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眼中的战争：对敌人的“非人性化”是现代战争的开端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1998年，苏丹联盟部队 (SAF) 的战士。
从1955年到1972年17年间的南苏丹，为了寻求与阿拉伯系民众占多数的北部地区分离独立，开始了第一次内战。其结果，近50万人死亡，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荒废。后来双方进行和平协商，认可了南部大幅度的自治权并建立了地方政府。虽然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基础非常脆弱，但仍然成了南部领导人之间争夺权力的舞台。此时缺少“大人物”的帕里人，根本就没有分配到一点资源。另一方面，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帕里的年轻人中也出现了中学和高中毕业生，但是，他们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因此，帕里的年轻人被国家体制所疏远。另外，1980年代中期时，20岁以上至30岁之间的年轻阶层上升为壮年阶层的莫乔米奇，他们一直在寻找掌握帕里社会实权的机会。然而，之前的莫乔米奇阶层并没有引退的意思。为了让他们同意引退，现阶段的年轻人必须要明确展示他们的勇敢和成熟。也就是说，对于年轻人而言，参加SPLA是意味着在对抗国家政治和军事组织中寻求自我实现的道路。而作为SPLA战士取得武器（包括，自动步枪、机关枪、战车和火箭炮等）并带回家乡，给他们提供了足够证明勇气的机会。后来，在1998年他们顺利上升为莫乔米奇，夺取了帕里社会的大权。随着内战的进展，南苏丹的治安越来越恶化，政府军和其他民族集团攻击帕里的危险也增加了，因此，他们必须要获得武器准备防御。SPLA组织基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没有将南苏丹独立为目的，而是以解放整个苏丹为目标。这种公开的口号对于动员帕里的年轻人参加战斗方面并没有起到作用。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帕里人遇到了从北苏丹来进行奴隶交易的武装商人、马夫迪国家的军队，以及英国殖民政府军等武装集团，他们与后两者之间发生了战斗。用枪炮武装的这些军队组织，好像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920年代开始持续了一段没有战争的时期，但在1955年苏丹独立迫在眉睫时，附近城镇中由南苏丹人组成的政府军队发动了叛乱。第二年，穿着从逃兵身上取得的叛乱军服的230名帕里人，携带大量的弹药出现在北部的300公里处，他们的目的是将这些弹药与当地人的牛和步枪进行交易。这个事件虽然打击了当时的政府，但是有意思的是从中表现出了帕里人对“军事”的关系和无视政府方针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自律性。在第一次内战中，帕里人也积极参加了解放战线，照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可以很好地理解帕里人在后来的内战中的反应。然而，积极参与内战，并寻求自律的帕里人最终付出了多数人的死亡和难民化的巨大代价。
阿努瓦人是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国境两侧居住的人，埃塞俄比亚的阿努瓦人居住在甘贝拉（Gambella）地区。19世纪末，他们与不断扩大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建立了交易和纳贡关系，并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在1912年的时候打败了英国军队。武器的流入，使与埃塞俄比亚帝国合作的首领的权力变得更加强大，同时也增加了阿努瓦社会内部的冲突和与努尔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对于阿努瓦人而言，所谓的“政府”是指外来组织良好的武装集团。而他们与帕里人相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府”。除了埃塞俄比亚帝国和苏丹的殖民政府以外，在1930年代后半期还受到了意大利的占领。1974年以后，又受到了推翻帝政的社会主义军事统治，并且，在1983年以后，SPLA在甘贝拉地区设置了根据地。对于阿努瓦人而言，这些都是所谓的“政府”。在这种外来的武装势力的关系下，阿努瓦人和努尔人为首的邻邦民族集团的关系，经历着政治化和军事化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政权（1974-1991）时代，阿努瓦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国家行政的渗透，在甘贝拉地区施行了各种各样的农业开发项目工程。其结果是，阿努瓦人不仅失去了土地，还迁来了与他们人口数量相符的移民。虽然这些移民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农民，但对于阿努瓦人而言，他们是完全不同民族的陌生人。另外，从南苏丹流入的难民更是阿努瓦人口的数倍，同时努尔人也移居到了此地。也许就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甘贝拉的“原住民”，产生了一种土地属于阿努瓦人的强烈意识。阿努瓦人对社会主义政权的起义被暴力镇压，逃亡苏丹的人们组成了阿努瓦人的有机组织。社会主义政权一方面抑制了阿努瓦人，另一方面优待阿努瓦人的首领们，导致民族集团之间的敌意加深。EPRDF（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战线）推翻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权后掌握了政治实权后，阿努瓦人的游击组织被委任给了甘贝拉地方自治组织，自此阿努瓦人历史上初次拥有了地方自治政府。然而，拥有地方政治权力的阿努瓦人和与SPLA联盟的努尔人之间又发生了武力冲突。当时从数百人到上千人组成的、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武装的SPLA和努尔人的联盟部队，数次越境并进攻了甘贝拉地区。后来自治政府本身就成了两个民族集团的精英们争夺权力的场所。
如上所述，在19世纪末期以来，阿努瓦人和努尔人之间的关系在外部势力的关系下，经历了政治化和军事化的过程，当时流通的武器和火力在1980年代以后急剧增加。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政权和SPLA双方为了让市民武装起来，在市场是秘密贩卖武器。集团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显，超越了曾经的朋友、婚姻、交易等关系，并已经到了一种很难再建立这种关系的地步。
有关苏丹内战的研究，有几项优秀的人类学研究，莎伦·哈钦森的《努尔人的窘境》（1996）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前埃文斯·普里查德所调查过的阿努瓦人的邻居努尔人，在苏丹的内战中不管是政府和反政府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方面多数努尔人参加了SPLA组织，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将对SPLA组织抱有反感的努尔人和SPLA组织中少数努尔人武装起来。努尔人的居住地就这样成了各种武装力量混战的战场。哈钦森根据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民族志和约翰的历史研究，详细记述和分析了努尔人的行政机构的建立、货币经济的渗透、移民的增加、接受学校教育的新精英阶层的出现、婚姻关系的变化，以及全球化的动态等。以这些内容为基础，讨论了努尔人是如何卷入现代战争，当地人又如何主动应对等等。主要致力于现代课题的同时，也根据经验对传统进行了深入的记述，是一部质量非常高的民族志。哈钦森对过去60年间发生的社会变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三个媒介假说。一种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血”、“牛”、“食物”为媒介，而现代社会中主要是由“货币”、“枪支”、“纸”这种外来媒介在代替，这种假说在象征性地表示对努尔人而言的现代社会。对于“货币”和“枪支”可能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而“纸”表示的是文字系统、读写能力、学校教育以及以文件为基础的行政机构等。努尔人对枪支的认识与帕里人和阿努瓦人相同，即“政府时代就是枪支的时代”。有学者指出，随着枪支的普及，人们的杀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努尔人认为，杀人犯会因为溅了被害者的血而变成“污染”的状态，而且这种污染会传染给其他人并带来灾祸。为了消除这种污染的状态，人们必须要进行净化仪式。在第一次内战中，出现了很多人并不是被短矛所杀而是被枪杀，便逐渐扩散了一种杀了陌生人不会被污染的观念。而在一些地方，为了暂时防止污染扩散，进行简化的礼仪来解决问题。内战开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枪杀情况，人们又在散播另一种观念，即在内战中被枪杀的死者与通过神的启示被雷击死亡的灵魂一样，因此，人们以为“死者”成了守护“生者”的灵魂。作为解放区努尔兰的行政负责人SPLA的努尔人司令官只能发出布告称，因内战出现的死者与污染无关，因此不需要进行净化礼仪。
在考察战争和杀人的问题时，这一系列的情节非常具有启发性。对于努尔人而言，以前的战斗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的，用短矛杀人必须要接近敌人才可以。在内战中，战斗对手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事实上从远距离用枪射击很难判断谁被击中。最广泛使用的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AK-47）的射程距离为300米，如果在集团之间相互射击时，完全不知道谁射击了谁。
未开社会的战争和现代社会的战争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本书第一章中特尼海格所主张的那样，也许应该与此时所述的内容有关。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完全看不到敌人的脸，并成为该杀的对象时，现代战争就会诞生。即使在现代战争中看不到敌人的脸，但对于努尔人而言，由于杀人而产生的后果，即污染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努尔人对死者的处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就意味着，不管是不认识的敌人也好，还是认识的敌人也好，同样被视为与努尔人一样有灵魂的人类。当敌人成为可以用机械式消灭的对象时，战争的“非人性化”就开始了，如果将这种战争称为“现代战争”的话，那么可以说1960年代以后在努尔人社会中发生的战争还处于“未开战争”的状态。
本书第四章中所提到的乌干达北部的圣灵运动之所以扩大其势力范围，是因为发生大量的杀戮后，灵媒师爱丽丝·拉奎纳为因“污染”逃亡故乡的众多阿乔利士兵提供了净化手段。在传统习惯上举行净化仪式的祭司无法为众多的杀人者和被害者进行礼仪的情况下，灵媒师爱丽丝·拉奎纳伸出了救援之手。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在现代战争中即使是发生了大量杀戮的社会中，战士们也有自身传统的礼仪，杀人依然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即使美国的看不见敌人的脸，用高科技进行模拟游戏那样战争的士兵，很多情况下也有精神上的创伤。这种事实意味着，技术上最顶尖的战争也并不一定是“非人性化”的战争。
1992年，塞拉利昂内战的支持者。
总之，正如笔者所强调的年轻人在帕里和苏丹的内战中的作用，特别是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们的指导性作用，在非洲的内战中“世代”的因素非常重要，笔者期待相关研究在今后的进一步进展。
理查兹进一步关注到媒体在战争中的作用，城市里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好莱坞的暴力性电影，这也是当地人了解美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手段。然而，当时的RUF组织给年轻人播放史泰龙主演的《兰博》系列电影，并将其作为对新参加组织的教育手段。理查兹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即全球媒体的发展与青年文化的关系问题。
称之为内战和民族冲突的现代战争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地方化的结果。以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时，既要分析地方性的状况，也要掌握全球化的趋向才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也是哈钦森和理查兹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地方状况时，需要注意冲突的主体，即民族集团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早期反抗的传统、未开战争和现代战争的连续性、资本主义系统对国家体制的包容程度等，基本都属于人类学擅长的主体。但是，这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现代战争，媒体报道的信息量非常大。尽管如此，但我们的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发生了大量的杀戮时，杀人者的净化礼仪和支付赔偿等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村长和长老所拥有的调解冲突的技能是否还能发挥其功能，具体的战术又会不会因为短矛和弓箭被自动步枪所取代而发生变化。另外，拥有战士精神的社会中，这种传统会不会被解放战线的士兵所继承。在考虑这些问题时，非常明显的是参考已有的未开社会的战争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然而，目前的现状是，人类学家也只能回答部分问题。特尼海格在时隔22年后重刊的《未开战争》的后记中指出，当时（1972年左右）的世界，在游击战和恐怖分子的活动中，还可以看出一些未开社会的战争性质和残存现象。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现象是“真正的战争”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们注定会被打败。
正如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的未开社会中的现代战争，绝不是未开社会的战争所留下的或残存的现象。在如上内容中已经强调过早期反抗之间的连续性。传统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但是，若无前提地推论殖民社会前的战争和现代战争的连续性，可能会受到历史意识迟钝的批判。
在帕里人社会中发生内战时，传统的年龄组动员年轻人并让他们参加战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重新激活并持续了“战士的传统”。然而，像政治学家艾莉·马兹路易在早期所指出的，现代非洲的整个政治形势中已经“复活”了战士的传统，这种论点不得不说是逻辑上的飞跃（Mazrui 1975）。
“传统”并不是一种持续并连绵不断的，而是有选择性地利用和操作的。例如，南非从种族隔离向民主主义体制的过渡时期（1990-1994），祖鲁人组成的因塔卡自由党与白人政权勾结，并利用祖鲁的“战士部落”的形象，对ANC（非洲民族会议）的支持者实施恐怖行动。他们身穿传统服装，手持短矛、棍棒、斧子等武器，虽然政府禁止携带武器，但他们以“传统文化”为由辩护自己的行为。肯尼亚也（1991-1993）在过渡到多个政党制时期，支持政府的马赛人和卡伦津人等牧民，用战士精神攻击了叛乱分子。非洲以外的一些地方，也有拥有强烈战士精神的少数民族集团，有时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也会利用这种精神。巴西的辛格河流域居住的热带雨林中的卡亚波（Kayapo）人是典型的案例，他们可以地展示自己勇士的身份，并与政府和电力公司交涉撤回了当时的水库建设计划，在人类学家特伦斯·塔纳监制的电影《卡亚波—前往森林之外》（1989）中生动地再现了画面。
1990年，祖鲁党的支持者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街上。
哈钦森和理查兹的民族志中，记载了很多参与了战争的当事人，即加害者和被害者们的访谈内容。例如，报道人是以什么为基准选出的，人类学家又是怎样叙述和编辑的等等，这些有关民族志的叙述方法暂且不论。总之，这些故事直接向我们诉说了战争的经验，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学家全身心地投入的态度。通过报道人所叙述的内容记载方式和民族志的分析方法相互照应，使战争民族志整体内容变得非常丰富。
人类学今后对战争研究作出怎样的贡献，对参与战争的当事人又会表示怎样的立场呢，这些问题也许可以说在质疑人类学存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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