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陆川：身体里仍有子弹

过去的三年，是陆川自愿与《749局》绑定的三年。这部杀青于2019年底的电影，受到行业动荡和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初资金断裂。紧接着，电影院停止营业，整个行业哀声一片。

陆川决定自己垫资，完成《749局》的后期制作。一支二三十人的后期团队埋头干活，粗剪，精剪，定剪，预览，大半年过去，陆川工作室的账上所剩无几，投资方的资金仍然没有到位，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也是未知数。这一年，是陆川入行以来最难的一年。最终，他选择走出去，去商学院上两年学，系统地学习商业化运营，先救工作室，再救《749局》。

并非没有别的选项。比如，先把《749局》放在一边，去拍一部新电影。有一百个理由这么做，但陆川认为这是对《749局》的一种背叛，不仅意味着对自己作品的背叛，也是对历经电影行业十几年起起伏伏仍然支持自己的那些人的背叛。他觉得，自己必须亲手把《749局》这艘船开到港口。

“749”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番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的一个大院里，大门前武警站岗，四周铁丝网高墙围护，要经过至少七道严密防守的铁门，才能进入陆川那间大得惊人的办公室。后来，陆川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发现整个导演系所有教师的办公室加起来，也就当年自己那间独立办公室那么大。这间办公室里仅有一张桌子和几个档案柜，空得可以开健身房，二十出头的陆川每天坐在这里听一盘录音带，记下内容，如果某天听到一两句有价值的，可能就立下大功。

这段神奇的经历，被陆川不断酝酿演化，先在《九层妖塔》里作为侧线初露面目，然后形成了《749局》，又贯穿在之后的一部电影中。今天，“749局”已经撤销了，陆川曾经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其中两年被外派学习。大部分的时间，他工作很勤奋，但是最后一年，他的心思不在工作上了。那是因为，有天他骑车经过北京电影学院，看到了墙上贴着的研究生招生简章。

在此之前，陆川的人生看似与电影没什么关系。他有一个当作家的父亲，他的少年时期又赶上了80年代，理所当然地，写作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当时他是一个瘦高又羞涩的中学生，写了很多伤痕文学小说，却没有勇气去投稿。他经常去电影院，喜欢《黄土地》《一个和八个》，有天他去看一部名叫《红高粱》的新电影，浓烈的红色，明亮的唢呐声，粗犷的颠轿歌，最后一个镜头，孩子在红色的高粱地里唱着“娘，娘，上西南⋯⋯”片尾字幕出来了，观众纷纷散去，陆川坐在椅子上起不来，仿佛有一只手从银幕里伸出来，把他摁在了那里。他被这部极致张扬的电影击中了，长时间地沉浸在诗歌般的影像中，电影才是最摄人心魄的艺术。

对于陆川考电影学院的想法，父亲没有明确表态。后来，陆川的高考志愿表上，父母在提前录取一栏填上了“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就这样，那年秋天他从南京火车站出来，被一辆大卡车拉着往郊区走，到了一片油菜地中的学校，先跟着老师同学们拔了三天草，绝望地想，这辈子跟电影没有一点关系了。

很多年以后，回看这段经历，陆川意识到，正是在这所被油菜地包围和高墙封锁的纪律严明的军校度过的三年，意外地把自己的电影梦想夯得更实了。因为学的是英语，陆川和同学们每天早上坐在操场上，拿着收音机听BBC新闻；本职是外交官的老师在课堂上带领他们看英文电影，比如《飞越疯人院》，还有大卫·利恩和希区柯克的全部作品。那三年，陆川参与了校报的编辑，自编自导了六部舞台剧，都是《等待戈多》那样的荒诞风格，在一所军校里显得怪里怪气的。对文艺的审美，对世界的认识，都在这三年里得到了丰厚的滋养和拓展。

毕业之后是按部就班地分配工作，看到电影学院研究生招生简章那一天，距离陆川第一次冒出从事电影行业的想法过去了六七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人生与电影渐行渐远的现实。然而，这份招生简章让他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他开始了复习备考的一年。

某天，面试过陆川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江世雄老师路过他的单位，顺便到他的办公室看看他。陆川带着江老师经过重重关卡，一道又一道铁门哗啦啦打开，走进空旷的办公室，从充满年代感的厚重的苏式绒布窗帘望出去，十几米的铁丝网高墙将这里与外界隔绝。江老师原本有点看不惯这个张口就说“您一定要录取我，因为我会成为您最优秀的学生”的年轻人，然而，眼前的情景让江老师也不忍心看着一个有才华、有冲劲的青年终生困在这里。

“陆川，你以后会成为电影行业的一个搅局者。”姜文说这话的时候，正在陆川的处女作电影《寻枪》中担任男主演。这部电影以男主人公的视角展开故事，呈现出一种迷乱躁动又带有黑色幽默的风格，是当时的国内电影中不曾出现过的，观众觉得陌生，又感受到强烈的冲击。

《寻枪》是陆川在毕业后三年里创作的6个剧本中获得了拍摄机会的一个。陆川没有刻意去做电影行业里的搅局者，他只是要求自己的电影每一部都是独特的，都是新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重复自己，下一部作品和上一部总有不同。

第二部电影《可可西里》在视角上迥异于《寻枪》，从强烈的主观视角切换到冷静克制的旁观视角。第三部《南京！南京！》，在拍摄手法上更加不受限制，某些部分采用手持镜头，某些部分使用固定镜头，完全根据叙述的需要。到了《王的盛宴》，陆川认为权力人物的生活天生带有戏剧性，片中融入了大量戏剧元素和创作手段。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陆川的这四部电影拍得极为自由，那时的陆川谁的话也不听，在电影世界里尽情探索，每一天都感觉非常幸福，因为正在为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而拼搏。

拍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陆川觉得像是一次潜水，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对他来说就是一头扎到水下，不断下潜，一直潜到目标深度，再浮出水面的漫长过程。有时候，在水里停留的时间长了，回到水上，会发现世界全都变了。做完《王的盛宴》，水面上的世界让陆川感觉异常陌生，像是换了一个天地。那一年，市场上涌现了大量商业片，其中不少获得了破纪录的高票房，似乎一夜之间，观众的喜好变了，电影投资的风向标也变了。

《王的盛宴》之后，陆川去国外度过了一段休整期，之后接下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为期三年半的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他需要远离都市，去野外、去深山秘境寻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尝试拍一部纪录片，同时，向迪斯尼那个电影系统取取经。另一个是《九层妖塔》，他想看看商业片是怎么做的，去新的赛道上学习。

《九层妖塔》完全遵循商业片的制作模式，成本有明确的预算，筹备、拍摄和后期制作的时间都有严格限制。带着“学员”的自我身份设定，陆川在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有点放不开手脚，拿不准自己的表达要在电影中占多大比例。直到电影上映了，他才意识到，当时自己放弃了三百多个镜头的后期制作，让电影按照原计划在国庆档上映，从而导致电影没有一个陆川表达的完整主题，这不是他想要的导演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非常大的商业回报，他还是因为缺乏自我表达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于是，在《我们诞生在中国》，他开始懂得在该坚持的时候必须坚持。后期制作阶段，迪斯尼要求不能出现残忍的画面和情节，陆川向对方表达：这是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故事，必定带有中国的气质，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物种丰富，不是每一种动物都像大熊猫那样备受保护，大部分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有温情也有残酷。就这样，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结尾难得地保留了猎豹母亲达娃的真实命运。经历了这个阶段，陆川逐渐找到了一种平衡，懂得应当听取他人建议几分，坚持自我表达几分。

变与不变

 ●黑色皮衣外套：SEAN SUEN

黑色西服套装：Kiton

白色衬衣：Brioni

黑色高领针织衫：Prada

腕表：帝舵1926系列

椭圆形太阳镜：GIORGIO ARMANI

‍‍‍‍‍‍‍‍‍三年过去，《749局》被救活了，陆川希望今年填上所有资金缺口，让这部电影和观众见面。

三年里，陆川经常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等到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还是一部新电影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后，它还是独特的吗？

资金没有到位的日子里，陆川又把这部电影重新剪了好几遍。做电影，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历经三年的收口，让他有机会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这部作品。不断审视的过程中，他也会想：这个《749局》，到底值得不值得我们为他坚守？如果它只是一种快餐，像猪肉蛋饼那样的食物，三年过去，早就馊了。但是，一部有表达、有内核的电影，会像一壶酒，多年后开启依旧香醇。

假如《可可西里》或者《南京！南京！》在今天重新上映，陆川相信它们依然会获得不错的口碑和票房，依然是很新鲜、很不一样的电影。电影人总能在看别人的电影中看到别人的得失，波折和苦难如果真有意义，应当作用在电影中，陆川期望把所有的体验和感悟注入到作品中去，而不只是完成了一个产品。

接下来，陆川要拍的是他在十几年前拍摄《南京！南京！》的过程中抽空写的一个剧本。去年，他把几个剧本拿给工作室的同事看，问哪个最打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指向了这个剧本。陆川再一次感受到，这么多年过去，电影产业变了，但是电影本身没有变。他在二十几年里眼看着电影行业一会儿起高楼，一会儿夷为平地，一会儿评论的风向陡然变了，让人有些看不懂。现在，他不再看不懂，因为他从更长的历史纬度看过去，好电影的内核始终没变，一直是同样的主题，一直在帮助人类反省自身、寻找人性的弱点。

这几年，陆川反复自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还有最初拍电影的那股劲吗？

过去的三年里，陆川写了三个剧本。像是一种本能反应，焦虑心慌的时候，害怕被时代抛弃、被行业遗忘的时候，就去写剧本。入行二十多年了，他几乎一直在写，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还有表达的欲望。要是有一天写不出来了，没有什么话可讲了，必须别人提供剧本了，就危险了。至少现在，他能感觉到，危险还远着，还有话想讲，身体里还有子弹。

陆川工作室大厅的墙上有一句话：行业的及格线是我们的底线。熬过了艰难的时刻，陆川更愿意静下来，也有了更大的自信静下来，去寻找不变的那些部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找到了一条路——身为创作者，只要相信自己有弱点，就能找到电影世界里最能触动人心的那个部分。

电影行业有一种迷惑力，容易让人以为自己是超人，无所不能。然而，一旦进入这种思维模式，就离导演越来越远，离创作者身份越来越远。现在，陆川相信自己是有弱点的。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有弱点， 相信自己和别人拥有共通的情感，相信那些让自己涕泪横流的、悲痛感怀的别人也会感同身受，那么，真实的故事和情感就会慢慢回到他的身边，走进他的电影里。‍‍‍‍‍‍

对话陆川

 ●红色大衣：FERRAGAMO

黑色高领针织衫、黑色皮靴：Prada

黑色长裤：Kiton

黑框眼镜：GIORGIO ARMANI

‍Esquire：这几年你的作品迟迟没有和观众见面，今年有哪些作品会陆续推出？你还担任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官方电影总导演，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陆川：接下来大家能看到的，首先是疫情前拍的电影《749局》，然后是疫情期间拍的一部剧《非凡医者》，还有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每举办一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都会要求主办国选一个导演拍一部奥运纪录片，用影像的方式记录这个过程。纪录片算是我的本行，我之前拍过《我们诞生在中国》，不比这次的冬奥纪录片更难。做纪录片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做出来之后有可能没什么人看。当然，做冬奥纪录片对我来说是一份荣耀。但是，相对于现在这个电影市场大家的关注点来说，做纪录片是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真的，我非常敬佩一生以纪录片为职业的人。过去的两年半，我一直在做2022北京冬奥纪录片，快要收尾了，最近我又开始进入今年将要举办的杭州2022年亚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筹备工作。

Esquire：对你来说，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算不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陆川：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其实我从2009年开始做了很多这一类的工作，只是没有对外宣传，亚运会这类的国家任务肩负的是整个国民的期待，这份责任，虽荣耀但重大。作为幕后团队中的一员，我要做的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自己这一环上做到极致。之前我在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做了整整两年的工作，整个国家馆的影像的包装设计都是我们做的，我在上海、新疆、北京都做过驻场秀，跟开幕式很接近。我挺喜欢秀演这种广场艺术的，我很喜欢大型装置艺术，我喜欢视觉奇观。

Esquire：你在这些工作里的收获是什么？

陆川：我会觉得它跟电影是另外一种逻辑，电影要讲叙事嘛，秀演其实讲的是一种视觉逻辑，做秀演的时候，你可以把叙事那根神经放下来，从视觉的或者音乐的逻辑去做，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调剂。另外呢，开幕式这样的工作，整个团队人特别多，我有机会去结识电影之外其他领域最优秀的人，去倾听他们的想法，去汲取他们在创作上的感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一种眼界上的开阔。‍

Esquire：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的自我要求是怎样的？

陆川：我一直坚持，我们在做一个有情怀的东西，但是它要有一个独立的内核。我和领导沟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个冬奥纪录片越独立，就会走得越远，我们要把中国在疫情期间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说出去，如果它不是一部独立电影，这个中国故事就讲不出去，影响不了世界。所以我在做个片子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国际视野。但我有点担心，公众会觉得它是一个官方的片子就不太想去看。我想告诉大家，我为这事坚持了两年半，你们肯定会看到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电影，我拿我的声誉做保证。

Esquire：经历了这么多年，你找到自己在电影行业里的位置了吗？

Esquire：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来看，你的每一部电影作品都和上一部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