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阿德莱德为初级医生举办的迎新会上，员工们被询问如果他们曾在工作场所目睹或亲身经历过欺凌或骚扰行为请举手。见习妇产科医生哈娜·苏泽克（Hannah Szewczyk）说：“大多数人都举手了。”
“这真的很常见......但往往很难让人们说出他们自己的经历，因为许多见习医生担心这将影响他们的培训或发展。”作为澳大利亚医学协会（AMA）见习医生委员会主席，苏泽克医生说，工作负担沉重的问题甚至更为普遍。“我刚刚开始我作为医生的第八个年头，情况似乎越来越糟。” 近年来，澳大利亚医学教育和培训系统中的系统性文化问题和职业倦怠已被充分记录在案。但似乎意识的提高和改革的呼吁还没有转化为有意义的转变。对澳大利亚见习医生的最新年度调查发现，自2021年以来，见习医生的工作量有所增加，考虑离开医学界的见习医生人数也在增加。在接受调查的2.2万名医生中，超过一半的人将他们的工作量描述为沉重或非常沉重，三分之二的人报告说他们每周平均工作超过40小时，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每周平均工作超过60小时。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上周公布的调查发现，五分之一的初级医生以及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初级医生正在考虑换个职业。澳大利亚医学会主席史蒂夫·罗布森（Steve Robson）说，调查的结果凸显出“处于危机之下”的卫生系统的影响。 
罗布森教授说：“对调查作出回应的人中有20%正在考虑从事医学以外的职业，这一事实应该给全国各地的政府敲响警钟，尤其是这些是已经在教育和培训方面投入了多年时间的见习医生。” 这项由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初级医生完成的调查发现，34%的见习医生在过去12个月里曾在工作中经历和/或目睹过欺凌、骚扰、歧视和/或种族主义。 在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见习医生中，这一数字为55%。在经历或目睹这种行为的人中，最常见的来源是高级医务人员。澳大利亚医科学生协会（AMSA）主席提诗·西瓦格纳南（Tish Sivagnanan）说：“这是一个在医务人员培训体系内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医学的等级性质......以及处于压力之下的卫生系统本质上促进了很多维护负面文化做法的结构。” 苏泽克医生对此表示赞同，并说在某些情况下，不良的工作场所行为反映了医护人员的艰难工作条件。她说：“无疑有一些不可接受的行为，应该有后果。” “但值得关注的是原因：是否只是那个人的问题，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或者它是系统中某些东西表症，人手不足、工作过度、缺乏睡眠，自己没有得到支持？” 调查发现，病人和/或他们的家庭成员或照顾者也对五分之二的初级医生所经历或目睹的欺凌、骚扰、歧视和/或种族主义负责。在那些经历过这些无法接受的行为的人中，70%的人没有报告这些行为。在被问及原因时，55%的人说他们担心会有影响，51%的人说即便他们报告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苏泽克医生说，初级医生往往不愿意说出来，因为这可能影响他们的职业前景。她说：“医学领域的竞争如此激烈......为了进入培训项目，你必须有来自你的主管的出色评估。” “如果欺凌或骚扰来自你的顾问，那么这些人可能是为你做评估或坐在你的面试小组中的医生。”悉尼的初级医生本·布雷利（Ben Bravery）是卫生系统变革的积极倡导者，他说调查的结果令人失望，但并不令人惊讶。 “我认为[工作场所文化]改变得很慢，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布雷利医生认同“严苛且根深蒂固的”医疗等级制度是造成欺凌和骚扰高发的原因，但他补充说，这也是医学教育忽视“医学的人性一面”的结果。他说，沟通、同情和团队合作等技能“有助于杜绝那些无法接受的行为”但往往被忽视，而把重点放在技术能力之上。
他说：“我们可以在医学院以更有力的方式教授这些技能，并将其提升到与技术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旦你把这些学生送进医院，你又得奖励这些行为。”布雷利医生说，医生们被期望治愈人们，同时他们又在情感和身体上“摧毁”自己，这是“荒谬的”。“我们接受我们的许多见习医生受到了负面影响，有时被工作和文化以及培训要求击垮，但我们却希望他们能治愈其他人，这是说不通的。”他补充说，重要的是，沉重的工作量和有毒的工作环境也影响了病人护理的质量。他说：“如果[病人]直接看到不良行为，他们可能会失去对医生的信任......间接看到，不良文化会影响沟通和亲近。” “它可以阻止初级医生向高级员工提出担忧，这意味着团队中的人不太可能像一个整体一样工作，以解决问题并确保病人得到尽可能最好的护理。”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主席安妮·汤金（Anne Tonkin）说，尽管调查结果表明“医学培训仍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错”，但培训和教育的文化仍然令人担忧。 “医学培训的文化需要关注，”汤金医生说。“55%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见习医生经历和/或目睹了欺凌、骚扰、歧视和种族主义，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有见习医生中有34%经历了这些，这也是不可原谅的。 
“为了见习医生，我们都有责任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医科学生协会（AMSA）主席提诗·西瓦格纳南说，需要进行 “积极的监督”，以确保医院和卫生服务部门为解决职业不当行为而设立的报告系统和程序是健全的。“仅仅建立一个[报告系统]并说‘我们已经在考虑处理’是不够的。因为这显然不奏效，”她说。 布雷利博士表示同意，并说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使初级医生能够“安全”地指出不可接受的行为。“除非你关注潜在的权力结构，以及初级医生所面临的紧张关系，否则他们永远不会被赋权来呼吁这种行为......医学将继续落后。” 澳大利亚医学协会（AMA）见习医生委员会主席苏泽克说，为了留住见习医生，有必要进行立法改革以改善全国各地医院的工作条件。 她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工作场所的福祉和社会心理安全被嵌入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优质卫生服务标准中。” “我们有这些所有医院都必须达到的标准，例如血液制品的管理、手部卫生，这些都是保证病人安全的规定。但是我们知道，健康的劳动力可以保证病人的安全。” 苏泽克医生说，南澳州和昆士兰已经进行了立法改革，以确保医院对提供安全的社会心理工作环境负责。“变化正在发生，但它需要时间来一级级渗入，正如我们[在调查中]可以看到的，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生想要离开这个系统，它需要更快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