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

2023-02-14 00:02

《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 限时特惠包邮￥179（原价￥298 ）， 2023年2月20日活动结束。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王晓博士与莫弗特（John Moffett）先生精心合作的作品，讲述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20世纪宏大的系列学术专著的“成长”故事。这本书能够诞生，可以说有很多的因缘：一方面是李约瑟研究所在2007年已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完整的编目体系；另一方面是王晓博士的好奇心，当他第一次从莫弗特先生那里获知 SCC 档案的存在时，他立即意识这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宝藏！

2016年4月，王晓第一次跟我谈起他想研究 SCC 档案的想法，并提交了《关于李约瑟SCC 档案项目的建议》。这份建议书不长，仅有2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目标；二是内容与问题；三是方法与计划。目标是“出版一本研究性的《李约SCC》的图书和一套史料性的数字化‘李约瑟SCC档案’”。内容是SCC的策划、准备、研究、出版过程以及李约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关注的问题则包括SCC翻译本的出版以及李约瑟对SCC未来的考虑等。方法与计划是如何将SCC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以出版一套高清影印版的“李约瑟SCC档案”图书。这份建议书所描绘的图景无疑是非常诱人的，但要真正实施则需要有大量经费的支持，而这对李约瑟研究所而言并非易事。好在数字化处理和影印出版可以先放一放，研究SCC档案的事不妨先做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支持下，王晓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就是专心阅读和研究SCC档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出版技术史，加上多年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的经验，使他最初的研究兴趣集中在SCC出版的技术环节上，比如SCC所用汉字铅字获取的问题、中英文混合排版的问题、印刷清样校对的问题以及封面彩印的问题等。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更多的人和事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使他意识到SCC这一宏大学术工程背后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从未被人关注或讲述。我相信，正是这种意识使他产生了一种学术使命感，正如他在本书的“缘起”中所表述的：“如果不以功利为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作为读者的好奇心，想知道一个伟大的人是如何完成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纵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也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读这本书，你会不断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好奇心的引领和驱动，如此纯粹而有趣，让你欲罢不能，逐渐沉浸在李约瑟和 SCC 的“成长”故事中，最终领悟到这一学术传奇背后的支撑力量之所在！

2017—2018 年，王晓与莫弗特合作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第一篇是《大器晚成——李约瑟SCC的出版历程》，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2017 年第 3 期上，该文指出了SCC的诞生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首次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第二篇是《跨越语言的障碍——从SCC的汉字排版问题看李约瑟的解决之道》，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 年第 1 期上，该文通过梳理档案资料，首次再现了李约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如何通过执着而灵活的努力，跨越语言的障碍，成功解决SCC中汉字的采用及排版问题；

第三篇是《SCC总索引问题初探》，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8 年第 5 期上，该文具体分析了SCC总索引问题的成因，以及总索引对SCC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这三篇论文充分展现了王晓作为一名出版技术史研究者的独特眼光，我们不仅从中了解到SCC的背后还有那么多与出版技术相关的故事，而且也看到了李约瑟为实现在SCC中采用少量汉字所付出的巨大而执着的努力，远远超出了他作为一名作者的责任。这些精彩的故事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李约瑟和他的 SCC 事业增添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名为《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的书，虽然仍以SCC的出版历程为中心，但其内容之丰富和生动，已远远超出了出版技术史的常规视野。这本书通过呈现和解读大量往返的原始信件，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SCC的成功做出了独特贡献，彼得·乔治·伯比奇（Peter George Burbidge，1919—1985）先生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尽管他很少为人提起，但用王晓的话说，他却是“SCC的幕后英雄”。早从 1949 年开始，伯比奇就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参与SCC第一卷书稿的编辑和排版工作，其后更成为SCC出版项目的负责人，从文字编辑变成 SCC的项目编辑。在晋升成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产品经理后，他不仅负责SCC的出版工作，而且积极涉入SCC项目的组织工作。1968 年，为更好地支持和扩大 SCC项目，在他的提议和运作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UK）在剑桥宣告成立。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为其后李约瑟研究所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伯比奇是五位创立信托人之一，功莫大焉！20 世纪 70 年代，为启动和推进SCC“火药篇”的撰著计划，伯比奇出面做了大量的协调和组织工作。可以说，他既是SCC项目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其出版事业最忠实的执行者。李约瑟在 1959年出版的SCC第三卷的前言中，在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时，曾突破“个人匿名”的惯例，专门向伯比奇表示热烈的感谢（warmest appreciation），感谢他如此慷慨地给予友善的帮助与合作（friendly help and cooperation in such generous measure）。而 1964 年伯比奇在写给李约瑟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回应：“任何人如果能像我一样被您在第三卷中那样褒奖的话，我想他都会愿意为之奉献终生的。”（王晓译文）李约瑟与伯比奇之间的相互赞赏、友情和默契，由此可见一斑。

在本书中，王晓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引用了大量从未发表的信函，为我们讲述了伯比奇作为“幕后英雄”对SCC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在协调和推进SCC“火药篇”撰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书中涉及王铃、何丙郁和李约瑟等几位性格迥异的学者们各自不同的处事方式，读来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引人深思。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竟经历了如此婉转、起伏和漫长的过程，有这么多的幕后英雄为之奉献，且无怨无悔，不由得令人感叹不已！

尤为难得的是，王晓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档案中，还收藏有报纸和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大量有关SCC的评论，这些评论因时过境迁，有的早已为人遗忘，现今已很难找到。王晓很清楚这些评论的学术价值，所以他很用心地将其中一些精彩的评论翻译出来，收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不仅使它们首次以中文呈现于世，而且使读者能够通过这些评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SCC前四卷相继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先生在《观察家报》所发表的书评中，就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这是一种西方对中国比外交层面更高层次上的‘承认’行为（It is a Western act of ‘recognition’ on a higher plane than the diplomatic one）。”

这本书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其很强的故事性。前三章讲述了李约瑟的前半生，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中国的经历；接下来的八章则是SCC的“成长”故事，各章的标题依次是“种子”“生根”“破土”“分蘖”“成长”“分枝”“开花结果”和“大树”，非常形象而精练；最后题为“无尽的梦想”的一章，则凝聚了王晓的学术思考，不仅有他从出版史的视角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也包括他从李约瑟和SCC故事中所获得的启发。读完最后一章，掩卷而思，你会发现这本书不仅故事性强，而且有浓厚的学术底蕴。难能可贵的是，王晓的学术讨论娓娓道来，不枯燥，不教条，不盲从，也不玄虚，而是力求简明扼要，不仅把学界的思考和观点一一呈现出来，而且也充分展现了他的独到见解。这本书能如此引人入胜，应归功于其故事性和学术性的完美融合！

可能有人会问，李约瑟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谈论李约瑟和他的著作能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落在李约瑟一生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上。正如王晓在“尾声”中所写的：发展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最终都会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李约瑟心目中“大同社会”的理想…… 李约瑟的“百川朝宗于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全球化浪潮”。

李约瑟一生致力于研究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认为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是古代世界各种文明交汇的结果，是“百川归海”的写照，而人类的未来更应继续这种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进程，从而走向中国古代哲人所倡导的“天下大同”的社会，也就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共享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共存于一个和平无争的世界。毫无疑问，现实距离“大同社会”依然遥远，但这不等于说李约瑟“天下大同”的普世情怀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恰恰相反，正如英国学者利昂·罗查（Leon A. Rocha）所指出的：“李约瑟的普世情怀中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而这正是极有价值的，值得我们继承！”换言之，李约瑟所总结的“百川归海”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他所倡导的“普世科学”和“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他对人类文明必将融合归一的信念，与当代世界进步力量所主张的文明互鉴、宽容与交融的发展道路完全吻合，其所具有的内在的道德感召力量是不容低估的。这也正是李约瑟知识遗产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的原因之所在！

最后，我想向王晓博士表示敬意，并衷心感谢他默默耕耘数年之久，用心血浇灌出这本厚重的著作！我也很感谢莫弗特先生对这本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熟悉SCC档案，是这一知识遗产的守护人！我相信，这本书将传递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些有关李约瑟和SCC的陈年往事，更是一种精神和信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成就了李约瑟和SCC，也激励了王晓，是他数年来执着耕耘的支撑所在！因为这种力量，这本书会长存下去，会引领和激励更多的后来人，把我们共有的文明传承给未来！

梅建军

“为什么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来满足人类实际需求方面，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为什么在17世纪伽利略的时代以来，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只发生在欧洲，而没有诞生在中国？”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提的这个疑问，引起了中国人长期的关注和思考。

在回应“李约瑟之问”方面，中外学者做了许多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仅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李约瑟的发问，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古代中国在自然知识应用方面的成就，是持褒奖认可的。

在人类文明起源和长期发展历程中，技术的发明往往先于科学知识的形成。这大多是劳动人民基于生活经验的总结，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应用。

在当代，技术和科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但在古代，两者的结合尚未如此紧密，甚至可以说是各自发展。譬如早在古代，中国人就掌握了酿酒的技术，但直到近代，科学家才弄清酿酒工艺中的化学反应原理。技术和科学，严格来说是两个分支。技术的领先不一定就会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科学的滞后发展也未必就妨碍到技术的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