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Ke】美财长认错,拜登的“首要国内任务”不好整
本栏目由侠客岛与《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
这是经济Ke的第91篇文章
拜登近日坦承,白宫正“努力遏制高通胀带来的影响”,但短期内不太可能降低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并考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
美国这次“40年来最高通胀”,已经被拜登列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国内任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公开“认错”,称自己去年对“通胀上行不会造成持续性问题”判断是错误的,美国经济已受到巨大冲击。
一
从去年3月起,美国通胀数据就开始逐步攀升。今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5%,创下40年来最大增幅;2月,CPI上涨了7.9%,3月涨8.5%,4月涨8.3%,一直维持在高位。
CPI上涨,意味着物价越来越高,老百姓买东西越来越贵。5月31日,拜登把财长耶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到一起,讨论通胀问题究竟如何解决。
美国为啥陷入高通胀?毕竟只有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一般来讲,M2的高增长是物价上涨至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所谓M2,即广义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广义货币供给,由流通于银行体系外的现钞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M2增速上涨意味着货币供应宽松。可以看下面这张图——
美联储基础货币与M2增速比较(作者供图)
如图所示,2020年美国疫情大爆发后,政府实施了大规模救助,海量货币无效投入,导致美国M2飙升——这预示着未来恶性通胀的发生率极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耶伦之“错”,恐怕在于明明看到M2暴涨,却认为“发生恶性通胀概率较低”;看到CPI已涨超2%,她还认为“这是暂时的”,是因供给因素所致。
此前,在耶伦看来,如果能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打通供给端障碍(如现在美国各大港口的堵塞),将对美国物价产生积极意义,甚至比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更有效果。耶伦为此做了一些努力,还跟美国政府贸易代表戴琪发生“口角”。耶伦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关税,90%都变成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成本。
耶伦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当然会挺高美国物价;美西方对俄“石油禁运”,当然会挺高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能源价格;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也会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工业品价格上涨;再加上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导致“用工荒”并推高工资水平——这些都是美国高通胀的“非货币因素”。
因此,耶伦“认错”,恐怕更多的意义在于“替白宫背锅”。毕竟,总统已经因物价问题大大折损了公众支持率。
而且,当下的美国,政治正确已超越经济常识,像取消对华关税、终结俄乌冲突、停止切换商品供应链等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利的“非货币手段”,美国根本不愿做,也没能力做。
那怎么办?就只剩下美联储唱独角戏一条路了。比如,不断加息。
美联储大楼(图源:新华社)
二
让美联储独挡物价上涨,作用有限。
为什么?因为物价涨幅有“相对性”。CPI涨幅无非同比、环比,今年物价涨了,只要明年不再涨,明年的CPI同比涨幅就会归零。换言之,今年的“涨价因素”如果明年消失了,如对华关税、石油价格不继续涨,或美国政府停止无效撒钱,即便物价绝对值不跌下来,CPI涨幅也会消失。
可问题是,物价跌了吗?没有。物价同比下跌,那叫通缩,是比通胀还糟心的经济问题。
同时,靠美联储独自抑制物价,还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压制,这是明显的货币政策负作用,也是拜登、鲍威尔、耶伦等担心的问题。美联储强调货币政策回归“中性”,实际就是在弱化市场对大幅加息的恐惧——毕竟,美国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1.5%,已发生经济衰退。
尽管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物价,但更本质的问题是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即滞胀。治理滞胀,必须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孰轻孰重,次序如何,是美国管理者必须审慎考量的问题。
(图源:网络)
无论美国怎么应对,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正在犯下严重错误。其基于所谓“政治正确”而无视经济代价地一味胡来,真正的受害者是普通民众。
疫情后美国基础货币暴涨,原因在于白宫“开着直升机撒钱”,除维系美国家庭开支外,财政支出基本毫无经济收益。在此背景下,美国M2暴涨是货币泡沫,股价暴涨是股市泡沫,物价上涨则是消费泡沫。美国当前的恶性通胀是疫情中该国政府“无效撒钱”的结果,但不能只看到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而忽视通胀中的诸多非货币因素。
美国政府当然希望民众只关注物价上涨背后的货币超发因素。如此一来,美国对华贸易战、对俄乌冲突拱火浇油、华尔街金融大鳄炒大宗商品期货等非货币因素就容易被忽视。但恰恰这些才是关键因素。试想,如果美国公众对物价的看法跟过去的耶伦一样,紧盯美国对华加征的不合理高关税,紧盯美国为围剿中国而扰乱供应链,紧盯俄乌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飙涨,那美国政府会是怎样的压力山大?到时候该“认错”的,岂止耶伦一人?
文/《中国经济周刊》钮文新
编辑/云歌、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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