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入$40万哭穷，你该试着理解这些美国人吗？

撰文：Megan McArdle
编译：胡安

一些评论员不时指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一些收入非常舒适的人实际上只是勉强度日。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派，但我记得第一个这样的例子来自2010年的法学教授托德·亨德森(Todd Henderson)。最近的一例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

上周，在与同事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的讨论中，斯蒂芬斯认为，年收入加起来40万美元的夫妇并不一定拥有我们所说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省吃俭用送孩子上大学，如果他们有车的话，也许开辆凯美瑞，还在想为什么鸡蛋变得这么贵。”

“当然，”柯林斯说。

在亨德森12年前发表富人日子不好过的言论后，互联网的左翼无情地批判了他好几天。但现在，连《纽约时报》的一位左倾专栏作家也基本上承认了这一点。至于互联网，我只看到一个右倾经济学家对斯蒂芬斯的言论温和地开玩笑。年收入40万美元的已经超过98%的人口收入了，而现在评论人士说这真的只是中产阶级收入，自由派人士为何能接受这种观点呢？

斯蒂芬斯和柯林斯在《纽约时报》的同事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了一个答案：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些人都是富人，他们把钱花在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东西上，比如住在最好的学区，住在设施丰富的大城市或附近。然而，他们以一种独特的现代方式致富：在精英主义的背景下，精英们应该每天重新赢得他们的地位。

与依赖于继承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旧体制相比，他们缺乏安全感，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后代会向下流动，这导致他们几乎把自己大量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培养孩子上，努力让他们在下一轮竞争中成为明星。

（因为主要是有娃的人才会叫穷；你应该很少听说过一对年收入40万美元的无子女夫妇声称自己真的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

应对这种不安全感的一种方法是努力融入其中，努力积累所谓的世代财富，这样你的孩子就不必在凌晨4点醒来时担心下一张学费支票从哪里来。另一个方法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这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转向民主党的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即使对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世代财富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原因就在于它太稀罕了：在为数有限的几所高度挑剔的大学（以及为这些大学提供教育的学校）争夺稀缺的名额，这些大学是前2%、3%或10%收入的敲门砖。这场零和竞价战将消耗掉一个正常专业人士所能挣到的任何额外的钱，因为为了让你的孩子有机会进入一所好学校、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总能做些别的事情——换个更好的家庭教师、更好的升学顾问、更有“前途”的课外活动。

精英私立学校或位置优越的房子可以视为一种富裕阶层的独家使用权，而通过市场竞争的魔力，私校的学费或学区房的房价总是被设定在这个阶层中最不富裕的成员勉强负担得起的上限。此外，由于上层收入分配就像一个金字塔，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在处境上更接近于绝望的奋斗者，而不是接近顶端的少数幸运的人。

想要这些并不可耻。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和自己一样好呢？在中等家庭收入的情况下，这甚至是一个半可信的需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只是中等等级的公共产品。但它不能给所有人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医生、学校、工作满意度和收入潜力——而且在一个民主国家，它不能承诺为那些已经拥有这些东西的人的孩子保留这些东西。

因此，顶端2%的人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在远郊担任一家沃尔玛的店面经理，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也许你就不可能是那种为了世世代代跻身顶端2%而内卷几十年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