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警察》：“公安局”的开端

    “公安局”这个名称和理念是怎么来的呢？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即将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改为内政部，统管全国的警察事务。一字之改，表明警察是国家政务，不仅是一般性的事务、内务。此后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二十多年里，内政部始终是全国警政的最高主管机关。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正式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因为统治者认为人民还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能力，不能直接行使政权，所以人民要接受训练，逐渐培养行使政权的能力，为以后的宪法大选做准备。

内政部是政府中的首席部，也就是说，内政部部长紧紧列在行政院正副院长之后，在正副院长不能执行职务的时候，由部长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内政部下设四个司，警政司是其中的核心部门，负责掌管全国的治安警察、民团、出版物、礼制、宗教，保护名胜古迹，禁烟等六项事务，并直接管理首都警察厅和中央警官学校。

警政司设立之初有四个科，第一科负责公安机关设置及区划分配，警察官吏的任免、奖惩、抚恤及身份，警察绩效的考查，警察教育及训练，厘定警察编制、经费，以及其他综合性事务。第二科负责特种行业管理，这也是最早以“特种行业”的模式对经济与社会中的特定事务进行管理。包括交通、风俗、营业、建筑、狩猎、铁道、盐场、森林、矿山、渔业、卫生等警务事项。还包括灾难管理，如水灾、火灾、消防事项；危险物品如武器、爆裂物等物品管理。违警处罚和强制处分的法律事务也归这个部门管理。第三科负责厘定通礼、褒扬义烈，改良风俗，管理寺庙以及处理教会立案事项，布教及演讲取缔，调查及保存名胜古迹，保存古物及考核古物陈列所。后来成立了专门的礼俗司，接管了部分职责。第四科负责禁烟事项，包括调查、检查并禁止种植、输入、运输、销售，禁止吸食鸦片、吗啡、高根、海洛因等毒品。各科职责之后又有一些调整，并不稳定。

“公安局”不仅是一个命名的改变，也是警政理念的革新，反映出“革命”政府的一种社会治安态度。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留学美国时主修市政管理，回国后有机会在都市行政管理上一展宏图。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政公所（市政府的较早称呼）改为市政厅，孙科被任命为广州市政厅长。上任伊始就建议创建现代化的都市市政系统。在得到授权之后，一夜之间就起草了《广州市暂行条例》57条。在条例所设计的新体系中，市政首长改称市长（这也是市长称呼的开端），原政公所下辖的总务、工程、经界、登录四个科，改为公安、财政、工务、教育、卫生、公用六个局，另有审计室、参事室两个独立机构。就这样，广东省会警察厅，改为“广州市公安局”，“隶属于市政厅，掌理全市公安事项”。不过这时全国只有广州叫做公安局。

（孙科）

    1927年3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国民革命军）占据了南京，就把江苏省会警察厅改为南京警察厅，随后改为南京公安局，6月再度改为南京市公安局，隶属于南京市政厅，8月又改为南京特别市公安局，9月改为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安局。到了1929年3月，根据内政、财政两部的报告，国民政府审查了南京市市长提出的“扩充南京特别市公安局警政计划书”一案。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议，“拟改南京特别市公安局为首都公安局，经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决议通过在案”。

    国民政府特别强调南京的首都意义。“国都首善之区，警政关系治安，至为重要。查各国通例，首都警察多系特设机关。体察现在情形，南京特别市原有之公安局应改为首都公安局，归内政部直辖，以策进行而资督率。着行政院转饬内政部拟具计划呈候核定，俟首都公安局组织成立，南京特别市政府所属公安局即行撤销，此令。” 根据此命令，内政部立即拟定了计划。“现拟自四月一日起，将南京特别市公安局即行改为首都公安局。自内外各科处及局所暂仍旧贯，所有经费仍按原有预算由财政部拨给，一俟整顿计划呈奉核准，再行正式改组。至局长拟仍简原有南京特别市公安局长姚琮升任，以资熟手而便督率。”

到1929年10月22日，内政部公布了《首都警察厅组织法》，该法又将原拟定的首都公安局之名称，改为首都警察厅，以表示与一般的市公安局的区别。11月日，首都警察厅，经过了多次摇摆不定的名称定位，终于挂牌成立，并差不多一直保持到民国时代在大陆的结束。

与之前的南京警察厅相比，首都警察厅机构与职能的设置更加完备而有利于社会管理。一些新技术也开始运用于警务之中。比如司法科下设第三股，负责指纹保管、鉴定，罪犯照片的保管翻印，案件的实地查勘等。可见，指纹技术、照相技术和现场勘查，已经正式运用于警察职责之中。这也是最早的刑事技术专门机构。

    民国的北洋时代仓皇结束，一个更加迷惘而缤纷的时代来临。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之后，把孙科在广州先行先试的市政及其公安的理念和实践推向了全国，于是差不多全国都叫“公安局”了。清朝末年警政思想和警察体系建设，主要照搬日本，连“警察”这个名称，也是从日语中拿过来的，虽然此前汉文中分别都有，但不连用，也没有对应的含义。北洋政府时代，在原有基础上，大量吸收欧洲尤其是德奥经验（段祺瑞就是留学德国的）。而南京政府时代，则转向了美国。中国的社会治安和警察管理体系，由此进入了美国影响下的“公安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