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缔造了“富士康们”｜中企荐读

富士康集团是苹果最大的供应代工厂，目前已成为巨型工厂的代名词。而一个巨型工厂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将会对当地就业、经济等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力大，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

中国拥有的制造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最多数量的工人，最大规模的工厂，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产品。在过去40年中，工业生产的爆炸性增长，构成了中国人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生活的核心部分，包括大范围脱贫、大规模城市化以及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长期以来，中国工厂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输出庞大的货物流，而这是中国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因素。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拥有广大市场和良好制造业基础，近年来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月16日，国新办就“实施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负责人毕开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

中国的工业历程，是长达300年的大型工厂历史上崭新的篇章，中国也因此成为在现代世界舞台上闪亮登场的崭新的角色。

《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讲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厂的故事，大型工厂从18世纪的英国迁移到19世纪的美国，那时主要是钢铁和纺织工业，然后到20世纪初的汽车工业，接着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亚洲“巨兽”。

为什么棉纺织商采用工业化生产？为什么他们的工厂会这么大？伟大的英国数学家和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在其1832年出版的著作《关于机器和制造商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大型工厂的原因和后果”。巴贝奇开宗明义地指出，机械化生产能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伟大工业的奠基”。他指出，一个首要的因素，就是高度细化的分工，高效的生产单位必须要把特定生产过程中最有效的劳动分工所需要的工种类别再翻上几倍。他还提到了各种花销的数额，其中包括机器的保养和维修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费用，在规模太小的工厂里，他们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将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在一座大楼中，会降低运输成本，并且使一个实体能够负责质量控制，这就降低了失误的可能性。

在早期的纺织厂里，由转轴和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把水车产生的动力分配到一台台机器上。只要有稳定的水流，水力就是便宜、效率高的动力。这意味着工厂必须建在河流上，即便如此，有时也没有足够的水流，这使得一些工厂主尝试使用蒸汽机——把水抽到水池里，从而稳定地向一个水车供水。

“工厂系统”是19世纪上半叶，人们讨论、争论和冲突的焦点。“工厂系统”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术语，一般是指工厂带来的全新生产方式，包括必须按部就班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工厂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于它的许多批评者，甚至一些支持者来说，对劳动力特别是童工的剥削，成为他们评价这一新制度的焦点。工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在最初的几十年中，工厂主们通常让他们的工厂日夜开动，星期天是唯一的休息日，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是寻常现象。

奴隶制来比喻工厂劳动，无疑反映了19世纪初期关于奴隶制本身的激烈辩论，最终导致1834年英国对奴隶的解放。不过，这也是衡量工人的生活被看得有多么凄惨的一个标准，以至于许多观察家将工厂劳动等同于奴役奴隶。除了虐待劳工，环境破坏在对工厂制度的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曼彻斯特和其他工业中心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阴暗污浊的空气，水污染与空气污染一样严重。棉花生产对环境的破坏远远超出了工厂本身，棉花种植需要砍伐森林开荒，而种植棉花会迅速耗尽土壤肥力。煤矿开采污染了河流，给环境造成了损害。

在英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选择将破坏机器作为一种抗议和释放压力的方式。尽管有法律上的禁令，工人们还是成立了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举行罢工，参加游行和大规模示威。在19世纪初，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有些罢工有数以千计的棉纺工人参与。政府的反应是严厉的，它把主要的活动家逮捕、监禁，并将他们流放到殖民地。

如果说19世纪上半叶是棉花的年代，那么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就是钢铁的年代。到100年纪念展时，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制造工厂是生产钢铁产品的，而不是生产纺织品的。炼铁厂，以及后来的炼钢厂，取代了纺织厂，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成为关于社会性质和人们寻求什么样的未来的争论焦点。

直到19世纪，铁的产量都很少，只用于生产特殊产品。一般来说，在欧洲和北美，矿石的开采、转化为铁以及生产成品都是由一小批熟练工人在同一个地点进行的。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传统的生产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对铁的需求了，即用木炭或焦炭作燃料的小熔炉除去铁矿石中的氧气和杂质，生产出的金属，这些金属可以被铸造成成品，或者经过再加热转化成更坚固、更有可塑性的熟铁。铁路的普及和对铁轨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对铁的需求。铺设铁路的需要，使配件的价格水涨船高。为了赚钱，铁路工厂必须昼夜不停地运转，这就需要大量的熟铁。产量增加，生产一体化，成品种类不断增多。生产结构钢、钢线、钢板和其他产品的精轧机，把钢铁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钢铁厂常常被誉为国家伟大和文明进步的象征。它们的增长使钢铁工具能够在农场和家庭中被引入，能够实现其他工业的机械化，能够用于建造铁路、桥梁和摩天大楼等非凡景观，以及构建以巨型大炮和钢铁战舰为基础的帝国强权。

1926年，亨利·福特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将“量产”(mass production)定义为“一种可以大量生产标准化商品的现代方法”。亨利·福特之所以享誉全球，是因为他的公司生产销售的T型车，还有用来制造T型车的方法。为了制造它，福特汽车公司建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批工厂，并引进了无数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包括装配线，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速度和效率。为了控制在工厂里的数以万计的工人，该公司设计了新的劳动管理方法，从工厂的围墙内部延伸到工人的家庭里和思想里。福特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它以廉价的消费品为基石，这些消费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厂大批量生产这些产品，为劳动者支付高工资，并对他们进行严格约束。正是亨利·福特和福特汽车公司开创了工业化的新阶段和近一个世纪内都无法超越的工厂规模。

福特的系统是旧式制造业实践的巅峰，也是对旧式制造业的彻底突破。几乎从一开始，美国工厂就一直在生产“大量单一的标准化商品”，不管是沃尔瑟姆生产的白床单，还是推动钢铁工业扩张的铁轨。但是汽车的复杂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使如此复杂的机器实现大规模生产，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装配线的工作被证明比其他类型的劳动压力更大，无论是在劳工的生理还是心理方面。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成为机械的延伸，被机械的需求和速度所控制。在福特公司引进装配线后，工作量大大提高，因此该公司对工人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作产量是美国工业的普遍问题。技术工人忠于他们的手艺，而不是他们的雇主，他们经常换工作，以学习新技能或尝试不同的环境。为了寻求更高的工资、休假（只是休息，没有如今的带薪休假），当他们与领班发生争执时，或者出于其他种种原因，非技术工人也经常离职。福特方法的推广，使工人的平均任职周期更短了。许多工人憎恨福特式的极度重复工作和紧张的生产速度，往往只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辞职。大多数人干脆一走了之，连正式辞职的手续都不办。

位于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是苏联为迅速工业化、改善生活水平和提高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防御能力而进行的激进行动的一部分。苏维埃政权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个详细的计划已经被提上日程。1929年，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之际，约瑟夫·斯大林写道：“我们正沿着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全速前进，把古老的‘沙皇俄国’远远抛在后面。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之国，汽车之国，拖拉机之国。”工业巨兽是苏联一跃成为“金属之国，汽车之国，拖拉机之国”的关键。

苏联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截然不同。在1917年革命之前，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原有的为数不多的工业被革命和随后的内战严重破坏。许多苏联人把美国的成功归功于它对标准化产品和大型工业综合体的采用，他们认为美国就是一个成功典范。如同在西欧一样，亨利·福特在苏联也很有名，他被看作最先进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活生生的代表。

巨型工厂在苏联成功了吗？在其他地方，个人或公司为了狭隘的目的建造了大型工厂，即让自己获得经济回报。有时，他们也有慈善或社会目标，但这些目标几乎总是次要的，往往要有利于工厂在经济上的成功及对其创造者和投资者的回报。相比之下，在苏联，大型工厂被视为一种手段，用来实现宏伟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工业化、现代化、国防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虽然早期的大型工厂被认为是一种扩大型生产的方式，但在苏联，大型工厂被看作一种改造社会、文化，并最终改变世界历史的方法。

关于苏联和美国正在趋于一致的想法很快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中流行起来。苏联和美国都受到了“工业化的共同要求”的影响，这种要求将它们推向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和组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巨人主义在苏联和美国都被采纳，作为一条通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性的道路，是艺术、文学和政治上的英雄事迹。但战争结束后，美国公司不再扩大工业规模，认为巨型工厂已经达到了盈利和管控的极限。它们不再继续在巨型工厂里集中生产，而是开始将生产分散在更小的工厂。相比之下，苏联集团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仍然相信，大型工业项目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手段，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出现了最后一波巨型工厂，当时这些工厂是专门生产军用物资的。之后，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导致国防工厂的就业迅速萎缩，造成了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情绪，以及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结构的崩溃。眼下的问题是工人们渴望提高工资，以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并补偿战争结束后减少的工作时间。但更大的问题是有组织的劳工在战后世界的地位，工会希望巩固他们的新政和战时收益，而雇主希望阻止或者打压他们。战争结束后的一年里，500万名工人参与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些罢工让制造业公司痛苦地认识到，它们对自己最大的那些工厂里的物理、社会和政治环境失去控制了。

在许多方面，21世纪的巨型工厂与早期的超级工厂非常相似，这几乎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它在某些方面与后者截然不同，代表了巨型工厂的一种新形式。当代的亚洲巨型工厂在组织、管理、劳资关系和技术方面都有过去的经验，但与早期的大型工厂相比，它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像过去最大和最先进的工厂一样，今天的巨型工厂体现了大规模制造业的无限可能。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而不是像以前的工厂那样被隐藏起来。

香港敢为人先，进行了关于制造业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随后，内地政府进一步放松了监管，为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资金，之后，更多的资金流入了内地。香港的公司开始将更复杂的制造流程、物流、质量控制、采购和包装等程序转移到内地。2000年，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第二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的公司也开始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

纵向的一体化，是工厂规模扩大的原因之一。一些鞋厂先制造合成材料，再用其来制作运动鞋和皮鞋，它们制作模具和预制件，还制作绣花商标。在灿坤工厂里，所生产的产品中使用的大部分部件是自己制作的。富士康制造了一些可以安装在装配线设备中的部件，尽管大多数高端部件是从其他地方购得的。

为什么工厂建得这么大？答案似乎在于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在于销售其产品的零售商，而不在于制造者。这反映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根本转变。直到最近几十年，产品的设计、制造和营销一般都是在一家公司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它们就开始脱钩了。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P.阿佩尔鲍姆所说，在当今的全球供应链中，零售商和品牌人（那些依靠第三方制造产品的设计师和营销商）最有权力制定生产计划和条款，而不是工厂主。工业巨人主义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将制造业外包出去的一个好处是，使品牌公司远离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工作条件。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通常意味着将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在某些情况下，扩大工业规模，只意味着建立一个巨型工厂。对于一些产品，例如鞋类和电子产品，大买家，特别是品牌营销者，比起中小型工厂，他们更喜欢大型工厂，因为后者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其提供货源，并能够为生产新产品或满足紧急订单迅速地做好准备。

苹果，就是这种走向极端的趋势的一个代表。它生产的产品种类非常有限，但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其营销策略依赖于精心安排，苹果公司每年或半年发布一次产品介绍，用来刺激全球市场，吸引那些渴望得到最新产品的消费者，并展示它在技术、风格和现代化方面的前沿地位。工业巨人主义，是苹果采取的解决方法，尽管这些巨型工厂并不是它自己的。

300年来，庞大无比的工厂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大型工厂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生命周期，它们伴随着举世震惊的力量诞生了，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

富士康、裕元和其他现代亚洲制造业的巨头，代表了工业巨人主义的顶峰。它们以过去为基础，吸收了有关聚集和协调工人群体的所有经验、详细的分工、外部动力设备、部件的装配体系和生产节奏、规模经济以及其他影响工人生活的方面。过去的所有事物，在当下依然鲜活。但未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至少技术会有创新。巨型工厂不再代表一个全新世界的到来、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或者一种新的梦魇。富士康式的现代化，可以与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创新的技术联系在一起，却不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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