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对高额彩礼如此执着？

近年来，高额彩礼在华北农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以笔者2017年暑假调研的河南驻马店农村为例，在当地，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彩礼一般为10万～15万元，而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彩礼至少是20万元。除彩礼之外，男方家庭在婚前还必须建一栋两层的楼房，以目前的建筑成本来看，至少要花费25万元。因此，男方家庭面临越来越高的婚姻成本。在访谈中，很多中年父母提到，他们在儿子出生之后就开始为之积累，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辛苦一点，还勉强能够为其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但如果家里有两个或更多的儿子，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

对于高额彩礼的分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女方要价的角度，认为男女性别比失衡、妇女地位提升以及彩礼性质的变迁（从婚姻补偿功能到婚姻资助功能）是女方及其家庭婚姻要价的主要动力；二是男方支付的角度，认为男方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和支付动力使得女方的婚姻要价转化为现实， 其中，父代对子代的厚重支持是形塑男方支付能力和支付动力的关键要素。然而，笔者近几年在华北农村对婚姻现象的考察发现，除女方要价动力和男方支付动力之外，本地婚姻市场这一维度是理解华北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重要变量。

那么，本地婚姻市场与高额彩礼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

华北农村为何偏爱本地婚姻？

华北农村以本地婚姻为主，媳妇多来自本村或邻村，超出本镇范围的婚姻极少。男女双方的家一般相距十里地左右。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人外出务工成为一种普遍潮流，与之相伴的则是自由恋爱的兴起和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然而，华北农村至今仍然以本地婚姻为主，这主要与 以下几个因素相关。

首先，外地婚姻具有不稳定性。尤其是村庄中出现过外地媳妇在婚后逃跑的现象之后，当地人对于外地婚姻更加排斥。

在驻马店农村调研时，一位中年妇女说道：

“我们这里的父母一般都不支持外地婚姻。儿子出去打工时，我就对他说，千万不要找外地女孩，领回来我也不要，怕跑了，钱打水漂了。我们这里有这样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尽不到母亲的责任。当地人相互了解，亲戚加亲戚，行（找）个外地人，走亲戚都费劲。有女儿的家庭也是这样想，一个女儿的肯定不愿意嫁外地，除非是有几个女儿。”

其次，在激烈的村庄竞争中，姻亲是当地农民参与村庄社会竞争和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资源。华北农村的小亲族结构塑造了村民相互竞争的基本结构，而在现代性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面前，村庄内部的竞争愈演愈烈。亲兄弟之间、堂兄弟之 间、普通村民之间都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并且，在同质性越强的群体内部，竞争往往越激烈。

当地农民有一句俗语，“亲戚只巴亲戚有，爷们只巴爷们穷”，在他们看来，亲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都是高度竞争的关系，相互之间都希望对方比自己过得差，希望自己把对方比下去。如果对方比自己过得好，就会嫉妒；而如果对方比自己过得差，那就会笑话。而姻亲之间则是相互帮扶的关系，都希望自己的亲戚过得好，姻亲关系成为当地农民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当地农民喜欢本地婚姻，因为只有本地婚姻所建构的姻亲关系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相互帮扶和相互支持，并且成为自己参与村庄社会竞争的重要资源。

此外，华北农村本地婚姻市场的维系还可能与早婚现象有关。当地农村以前也有早婚现象，但并不普遍，在近十年，此现象越来越多，年轻人通常在十七八岁就结婚，并且早婚越来 越成为当地农民的优先选择。实际上，当前的早婚现象是由高额的婚姻成本所倒逼的结果。当地彩礼价格逐年攀升，一年一个价，因此当地农民都倾向于让自己的子代早点结婚，以尽可能减少婚姻成本。

对于年轻的子代而言，如果学习成绩不好，一般上学上到初中毕业，此时通常十五六岁，下学后在家里或者是跟着亲戚外出“混两年”，就在父母的催促与安排下结婚。年轻的子代在结婚时没有任何经济积累，因而婚姻成本只能完全由父母负担。父母对子代婚姻的帮扶，使得他们对子代的婚姻介入更多，这种介入自然包括对本地婚姻的优先选择。并且，父母的介入，也只能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才能发挥作用， 因而进一步维系了本地婚姻市场的稳定性。

本地婚姻市场如何助推高额彩礼？

调研发现，本地婚姻市场与高额彩礼之间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本地婚姻市场这一变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助推了华北农村的高额彩礼。

第一，本地婚姻市场加剧了阶层竞争的压力。男女双方及其家庭都参与到婚姻带来的阶层竞争之中，只是双方竞争的标的物有所不同。男方及其家庭竞争的是有限的女性资源，而女方及其家庭竞争的则是高额彩礼。当本地婚姻成为一种优先选择之后，女性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稀缺品，因而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并具有要高价的能力和动力。

高额彩礼成为女儿优秀的标志，如果女方家庭不要高额彩礼，反而会被认为这家的女儿一定是有什么缺陷。在此情况下，女方及其家庭都竞相索要高额彩礼。而男方在婚姻市场上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男方及其家庭只有不断提高彩礼价格，才可能吸引女性，进而顺利实现家庭的再生产。

第二，本地婚姻市场的维系，使得传统的婚姻习俗得以延续并发生异化。实际上，只有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婚姻习俗来操办婚事，如果是外地婚姻，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传统婚姻习俗。

华北农村传统婚姻习俗的延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婚姻形式上，仍然以介绍型婚姻为主，自由恋爱的极少。介绍型婚姻中，媒人的介入使得男女双方及其家庭更加具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和空间。二是婚姻程序纷繁复杂，每一个程序都成为女方及其家庭要价的环节和基础。以笔者调研的驻马店东头村为例，男女双方在正式结婚之前，至少有以下几个非常关键的婚姻程序。

“小见面”：男方及其长辈第一次正式登门拜访女方父母，一般是在女方家里。通常是男方的父亲和一个爷们的几个长辈一同前往，按当地2016年的标准，“小见面”时男方家庭要给女方1万多元的见面礼。

“大见面”：类似于订婚，男方父亲和一个爷们的五六个长辈一同前往女方家，与女方父母一起商量婚事，按2016年的标准，“大见面”时男方家庭要给女方3万～5万元的礼钱。

“看好”：男女双方家庭定下最后的结婚日期，也是由男方父亲和一个爷们的几个长辈一同前往。“看好”是男方家庭支付彩礼的最重要环节，也是支付最多的环节，按2016年的标准，“看好”时男方家庭一般要给女方6万～10万元的礼钱。

按2016年的标准，男方家庭在这三个环节要支付给女方的彩礼钱至少是10万元。

此外，在“大见面”之后，男方家庭就要开始给女方家庭送礼。送礼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给女方买衣服和“三金”，这两项需要花费2万元左右；二是在“大见面”之后的中秋节、麦罢（当地有在收麦之后走亲戚的习俗）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男方都要给女方家送礼，一般是送烟、酒、饮料等，每一次几乎都是上千元的花费。

在结婚当天，男方还要支付新娘的上车费，按2016年的标准，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

可以看到，传统婚姻程序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高额彩礼的形成。但必须注意的是，传统婚姻习俗在当前只是保留了外壳，其内在含义已经完全被剥离。

事实上，在传统时期，这一套婚姻程序至少需要两三年才能全部完成，其目的在于通过设置纷繁复杂的婚姻程序来加强男女双方家庭的相互了解，从而增加子代婚姻的稳定性。而在当前时期，婚姻程序中的各个名目犹在，但其目的不再是增进男女双方家庭的相互了解，而是成为女方家庭要价的借口。并且，这一套婚姻程序的完成时间被高度压缩，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天半个月，这已经完全背离了传统婚姻习俗的意义。

第三，本地婚姻市场加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介入。父母的介入一方面表现为对子代婚姻成本的全部承担；另一方面也使得父母的部分意志得以强化，如对本地婚姻的优先选择。因此，父母的深度介入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上对女性资源的争夺，进而导致彩礼不断上涨。

第四，由于受到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影响和挤压，本地婚姻市场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在传统的通婚圈中，虽然也是本地婚姻为主，但是女方及其家庭并不会随意索要高额彩礼。

一方面，这是由于传统的通婚圈内部有被熟人社会公认的规则，逾越规则的人会被笑话甚至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相对于当前的本地婚姻市场而言，传统的通婚圈更加封闭，且没有受到全国性婚姻市场的挤压。而当前的本地婚姻市场虽然在通婚距离上与传统的通婚圈相似，但其不同在于已经受到全国性婚姻市场的挤压，全国性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状况，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上对女性资源的争夺。

因此，本地婚姻市场内涵的演变，也成为高额彩礼形成的原因之一。

高额彩礼的影响

高额彩礼给男方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给儿子娶上媳妇，父代往往需要透支自己未来的劳动力，一直奋斗到不能劳动为止。因此，高额彩礼使中年父代面临巨大压力，并进一步导致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忽视。

在高额彩礼的背景下，为儿子娶上媳妇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不仅改变了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逻辑，表现为家庭资源不断向子代家庭集聚，而且也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形态和权力互动方式，子代当家成为常态，父代在家庭内部越来越说不起话，在家庭权力结构中逐渐处于边缘的位置。此外，在华北农村，高额彩礼还会对婚姻家庭产生如下影响。

其一，高额彩礼带来了普遍的早婚现象，并进一步造成离婚的普遍性。前文提到，在高额彩礼的压力之下，一旦家庭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都倾向于让子代早点结婚，因为晚婚不仅意味着彩礼会逐年上涨，而且在女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意味着结婚难度越来越高。在笔者调研的河南驻马店农村和安阳农村，年轻人在十七八岁结婚成为一种正常现象，超过20岁没有结婚的男子就很难娶上媳妇，极有可能沦为光棍。

此外，近年来，笔者在华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离婚现象越来越多，并且以20多岁的年轻人离婚居多。造成离婚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早婚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早婚使得男女双方在婚前没有 经历谈恋爱的阶段，因而没有情感基础，并且双方都极为不成熟，婚后生活中任何的小摩擦都可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其次，早婚意味着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因此在结婚时不能领结婚证，调研中很多年轻夫妻都是在小孩几岁之后才办理结婚证。而婚后头几年是最容易离婚的阶段，加上没有结婚证的束缚，分开变得更加容易，在当地农民的语境中，离婚一般都表现为“女的跑了”。

其二，高额彩礼成为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动力之一。河南农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严格，基层干部在计生工作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从结果来看，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对当地人口数量有一定的控制，但影响并不大。从当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看，一般至少有两个兄弟和若干个姐妹，独子现象很少，“纯女户”更少。

一方面，这与农民的生育观念有关，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躲避计划生育；另一方面，也与基层干部的行为有关，尤其是村干部，他们也是生活于村庄中的农民，能够理解农民的生育行为，因此并不会 “赶尽杀绝”，特别是对那些暂时还没有生儿子的家庭，往往都会“纵容”。也就是说，八九十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彩礼的上涨和男性婚姻成本的上升，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儿子，尤其是儿子多的压力。因此，当地农民的生育观念开始发 生变化，“一儿一女”成为最理想的生育结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民说 （ID：xinminshuo），作者：李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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