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 | 中国在那儿

作者：[英]简·莫里斯，译者：方军/吕静莲

在远方，透过舷窗，中国在那儿。

当然，从象征的角度而言，不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都在那儿，是地平线对面某处一个模糊的巨大存在，发射出加密的讯息，将其古老的磁力施加于各个大陆。我曾经绕着它潜行、游荡多年，经常被它长长的延伸部分撞了一下腰——比如，看到旧金山的美国华人对着空气练拳，或者在某个地方尖叫着、踢蹬着不情不愿地被拖去看京剧，或者在都柏林讨论是去一家炸鱼加薯条的铺子还是去一家广州人开的熟食店。在我心中，它始终是有着宏大的简单性的土地，追随它自身的强有力的道路穿过历史，冷漠、无法渗透。一切事物在中国都比在别的地方更绝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庄严地征服一切障碍和逆转。我对它好奇和惊讶了半辈子，最终就要与它面对面了，我乘上一艘慢吞吞、锈斑斑、灰白色、尾部飘着红旗的中国汽船，穿过蓝绿色的中国海，径直朝北开去。

与我同行的乘客殷勤地帮我为即将到来的相遇做好准备。他们在吃饭时向我展示，怎样才能最好地从烟熏青鱼里把精华吮出来。他们教我用汉语数到十。他们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中国画报》上一篇关于广东省椿象扩散的文章。从台湾地区看姐姐归来的王太太向我生动地讲述她在被针灸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子宫切除手术（“医生把我的肚子剖开，嗷，那可真是痛啊，但紧接着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非常奇怪……”）。一个从香港出公差回来的官员向我详尽地解释中国政府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我们周围，大海也像是中国的地理课。它从没有空荡荡的时候。有时，明显是被废弃的舢板在漩涡中翻滚；有时，一小队拖捞船在浪里颠来簸去。插红色小旗的浮标神秘地上下波动，离任何地方都有好几英里远，绿色的油轮从旁隐现，高高地浮在水面。不时有岛屿浮现，像是海面的丘疹，像是长长的有瘤节的蛇；有些岛上有灯塔、无线电杆或白色别墅。西边始终耸立着中国的山岭，时而绵延起伏，时而陡峭险峻，偶尔长成圆锥屋顶的形状，到现在我还认为那形状是中国书法家的发明。在海上的第三天，那位官员告诉我，噢，我一定要远远地进入内陆，一定要去南方的广西，才能真正看到这样的山——他说，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山，独秀峰，书童山——“但是看看”（他打断自己的话）——“你注意到没有？水面正在变黄。我们接近长江口了！”

他说得没错。那晚午夜刚过，当我再次从舷窗里往外望时，发现我们正穿过黑暗中亮着朦胧灯光的望不到尽头的船只。等到天色破晓，我来到下着毛毛雨的甲板上，发现我们还在经过它们，沿着一条充满浮渣的河往上游走，河上缀满船只，驳船、拖船、集装箱船，偶尔有一两艘军舰，还有用乱糟糟的木头扎成的乡村小船，看上去如此坚韧、多纤维、多筋节，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中国人的化身：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出一盘好菜。我们一路拉响汽笛，在黄浦江里缓缓上行，谨慎地避开渡船，为保障安全派出舢板急速前行。经过30英里的船只、码头和脏兮兮的库房、工厂，才看到眼前出现由高塔与办公楼组成的陈旧的码头区正面，在雨中呈现红色。那是我在中国的登陆点：上海。

“《月光小夜曲》！”和平饭店的酒吧里，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要求道，“再来一遍！”乐队遵命而行——六个穿老式服饰的中国乐师，一位女钢琴师，一个老提琴手，一个很棒的小号手：格伦·米勒在上海活过来了，昔日的重击声与号声升上一个震耳欲聋的顶点，然后是一段迅猛的鼓声。

那伙美国人轻踏脚步，四处找人握手，大声喊着“摇起来吧”，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留意到，乐队成员们的眼珠到处转，似乎他们已经演奏这个曲子太多次了。毕竟，从他们和这首歌都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演奏它。他们的音乐记忆，就像他们的个人经历一样，穿过中国事务所有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溯到向全世界开放的大上海时代——在那些可怕但却富有魅力的时代，欧洲商人在上海生活得有如王侯，中国黑帮厮杀、崛起，穷人成百上千地死在街头。大世界游乐中心不仅提供歌女和赌桌，还提供魔术师、焰火、脱衣舞、说书人、麻将学校、婚姻掮客、畸形展、按摩院、色情摄影师、十来个舞台、一张用来写情书的桌子。

无疑，这些音乐家流露出厌世的神态。大世界现在成了上海市青年宫，有人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它作为妓院的往昔仅为少数人知晓。乐队仍然在演奏，在许多别的方面我也惊讶地发现，撇开这一切，老上海依然存在。没错，跑马总会被改成上海图书馆，赛马跑道部分变成人民广场，部分变成人民公园，但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还耸立着。壮观浮华的大公司总部依然排列在外滩边，沿着水滨分布，俯瞰曾经让它们大发其财的喧嚣的商业。海关仍然用一口威斯敏斯特大钟报时。上海俱乐部有名的长廊酒吧，曾经拥有亚洲最长的吧台，供应最好的马提尼酒，如今光顾它的是东风饭店里吃面条喝柠檬水的食客。和平饭店不过是奇形怪状变了样的华懋饭店，诺埃尔·科沃德曾在这儿写下《私人生活》，饭店里陈旧的红色地毯还在原来的位置，酒吧单上还有135种不同的饮品，透过门厅夜夜传来大型爵士乐团的笙歌。

即使上海街头——如今不再有穷人横死——似乎也出人意料地像在家里一样。这座有1100 万人口的城市其实没有私家车，但我很难注意到这一缺失，因为出租车、铰接式公交车和数不清的自行车如此拥挤又如此吵闹。尽管林荫道上只有开领衬衫和宽松的上班服，很少有颜色鲜亮的花衣服，但我曾预期会看到的肥裤子、蓝色无袖短上衣甚至比花衣服更少。第十百货公司里传出《大淘金》的主题音乐；以前是雷司令茶室的喜来临食品厂里有奶油蛋糕卖；新亚饭店和过去100年里一样，仍然将外国人带上二楼挂着素朴门帘的小隔间。到上海的第一夜，我就在人民公园吃到了冰激凌，考虑到它的树荫与蜿蜒的道路、在水泥桌子上下棋的老人、专心读书的学生、做柔软体操的健身迷、各色各样的沉思者、透过头顶树叶可以看到的高大建筑，我认为它非常像纽约的中央公园——唯独少了剪径毛贼和四轮四座大马车。

王太太邀请我去她家吃午饭，这也没有带来丝毫文化冲击。没错，我们吃肉冻包鸡蛋，一种腌制的小萝卜，一种条状的黏糊糊的东西（让我想到凝胶状的海水），然而，她的家若是放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似乎也不会具有不协调的异国情调。那是一个最纯正的布尔乔亚的家。房间里照老规矩站着一台钢琴，乐谱张开在架子上，16英寸彩色电视机搁在餐具柜上，一幅画上有两只小猫玩一个毛线球，书架上摆着平装本，家里还有一个保姆。王太太的女儿会跑过去帮忙烧中饭，丈夫从办公室送来他的问候。“我们非常幸运，”友善的王太太说，“我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世界：20世纪的道别》[英]简·莫里斯 著，方军/吕静莲 译，中信出版集团 | 湖岸2023年1月。

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1502航班上的空中杂志已经是六个月前的了。我感觉像是在一个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飞。波音707飞机的座位也像是一批来自更老的、被拆卸的飞机的便宜货，其中一些倾斜，一些僵硬，人们在非吸烟区肆无忌惮地抽烟，而整趟航程中的饮料仅仅是一杯暖意欠奉的咖啡，由一个毫不迷人的空姐送来。对这一切我一点也不惊讶。我知道自己挺幸运，过道中间没有为多订的机票摆放藤椅。

迷惑正在增长。我奇怪，为什么中国人的现代化进行得如此异乎寻常？难道不是他们比西方早1000年发明独轮手推车？而且，难道他们没有分裂原子，并将火箭送入太空？难道他们不是有着卓越的领悟力、敏锐的观察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中国到处都充满来自西方的技术与革新：但1502航班上的咖啡却仍然是冷的。

当时中国的砌砖活儿会让阿肯色州一个后院里练手艺的外行泥水工都感到丢脸。建筑糟糕透顶。最新最宏伟的建筑里，水泥开裂，水龙头不工作，电动扶梯出故障。街头海报大谈“讲卫生”，但公共厕所污秽不堪，十三陵里不得不摆上痰盂。我听说，西方建筑师经常绝望地发现空调被连上暖气管，或者逃生通道被安排得颠三倒四，尽管我在上海住的旅馆里的中国制造的电梯千真万确是我使用过的电梯中最有礼貌的——按钮上都写着“请开”或“请关”——但我仍然觉得，要是电梯被卡在半空中，世界上全部的殷勤有礼也不会有任何帮助。

为什么？曾经修筑长城、浇铸精致龙檐、挖出可爱的中国式湖景的技巧与敏感出了什么问题？封建主义僵化了它们，官方发言人如是说；与世隔绝萎缩了它们，历史学家断定。但是答案或者比这一切更深刻：也许被剥夺了古老魔法的中国人，由于观察到朝代更迭而觉得世间无物恒久，故而对纯粹的物质主义缺乏信仰，对效率也缺乏信任。风水，古老的中国堪舆术，从一切事物的形状中构想出神秘的意义，从共和国建立后就被禁止。然而，亲爱的上帝，它还是显露出来了，显露出来了。

别介意：伴随着扩音装置里一阵无法理解的嘈杂声响，伴随着那些没法把小桌板咔嗒一声收回插槽里的乘客的搏斗，我们足够安全地降落在北京。

除了被保护的文物，老北京很多东西没能留下来。城墙已被拆除，大多数堡垒式的城门已经消失，令老游客如此着迷的中世纪的混乱已被一扫而空，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条主干道上面骨碌碌跑着无轨电车，乱哄哄堆满自行车。然而，在这座2000年历史的古城里，我仍然到处感觉到一种有机的连续性的强大推力。

比如，在最后几代清朝皇帝用来消夏的颐和园里，我感到这种推力。颐和园如今是个公园，但仍然是每个人心目中理想的皇家静居处——塔、高耸的寺庙、荷花潭中装饰性的桥、清澈湖面上数不清的小船，长廊旁描绘着1000幅中国传说的场景（据说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滑稽的石舫永远停泊在码头旁（慈禧太后用本来拨给海军重建的军费修了这个地方，据说，她就是要用这个愚蠢的石头玩意儿狠狠地抽打狂怒的舰队的脸。）

走在前门大街上，我不知不觉地抬起头，觉察到事物的持久性；我看到大前门的巨大形影，在前方堵住这条大道。对整个世界来说，它似乎仍然是进入内城的傲慢入口。在孤独的被忽略的八里庄塔旁，我愉快地觉察到它，塔上有来自西边郊区的燕子啁啾，塔下本地公社的女人戴着草帽蹲在豆架间干活，身子半隐半现，像如此众多的燕子般喋喋不休。在始创于1669年的同仁堂里，我嗅到它刺鼻的味道，这家老药店是秘方奇药的宝库，有成堆成垛的神秘粉末，褐色瓶子里装着植物根茎与种子，小药瓶里装着有滋补作用的坚果、海马、鹿茸、鹿尾精华、猴子心……

我经常一大清早就在胡同里游荡，这是些曲里拐弯的街区，有带院子的小宅子，在离开宽阔新马路的地方随处可见。这些地方笼罩着一种奇怪的静默。小巷里没有机动车行驶，高墙后藏着乱糟糟的庭院。只有透过虚掩的大门，你才能够窥见其中那些陷入洗衣房和盆栽植物的混乱纠结、拥挤不堪的生活：这边有一个男人光着上身用锡碗吃粥，那边有一个老太婆抽当天的第一支烟，或者一个穿着一尘不染白衬衫的女孩正把自行车轮从碎石里拔出来。空中悬浮着一层从公共厕所飘来的淡淡的烟霭，闻起来有强烈的排泄物和消毒剂混合的味道，沉重的呼吸声和扫帚有力的唰唰声表明，某个同志正在履行大清早的职责。在太阳升起来时，漫步于这些寂静的小巷，始终没有人对我多加留意，只是偶尔在一个女人现身往水沟里倒马桶，或者一辆自行车响着铃铛将我赶到路边时，有一只不太敢大胆凝望的眸子盯着我瞧。

有一天一大早，我翻过一座山脊，往护城河边一条树叶披覆的小径走去。将我吸引到那儿去的是由喊叫、唱歌与弹拨乐器组成的一片奇怪的嘈杂声，最终我发现那是最难忘怀的一个永恒之地。那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地方。整条道上有男有女，全都像犹太人对着哭墙一样坚定地面朝护城河上一堵高大的石墙，在晨曦中私下练习他们各自的特殊技艺。如同我们晚上在浴盆里唱歌，这些北京人就这样来到这堵墙前面。有一个人，他的脸离石头只有几英寸，正在朗诵豪壮的独白。有一个女人，正在练习音域惊人的琶音，从女高音到洪亮的男中音。一个优美的男低音正在唱浪漫的民谣，一个诗人似乎正在提炼佳句，一个带自行车的老头正在拨弄一把古琴的琴弦。这些冲动似乎如此普遍，连我也想要加入，想要让“生存还是毁灭”的诗句在石墙上回荡，或者也许是朗诵我自个儿的文章里一些比较华丽的段落：但我抑制住自己作为外国客人的这番冲动，仅仅吹着口哨回酒店吃早餐去了。

我同时感到眩晕、迷惑和被深深地打动，我从中国的存在中退却。我注意到，长城上那些毛毛虫从来不爬到另一边，而是在铺路石的缝隙中安身；我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们会在那儿化身为蝶，扑扇翅膀，脱离凡尘，飞上九天。在快要离开时，我感到非常喜欢它们，因为我采纳了那个官员的建议，泛舟穿过远在潮湿南方的广西的那些平地隆起的绿色山丘离去。

我去过的中国城市让我产生相互抵触的情绪和彼此矛盾的结论，搅得我的脑子一团糨糊，我梦游般晃晃悠悠地朝海滨前行。我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骑自行车，穿过丰收的公社，田间劳作的女孩朝我挥手，在滑稽的帽子下面哈哈大笑，简直和宣传画里一模一样。我爬上陡峭的小丘，去仙境般的小屋里品尝茉莉花茶。我加入游客们每日沿漓江行进的大迁徙，舒展身体平躺在船头，一路吃着荔枝，穿过一座座梦幻般的球根状山峰，绿色的稻田，蜻蜓，渡船船夫，笼罩在一片蝉鸣中的河边村落，带着鸬鹚蹲在竹筏上的渔夫，由女船家艰难地弓着身子撑篙逆流而上的平底帆船，浅水中的鹅，高高地站在岩石路径上的农民，打响鼻的水牛，呼哧哧、轰隆隆乱响的旧汽船。一路上，荔枝在阳光里变得越来越成熟柔软，我身边有个悲伤的男人直立于船首，向微风裸出胸膛，一边唱起他的革命青春年代的骄傲的歌，在这片传奇的风景中穿行。

就这样，我走出中国的心脏，再次回到海边。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我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我见到绝妙之物，也看到蹩脚货。我和王太太一块吃腌萝卜，我用枸杞治愈头疼。我成功地避开了京剧。我买了一只竹编的山羊，在公园里下跳棋击败了鲁先生。我参观过我想象中宏大的简单，发现它们确实宏大但却混乱……

我坐的船驶出珠江，被黑色的舢板包围，它停下来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