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150份熟肉被判赔5万”：法院判了，闹剧未了

文｜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思雨

责任编辑｜何海宁

“150份熟肉”打假索赔事件近日持续发酵，当事双方皆受争议。

事件最初以“农民卖扣碗被举报为三无产品，法院判罚其退赔5万”的话题出现在公众眼前。2021年7月，买家邵某向“毛妈妈土特产店”购买150份熟肉，因其包装上没有任何标识，将卖方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货款4500元，另赔10倍，经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均胜诉。

卖方王女士否认产品“三无”，认为受到职业打假人敲诈勒索。“我们蒸了几十年的烧白，现在说我们是三无产品，我们全部都是给他包装好的。”2022年4月17日，其婆婆“毛妈妈”捧着保鲜膜包裹好的食品在视频中哭诉，“我们心里还是想不通，我们到底错在哪里。”

买家邵某则陷入“知假买假”争议，他表示自己遭遇网暴，“天天有人在网上骂我，而且还把我的名字、地址、身份证号码全部在网上（曝光）网暴。”

在舆论关注中，这起产品责任纠纷案，逐渐演变为双方的拉锯战。

“150份熟肉”事件，始于法院对王女士店铺售卖“三无产品”的认定。

王女士曾在视频里展示了营业执照、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和健康证：“我们办理了各种证件，怎么被认定产品是三无产品呢？”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三无产品”通常是指标识中缺少检验合格证明、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的产品，它并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大家根据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简化而来。

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者应确保产品包装上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中文名称、中文厂址、电话、许可证号、产品标志、生产日期，如有必要时还需要有限定性或提示性说明，等等。

孟博表示并非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标注产品标识。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因此，自制食品是否属于“三无产品”，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根据自制食品的特点加以区分。

同时，孟博表示，司法实践中关于“三无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亦存在争议。目前相关裁判标准和裁判结果大致分为三类：符合形式要件即可得到支持、有实质损害才能得到支持、法官可自由裁量。

在这一案件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这些无产品名称、生产时间、生产经营者名称和地址、保质期等标识的食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对于邵某要求被告退还货款4499.16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

法院还认为，该案被告明知自己生产经营的粉蒸肉、烧白、风豆豉回锅肉应当进行标识仍然未标识从而径行出售，属于生产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故对于原告要求的支付价款10倍即44991.6元的赔偿金，也予以支持。

王女士在一则视频中，认为自家卖的粉蒸肉、烧白、风豆豉回锅肉属于散装食品，而非预包装食品，“每一次我们的扣肉蒸出来，我们冰箱上面我都有标记，是什么时候蒸的，生产日期，品名这些，每一批都有标记。所以说我们这个不是三无产品。”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传科科长张志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案件已经处于二审判决生效的状态，法院目前暂未接到王女士申诉和再审的要求。如果案情后续发生变化，法院将通过官方账号公布相关信息。

王女士此前还向媒体表示，邵某一次性购买150份产品再举报的行为涉嫌敲诈。

邵某对此予以否认。“关于我事先买了3份然后又买了150份钓鱼打假的声明，从头到尾我只买过一次150份，第一次的3份不是我买的，可以接受任何调查。”他4月24日在网上发文称。

而在王女士的讲述中，邵某是“卧底”在微信群中的老顾客。

邵某对于此前进入“毛妈妈农产品”顾客微信群予以否认，但并未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相应证据。“他们（指王女士方）可以提供证据。也甚至可以起诉我，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愿意承担所有一切的法律后果，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我的话，我也会提交给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告她诽谤。”

邵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毛妈妈农产品”店是自己2021年在小红书上面无意间刷到的。“刷着玩，然后（被）推送了一个链接。”而在4月23日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他曾提到，“是我朋友偶然发现了这个网店，在去年七八月间花188元被拉进群了，可以打折。”朋友曾在毛妈妈店购买过三次，“包括3碗肉那次”。

“毛妈妈”曾在视频中申诉，后被网友质疑是“卖惨”。 （网络截图/图）

为何花费近4500元一次性购买150份产品，是邵某面临的最大质疑点之一。

他的行为被部分网友认为是恶意索赔。在一处网络评论区，一条四千余点赞数的评论要求：“你出示买150份肉的动机和原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还一个人，我没算错这150份光肉的重量就有上百斤。”

邵某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解释是：“我是外卖员，生活作息很不规律。我需要回家就可以吃，而不是自己回来炒菜。”他情绪激动地回应：“我买了是50份粉蒸肉、50份烧白、50份回锅肉，这是三个菜。”

收货后开箱时，邵某全程进行录像。他解释“是因为这样的网上买东西就很怕买到假货，所以说比较谨慎”。

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后，媒体发现，这并非邵某第一次涉及产品责任纠纷案。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邵某曾起诉小黑子副食超市、华联食品超市、鑫时代超市、家佳好生活超市、乐卖特购物中心等商家，案件大多按原告撤诉处理。

邵某曾向媒体表示，有19项起诉拿到索赔款。“19个案件，一个案件1000块钱，就算是和解，一个案子600块钱，一年几千块钱的利润。”但他否认是职业打假人：“我给自己的定论和定位，是一个懂法较真的消费者。”

围绕“知假买假”的争议还在持续。对于知假买假能否要求商品经营者或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孟博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后简称《意见》）当中认可了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一定积极作用。同时，《意见》明确指出许多职业打假人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此类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不支持这种治理模式。

而在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眼中，“知假买假”问题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分歧。

“在我看来，动机从来就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认为知假买假是为了谋私利这样的想法很愚昧。”他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初衷本身就是要运用这种利益驱动机制，让假冒伪劣产品无处遁形。

因被披露年销五十余万元，王女士此前的行为被部分网友认为是“卖惨博同情”。

其抖音视频中，王女士的婆婆“毛妈妈”多次出镜，或是流泪哭诉，或是用骨节变形的双手剥姜，或是夜晚还在手工做扣碗，并感谢网友们支持。其中一则视频中，王女士的儿子眼泛泪光，配文写道：“视频中的儿子知道奶奶做的烧白被职业打假人告了，伤心的哭着说，奶奶、爷爷那么辛苦做的东西，那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别人要告我们？”

王女士与丈夫自2017年起在重庆市忠县马灌镇白高村创业。忠州日报的报道《“毛妈妈”的老味道这样飘出了山》提到：通过不断发展，“毛妈妈”传统产品2019年的年销售额50余万元，利润25万余元，其中电商平台销售额达35万余元。通过务工、收购农产品等方式，还带动了20余个贫困户脱贫致富。这与公众理解中的“家庭作坊”规模并不相符。

企查查显示，王女士名下关联着三家企业，其中忠县还元甲修脚店已注销，忠县毛妈妈土特产经营部、重庆毛妈妈农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则是存续状态，前者法定代表人为王女士，后者显示法定代表人名为张某某，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

“确实我们有一个毛妈妈农产品的公司的营业执照，那是我爱人办的。那是他们说为了方便以后贷款，或者说享受一些国家补贴，我们办了执照。但是这个执照办起来一直没有起用，我们一直是用的这个小作坊。”王女士在视频中解释。

4月25日，王女士在电话中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邀约，“这件事情给我们家里面带来严重的影响。我现在一个字也不想说。”两日后，4月27日，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我们在准备六个月内请求法院再审的各种材料和资料。”

王女士抖音网店网络截图。

王女士的抖音网店现在并无任何在售产品。她在4月22日发布视频表示产品已下架，“下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量做不出来。”她否认日均500份产量，“说实话连50份做起都困难。”

有网友认为，“毛妈妈”店铺出售的食品外包装确实不合要求，但产品质量本身暂时未对人体造成损害，是否还需要对其进行处罚？

但在王海看来，这个案子本身最大的问题还是“毛妈妈”店的产品包装有问题，“即便食品质量没有问题，外包装有问题也是违法的。”

他解释，食品安全法的解释是不能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而不是关注这个产品是否有毒有害，只要不符合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就得赔款。食品安全法要约束的不仅是制售有毒有害的产品，更是为了防止生产者制售可能危及消费者健康安全的产品。

近年来，随着物流体系和电商平台的发展，线上和线下涌现出不少出售地方特产、自制食品的网店或小作坊，不乏产品外包装不规范的情况。对此，王海建议经营者遵循正当性、必要性、合理合法原则，遵守明示担保和默示担保的义务，”明示担保就是对产品进行说明，“比如肉，八两重还是500克，肉是五花肉还是肘子。产品的瑕疵缺陷，也有必要向消费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