。

17岁入伍和18岁入伍有什么区别？发展心理学认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迅速，每增加一岁大脑机能、认知能力、身体素质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反过来说，征兵年龄每降低一岁，都意味着战争逻辑急剧扩散到身心发育处于弱势、更容易被利用的未成年群体。不过必须承认，18岁这个年龄界限本来也是人为设置的。实际上，将法定参军年龄降低到18岁的也是美国。

在此之前，欧美是延续中世纪的惯例：贵族满21岁成年并可以服兵役，因为在这个年龄，男性可以承受盔甲加冷兵器的重量。当然对于不配备金属盔甲、权益也缺乏保障的下层民兵，从军年龄就可以无限下降。而美国之所以要在1950年将成年/合法参军年龄降低到18岁，是因为朝鲜战场战事吃紧，需要更多军力补充。

这个情况并非特例。在中国，成年的概念和参军年龄同样紧密绑定，并受到物质条件和战争需求的影响。例如，我们印象中先秦时期的人都成年很早，十几岁成家立业的大有人在。其实根据《礼记》记载，先秦理论上的男性成年年龄也是20岁——此时一个人身心大致成熟，可以进行“冠礼”，和现代区别不大，然而实际上，当时物质条件艰苦、战乱频仍，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并且人口基数少、战争伤亡大，征兵需求很高，基本上十三四岁的孩子只要拿得动简单兵器就要离家入伍，这推动了成年的界限一降再降，有记载很多人12岁就行了冠礼，以便赶在入伍前尽早婚配。汉代同理，名义上男性在23岁傅籍（上户口）并开始服兵役，但在武帝朝、汉魏之交等战事频繁的时代，会出现“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情况，男性15岁行冠礼非常普遍，而女性则被强制15岁前必须结婚，为帝国解决人口问题。直到隋唐之后，人口基数少扩大、平均寿命逐渐增加，加上军队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军人逐渐职业化，参军的年龄才逐渐提高，稳定在“弱冠”的20岁左右。

也就是说，何时成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人口、经济、军事方面的功利考量。如果社会需要大量劳力/军力，成年的界限即便名义上没有变化，事实上也已经降低。

而“儿童”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作为成年概念的反向建构，同样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只不过变化的周期相对较长。

尽管和“儿童”相对应的词汇古来有之，但儿童的概念其实是现代发明。埃利阿斯的重要著作《儿童的世纪》，以及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中都提到，至少在欧洲，前现代社会对儿童的观念很模糊。这种认知一是因为新生儿死亡率极高，父母为了减少丧子之痛不会认真对待4、5岁以下的幼儿，更不会呵护他们的“童年”；二是因为文化和社会经验以口耳相传为主，大人所接触到的全部信息对孩子都是开放的，“幼稚”和“成熟”之间没有明显界限；三是因为前现代家庭主要是经济合作单位，每家都有很多孩子，他们7岁左右具备基本劳动能力时就要去做学徒，承担成人的工作，成为“小号的大人”。

直到17世纪，也就是埃利阿斯所说的“儿童的世纪”，儿童的概念才明晰起来。背后的原因，一是医学发展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让家庭更愿意对幼儿倾注情感和精力；二是印刷术逐渐普及，知识和经验飞速积累，并依赖复杂的文字传承，因此孩子需要具备足够读写能力，并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获得成人世界的知识。这又引出了第三个因素，学徒制不能应付越发复杂的社会工作，面向大众、教授读写和复杂技能的学校应运而生。学校的固定培养年限直观地将连贯的人生经验划分为未成年和成年，并进一步在小学和中学的区分中划出了一个相对狭义的儿童范围。

如果说上述物质因素让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童年”进入社会认知，17-18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则赋予童年以含义。人文主义者高度关注人的含义和发展，而儿童作为尚未完全成人，但同时无比接近于人的原初状态的未完成体，被认为是理解和塑造人的肯綮。卢梭在《爱弥尔》中，第一次提出“儿童不是小小的大人”。书中有一段话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人文主义所开启的现代儿童理想：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象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

这一观点经过不断阐发，演变成了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传播到世界各地。清末民初，杜威将儿童教育学带到中国，和明末产生的本土“童心说”一拍即合。在辞旧迎新、力促现代化的节点上，“未完成态”的儿童被给予无尽厚望，甚至本身成为了变革的图腾。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冰心、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很多知名学者投身儿童教育、编写小学课本。这种情况在历史中非常罕见，但又是时代精神的自然体现，标志着“儿童”成为现代化的生命体验的重要一部分。

可惜，培育童心、呵护童趣的民国梦并没有做很久。持续内战和日本的监禁侵略让刚兴起的人文主义现代理想中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变成了明日黄花。曾经投身儿童教育，用明快烂漫的笔触记录自己七个孩子的成长趣事的丰子恺，在三十年代创作了一系列战时漫画，用一贯清新质朴的笔调，描绘孩子在母亲的背上被炸弹炸掉头颅、婴儿依偎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上……战争之时，所有关于儿童的期许和柔情，都化作难以名状的震悚和悲痛。

而民国政府则很快将战争教育作为日常儿童教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校用大量课时教幼儿如何躲避炸弹、如何急救、如何从事间谍工作、甚至操作武器，教育理念也从呵护童心、促进全面发展变成了促进儿童早熟，培养“小大人”、“小士兵”、“小先生”。1940年代，国民党部队10岁上下的士兵非常常见，这些孩子虽然受到成人的照料，不会直接参加战斗，但作为随军通讯员、炊事员等仍然面临很高的死亡率。

让儿童成为“免战区”？不可能的愿望

训练幼儿躲避炸弹、操作比自己身体还要高的枪械、将他们成批送往前线无疑是残忍的，但指出这些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批判国民政府的残忍。抗日战争期间，比起其他没有武装起来的普通儿童，这些小士兵受教育、吃饱饭的机会更大，很多孩子是因为亲人死难、走投无路，当兵可以保护自己才参军的。本文前面也说到过，二战时各国儿童参战非常普遍。这些孩子既可以说是因为缺乏壮丁被强征入伍；也可以说是受到爱国主义的感召，自愿成为小英雄。但实际上，无论是否自愿、是否参军，儿童都已经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战争中，不是作为士兵，就是作为肉票、性奴、死伤者，或者因为营养不良、缺乏教育、担惊受怕而被“耽误”的一代。

此刻，21世纪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十年，历史开始呈现的相似性令人不安。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靴子还未落下，但全球恐怖主义似乎已经成为常态；局域冲突过于平常已经难以引起媒体兴趣；而阿富汗和乌克兰接连发生的两场规模庞大的战争，则让无论持有任何立场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并非如一贯所认为的那样，生活在“现在这个和平年代”。乌克兰儿童在2022年经历的苦难，对于和平中长大的一代人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但在战争背景下则是必然——根据乌克兰总检察署的保守统计，战争爆发两个月来，已经有近250名乌克兰儿童被直接杀害——枪杀、被弹片击中、被建筑物掩埋、被用作人盾、被强奸致死等。130余所学校被彻底夷平，还有约1500所被破坏。处于守势的乌克兰部队在基辅附近训练儿童使用武器。尽管这一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忧，但考虑到乌克兰儿童面临的实际风险，很多孩子认为还是武装起来比较安全。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7日，乌克兰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新闻中心发表声明说，乌东部卢甘斯克州民间武装当天向政府军控制区发动炮击，该州一个幼儿园被击中，造成2名平民受伤。

甚至在远离战场的俄罗斯本土，儿童也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影响——幼儿园的孩子被组织起来，开着纸板坦克、穿着二战时苏联甚至德国的军装游行，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被招募进少年军（Юнармия）。这个项目的表面形式和其他国家的童子军无二，但内容全部是高强度的正规军事训练，并以培养军人为明确目的。该项目的负责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近期已经表示，如果战争需要，不排除降低征召入伍年龄，而这些孩子就是兵源的储蓄池。

此外，根据保守统计，两个月内已经有7000-15000名俄罗斯士兵战死，他们的子女因此失去了父亲/母亲，其他儿童在恶化的战时经济下也面临着福利缩水，尤其是疫情期间，战争在很多方面减少了国家的医疗投入，俄罗斯目前只有一种新冠疫苗（Sputnik V），接种率不满50%，对12-17岁少年的接种，更是上个月才开始，因此在本来对新冠病毒免疫力较高的未成年人群体中，因新冠导致的死亡一直在发生。

这些发生在2020年代的例子无一不在提醒我们：战争如何轻而易举地渗透进了儿童脆弱的生活。虽然人们对于每一场战争总有不同立场，但大部分人都认可：儿童不应该为战争买单，或至少不应该首先为战争买单。而事实上，身心均处于弱势的儿童面对战争永远是首当其冲。联合国曾经在1959年和1989年两次声明，儿童应当成为战争的永久“免战区”，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立刻签署了这一公约，但是至少看完本文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如何要求，儿童都不可能成为免战区，因为所有寄托在这个概念上的家庭理想、人文主义情怀、国家目标……都需要平稳的社会环境。一旦战争来临，不仅儿童群体会面临直接伤害，儿童的概念都会被压缩，乃至消失。

考虑到这一点，在六月一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或许应该回溯儿童节的历史和儿童的历史命运，从儿童权益出发思考战争，在战争年代的背景下思考儿童，并进一步思考人的处境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