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权保持沉默”这句话，竟然来自100年前这场华人凶杀案？

最近沉迷的事情只有两样：卤牛肉和写小说。

读书受的都是新闻写作训练，一百样细节都要有依据，关在家里看辛格，忽然产生了神奇的感应，故事不过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你个人的喜怒哀乐，一旦可以虚构，就变得更加自由起来，乃至变成你自己的生命体验，这种感觉和非虚构相比，妙不可言。

卤牛肉和写作的体验有些类似，先把所有香料研究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投入大大小小数量不一的香料，会获得微妙差别的口感。具体方子我放在二条了，感兴趣的旁友移步去看。

因为不确定大家会不会喜欢我写的小说，暂时还没有勇气拿出来。写小说找背景资料时会收获一些迷人的边角料，顺着边角料漫不经心挖掘下去，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写出来供大家休闲一乐。

今天的故事起点，是发生在1940年10月12日赫德路光天化日下的一场绑架案。

一个叫黄开平的男子全程目睹了三个持枪壮汉旋风一般从不知哪里冲出，把开车回家吃午饭的弟弟黄宣平塞回车子里，向西疾驰而去。绑架全程，不过一分钟。

报警后一小时，警察在沪西某处发现了黄宣平的车子，有武器，有预谋，事先勘察过路线，唯一不明确的是动机。黄宣平是黄家最小的孩子，彼时34岁，是上海北极公司（主营业务卖冰箱）的商人。当时上海滩的绑架案很多，黄宣平待人温和诚恳，警察对黄家人说，等着绑匪来联系他们，看看赎金金额再判断。

但黄家人仍旧陷入了巨大的不安。因为这不是他们家第一次遭遇飞来横祸，21年前的除夕之夜，黄宣平的父亲黄佐廷，一位同样以“温和善良”著称的外交官员，被人发现死在了华盛顿，死亡时间是两天前，1919年1月29日夜里。

当然，所有人都想不到，那场令人惊骇的杀人案，竟然是我们最熟知的一句台词的由来——

让我们回到1月31日除夕夜的傍晚。

第一个发现异常的是大使馆随员孙祖立，他已经两天联系不到黄佐廷。他前往卡洛拉马路黄的住所，然后发现，门口摆放着两天的报纸、牛奶瓶和洗衣袋。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于是，他找来另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就读的医学生李岗，李岗发现门锁着，但一楼客厅有一扇窗户开了半英寸。

他翻窗进入，找到了客厅电灯开关，吧嗒一声，光明重回这间屋子的瞬间，李岗看见的，却是灯光映出的一双男人脚的轮廓。楼梯旁边的地板上，有个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李岗冲了出去，冲过马路，给公使馆的孙祖立打了电话，让他立刻报警。

躺在那里的尸体是黄佐廷，脸被枕套盖住，前额、头顶和后脑勺都有擦伤，致命伤是两处枪伤，一处穿过心脏，一处位于腋窝。背心上有焦痕，说明是近距离中弹。尸体附近是一盏黄铜灯，灯罩和灯泡都碎了，散落在地板上。在黄佐廷生命的最后几秒，他也许曾经试图用这盏灯还击凶手。

房间里的尸体不止一具，地板上的血迹像指向标，引领着警察来到地下室，那里是厨房和锅炉房。厨房的椅子上放着一把0.32口径的左轮手枪，那就是凶器。锅炉房里，人们看到了两具尸体，一具是黄佐廷的助手谢昌熙，另一具是工作人员吴炳新。谢的脸被枕套盖住了，他的致命伤在头部，而吴中了两枪，一枪在头部，一枪在心脏。

谢昌熙曾经教过胡适英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提到过他：

李岗对警察说，他认得那把枪，枪是吴炳新的，吴曾经告诉他，枪有点生锈，需要一点力气才能开枪。警察在房间里找到了三颗子弹，尸身上找到了五颗，手枪里的三个弹膛仍然装上了子弹，这表明这屋子里进行了至少两次谋杀——手枪曾经在被重新装填之后又开了枪。

他同时想起了另一个细节，1月29日晚上，他曾经来找吴炳新，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叫宦祥生的人，他1月22日从纽约而来，借住此地。李岗探了探头，他看见黄佐廷的帽子和围巾挂在门旁边的架子上，这似乎说明主人在家。但当他问宦祥生时，宦却回答，吴先生和黄先生都不在。

宦祥生的父亲曾是留美幼童，与黄佐廷是好友。黄佐廷受宦祥生母亲之托，带着宦祥生和他的弟弟一起赴美。这位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年轻人似乎只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其余便和一切浮浪公子没什么区别，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迅速花光了母亲一次又一次寄来的钱，1919年1月，他一直胃疼便秘，但却不愿意去医院，只用“喝威士忌来治疗”。

宦祥生以为1919年的新年要在床上度过了，这时他接到了吴炳新的来信。吴邀请他来华盛顿，并且寄来了50美金的支票，此时宦祥生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40块美金了。1月22日，他登上了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住到了黄佐廷处（吴炳新也住在那里）。到达华盛顿之后，宦祥生仍旧在生病，他事后宣称，自己觉得给吴炳新和其他人带来了许多不便，所以打算提前回家。另一种解释是，黄佐廷作为长辈对宦祥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显然让宦感到不快，于是他入住了靠近联合车站的哈里斯酒店，打算回纽约过中国节。

李岗的证词让宦祥生成为了重要的嫌疑人，华盛顿的警员决定坐夜班车前往纽约。2月1日清晨七点钟，他们见到了宦祥生，同屋的还有他的弟弟。宦祥生说，已经看报纸得知了黄佐廷等人的死讯，正在拟定慰问唁电。他给警察看草稿，上面写着“对死亡感到震惊”。宦祥生随后开始询问，这些人何时何地被杀，尸体何时被发现，凶手是否被发现，他又推测说，谋杀也许是唐人街的那些黑社会所为。警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几号离开华盛顿的？”

“27号，星期一。”

说完这句话，他忽然看见警察身后站着的李岗。他闭上了嘴，有些慌张，因为他意识到，警察知道自己撒了谎。

在没有得到搜查令的情况下，警察们拔枪进入搜索了宦祥生的房间，不过，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将宦祥生带回了华盛顿，并且就他在29号之后的行程进行了调查，调查之后，他们发现了更为蹊跷的细节。

宦祥生的弟弟宦中英在1月29日凌晨乘火车赶往华盛顿，之所以如此着急，是因为他一连收到哥哥的四封电报，一封比一封急切。到达哈里斯酒店之后，宦中英发现哥哥确实很不舒服，一直躺在床上，到午夜才能勉强入睡。

即便如此，次日早晨，1月30日九点多，宦祥生还是带着弟弟打车前往白宫街对面的里格斯国家银行。宦祥生没有下车，由宦中英前往银行，要求兑换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这张支票所属的户口是中国教育团，收款人为“bearer”，上面有黄佐廷和谢昌熙的签名。但银行职员发现签名似乎是伪造的，因此拒绝付款。没有兑现成功的宦氏兄弟无奈回到联合车站，并在当天坐火车回到了纽约。

由于案件发生在华盛顿的上流社区，被杀者又是中国的外交官，此时案件已经成为了华盛顿的热点。警方受到了巨大压力，他们决定把宦祥生带到一个旅馆进行秘密审问。华盛顿所有的报纸都开始报道这场谋杀案，《华盛顿邮报》开始猜测也许这和日本黑社会组织富山社有关，《泰晤士报》则着力渲染宦祥生兄弟的“花花公子”生涯：他们经常出入俱乐部、爱好打台球、经常向朋友借钱……众所周知，两人都需要钱。但警察们显然认为宦祥生的嫌疑更大，他们觉得真相就在眼前，宦祥生因为经济压力企图偷盗黄佐廷的支票，未遂后杀了他们，而后到银行兑换，带着这样的想法，警察开始对宦祥生兄弟进行一些逼供和诱供，他们先对弟弟宦中英说，你哥已经把你出卖了，他让你去银行兑现支票，一旦被捕，他就会逃跑。宦中英流着泪说，你们在撒谎。另一边，警察又对宦祥生说，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弟弟也会成为帮凶，那样他也会坐牢。

据说，他们还使用“照明等方法”，不让宦祥生睡觉，并且把凶器手枪塞到宦祥生的手上。事后，宦祥生曾经说，警察骂他们是“黄老鼠”，不给他们水喝，不让他们吃饭，在这样的压迫下，宦祥生招供了。

宦祥生承认了伪造支票签名的事实，他对警察讲述了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吴炳新和宦祥生一样濒临破产，他打算盗取黄佐廷的支票进行兑换。因为宦祥生的英文更好，所以两人商量，吴炳新负责偷支票，宦祥生负责模仿签名。但黄佐廷发现支票少了一张，他打算报警，吴炳新知道后非常着急，于是约宦祥生在1月29日晚上过来商议。

吴炳新和宦祥生一起填好了支票并且敲好章，正在厨房进行商量时，谢昌熙回来了。吴炳新马上拔出手枪朝他开枪，谢试图逃走，宦祥生听见了两声枪响，过了一会儿，吴炳新回来，从厨房抽屉里取出子弹重新装弹，之后把枪放回了口袋。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吴炳新嘀咕了一句，我本来就很讨厌谢昌熙。

他们俩就继续讨论谁去兑换支票，这时候，又有人进了屋。

这次是黄佐廷，两个人听见黄博士脱下外套，在客厅里待了一会儿，而后去二楼，十分钟之后，到达地下室厨房。他第一个看见的是宦祥生，黄佐廷有点吃惊，他以为宦已经离开了，这时吴炳新拔出手枪，直接对着黄佐廷胸口开枪，黄转身上楼，吴炳新紧紧跟随。之后，宦祥生听到什么东西被砸碎的声音（应该就是那盏破碎的黄铜台灯），而后是枪响，在那之后，又是死一样的沉寂。

吴炳新再回到厨房的时候，他已经换了衣服。他把枪放在了桌上，然后对宦祥生说，别以为可以逃走，你也是凶手，我们俩一起杀了人。

杀死吴炳新的念头就是那一刻产生的，宦祥生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抽屉前偷偷摸摸地取了一些子弹。他趁吴炳新不注意拿到了枪，并且装上了子弹，但这一切居然没有被吴发现，这实在令人感到费解。宦祥生提议去锅炉房加点煤，两人便一同前往。吴炳新率先走进去，宦祥生在身后开了枪，吴几乎倒在了谢的尸体上。怕他没有死，宦祥生把他翻了个身，而后又开了一枪。

他把枪留在了椅子上，洗掉了手上的血迹，离开房间之前，他对着黄佐廷的尸体，哭了。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宦祥生的认罪情况，标题是：宦承认在吴杀了黄和谢之后，他杀了吴。

在法庭上，宦祥生坚称自己没有杀害黄佐廷：“他和我母亲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他，在吴炳新杀害了黄佐廷之后，我一心只想要为他报仇。”他们请不起律师，而中国大使馆也没有为他们寻求法律支援，毕竟，死亡的是他们的同事，大使馆对于这件事的沉默可以理解。

随后，宦祥生得知了陪审团的决定——他们认定宦祥生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应当处以绞刑。

宦祥生当场蜷缩在椅子上，低下了头。

《申报》对于这场案件也做了报道，2月6日，他们报道了黄佐廷的死讯，但那时还没有披露嫌疑人。

2月18日有了后续报道，但因为中英文翻译的关系，《申报》写作“王氏兄弟”。

黄佐廷的灵柩直到1920年的2月14日才到达上海，《申报》报道说，玻璃棺里可以看到黄佐廷穿着白色西装，因为用了美国的防腐药水，尸身没有腐烂。

《新闻报》则在2月12日报道了凶手被判绞刑的消息，但仍旧把宦祥生写成“王祥生”。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案件已经划上句号时，四年之后，1924年，《申报》上忽然出现了一条新闻——黄佐廷案件重新进行审理。这次，终于把宦祥生的名字写对了。

宦祥生为什么没有被绞死？有几个原因。在被宣判死刑之后，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律师，并且要求上诉。但上诉请求一直没有得到回应，1921年5月20日，在宦祥生即将上绞刑架前几周，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一审判处宦祥生死刑的法官古尔德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当另一名法官接手案件时，距离宦祥生上绞刑架只剩下24个小时，但就是这最终的24小时，为他换得了生机。这位法官同意重新审理，唯一的证据来自宦祥生在警察局的认罪书，而宦祥生的律师们从程序不正确入手，彻底否认这份认罪书。

宦祥生否认了之前他做的所有供述，包括杀死吴炳新等。他声称自己当时不在现场，不知道为什么三人被杀。至于拿到的伪造支票，他宣称是吴炳新之前给他的。

关于不在场证据，他们找到了为黄佐廷做尸检的医生。这位医生指出，尸检显示，黄佐廷在死前三个小时没有吃任何食物，谋杀应该发生在午夜至凌晨1点之间。而宦祥生有证据证明，自己在十二点已经回到了哈里斯酒店（但这个不在场有点牵强吧）。

他们还找到了在警察局为宦祥生检查身体的医生，他证实“犯人虚弱、疲惫、憔悴，腹痛剧烈”。法官问医生，这种痉挛性结肠炎是否影响了宦祥生的判断。医生说：“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否有可能签署一份将他送上绞刑架的供词？”“我想他会的。”

而之前警察那些严讯逼供的内容，和辱骂他们兄弟为“黄老鼠”的细节，也被美国媒体们披露出来。

宦祥生律师认为，供词必须是自由和自愿的，才能被接受，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暴力来获取，不得通过任何直接或暗示的承诺（无论多么轻微）或施加任何不当影响来获得。而这些，当初逮捕宦祥生的警察们显然没有做到。

这一切，国内媒体似乎并没有过多报道，黄家人也没有再次前往美国进行作证，案件已经变成了宦祥生控诉美国政府司法不公正。重审的结果居然拖到了两年之后，1926年1月11日，这一天距离宦祥生被宣判有罪之日起，已经过去了六年零两天。而他比那时候胖了60磅。

最后的结论是，因为目前一级谋杀罪成立的主要证据是宦祥生的证词，而因为程序不正确，这份证词是无效的。但如果进一步诉讼，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那时候政府已经为这个案子花费了大约150000美元。

6月16日，法官宣布，他相信没有陪审团可以“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最终宣布撤销对宦祥生的指控。

宦祥生和他的弟弟走出了法庭，媒体拍下了这张照片——

媒体报道，宦祥生当天立刻和弟弟以及律师们前往当地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吃了牛排，那是他七年来第一次用叉子吃饭。

之后，他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了17篇文章，这显然是有高人指点的营销手段，在文章中，宦祥生把嫌疑指向了李岗，他提出的证据有，李岗有黄家的钥匙，李岗说出了手枪难用（如果不是吴告诉他而是他自己用过）等。

这些证据并没有被大洋彼岸的黄家人采信，甚至，连他的母亲本人都相信儿子才是凶手。她在儿子被捕之后前往黄家道歉，并且提出赔偿，但被黄家人拒绝了。在那之后，那可怜的老妇人哭瞎了双眼。宦祥生没有第一时间回国，而是在美国做了几年生意，先在他关押的监狱外面开了个小吃店，还一度卖过一种“wan mandarin cream”（一种糖果）。

被宦祥生指控的李岗在1924年回国，在清华医院担任医生。他娶了清华校长周诒春的长女周丹凤。他后来又赴美留学，专攻耳鼻喉科，回国后定居上海，1940年代初任上海国立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及上海中国红十会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也自行执业。

1940年10月，黄宣平被绑架的那个秋天，李岗在上海，宦祥生也在上海。他在1929年回到上海，结婚并且生了三个女儿。我在《新闻报》上找到宦祥生的一点资料，1938年11月他曾经在报上发过一个遗失启事，这可以证明当时他确实生活在上海。

他会看到报纸上的黄宣平绑架案消息吗？

在黄佐廷遇害之后，撑起整个家庭的是黄佐廷的夫人薛葩，她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首届七名毕业生之一。1911年，黄佐廷被任命为华盛顿游美学务处监督之后，薛葩曾经负责护送过好几批女学生。黄佐廷去世之后，薛葩不得不将原居所卖出套现，换购赫德路的一套房子。她甚至曾经将这套房子也抵押给银行，用来建立黄氏女学（Wong’s Academy for Girls），这所学校最著名的学生是张爱玲，“爱玲”这个名字，也是在报名黄氏女学时，妈妈一时想不到，拿“ Eileen”英文名字随口改的。

在黄宣平遭遇绑架之后，仍旧是薛葩站出来主持了大局。她敏锐地联想起，就在黄宣平被绑架前几天，黄宣平在北极公司的合伙人兼好友陈三才因涉嫌雇佣白俄人刺杀汪精卫在雨花台就义，狱中关押之际，陈三才曾经给黄宣平写了一封英文信。黄宣平的绑架，会不会和这件事相关呢？

过了两天，绑匪果然派人上门，开口要价500万元法币，否则撕票。当时1940年官方汇率为100法币约合30美元，500万法币等于150万美元，这当然是一笔巨款。薛葩和英国巡捕房的探长进行了沟通，认为绑匪也许和76号相关。巡捕房探长带着黄开平前往拜访吴四宝，吴先一顿发火，说自己不知道这件事。黄开平便表示，母亲讲了，愿意倾家荡产出赎金，但家里实在出不了那么多钱。吴四宝想了想回答，这件事我来查查，看看是不是能够关照关照。一周后，绑匪再次来电，沟通几次，赎金终于降到了5万法币，薛葩说，不能让人家一点甜头尝不到，于是成交。

11月4日，黄宣平终于回到家里，薛葩见到小儿子归来，放声痛哭，黄宣平被关在地窖里24天，体重减轻24磅，满面胡须，大家都说“如钟馗一般”。

薛葩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场绑架案并不完全为了求财。抗战胜利后，黄宣平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因为他在抗战时期曾经帮助政府铸造了两亿多枚铝币，也许也是这一举动，惹恼了汪伪政府和76号，从而决定借绑架给他一点警告。

绑架案的劫匪居然在第二年抓到了，主犯名叫陈福田，不仅绑架过黄宣平，还抢劫过金城大戏院总经理柳中浩家，数罪并罚，主犯被判了六年。

这次绑架，却让黄宣平想清楚了一件事：生命随时随地都可能失去，所以不如趁着活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和母亲一样，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

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颁布了一项新法令，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地方层面，只有完全自愿的认罪才是有效的，执法人员在审讯前必须明确告知嫌犯其权利，这被称为“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这是根据“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而命名的。在此案中，嫌犯米兰达（Ernesto Miranda）被控绑架和强奸，警方在审讯前没有告知嫌犯其宪法权利，米兰达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时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追溯了宦祥生案的经验，最高法院以一票之差推翻了亚利桑那法院判决，裁定认罪书无效。

可以说，宦祥生案对于“米兰达警告”的出台，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但此时，宦祥生已经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了，他因“反革命罪”被送去江苏劳改，而后又送回上海关押，1968年，他死在了监狱中，这一次，没有任何审判。

1951年6月，李岗被上海市卫生局调派到第六人民医院任耳鼻喉主任医师。不久，他因为受到调查而自杀。

黄宣平全家在1948年搬去了香港，1960年，薛葩在香港家中去世，享年86岁。

1981年，黄宣平在家中看电视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0岁。

70岁，也不算长寿，但这一辈子，确实是波澜壮阔。虽然出生在殷实的中产之家，父亲却在自己8岁时就遭人枪杀，中年遭遇绑架，数次被日军威胁问话，这样的人生，究竟算好还是不好呢？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羡慕黄宣平的，因为他的太太，是30年代最最可爱的中西女塾“校花”夏璐敏啊！

想听夏璐敏的故事吗？想知道她和黄宣平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相似经历吗？想了解夏璐敏时代的中西女塾生活吗？

下期讲给你们听。

Ps：本文中有关宦祥生案的资料和图片，均来自Scott D. Seligman所撰写的《The Third Degree: The Triple Murder That Shook Washington and Changed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google图书是个好东西，除了贵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