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制造，坑了苹果

苹果想在印度实现“中国制造”，但眼下正在遭遇挫折。

2月14日，根据《科创板日报》报道，在印度一家为苹果供应外壳的工厂，生产每两个组件，只有一个能够达标。

去年10月，苹果公司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其最新型号的手机。紧接着，苹果迅速开始转移中国的产能至印度，年底的产能已占到iPhone整体产能的10%—15%。

这个数字，在未来很可能还要扩增3倍，在五年内达到与中国持平的状态。

目前来看，印度当地的产业链，还不能完全满足苹果的需求。但苹果进入印度的决心，也没有发生逆转的迹象，今年2月的苹果财报电话会议上，“印度”一词被提到了15次。

印度制造是否超过中国制造的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相同的人口大国属性，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共有的庞大的市场与劳动力供给的特性，使得两国总是逃不过被比较的命运。

相较于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苹果产能的转移意义非凡。它的背后，很可能是数百家“果链”大供应商的集体搬迁，数十万就业岗位的消失，数百亿出口外汇的减少以及未来技术外溢效应的走弱。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生产成本的上升，中国的部分产业转向相对落后的印度、东南亚地区，客观上符合经济规律。

尽管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尚未被取代，但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国也势必面临着这些国家更为激烈的订单争夺。

这很吃力，但也不完全是坏事。

郑州的产能问题，是苹果去年转移生产链的导火索。

由于疫情与防控等原因，郑州富士康园区一度出现用工荒，最终导致了这个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制造基地无法完成既定生产任务。iPhone 14 Pro两款机型的产能下滑，让苹果出现了近两个月的缺货状态，直至去年底才逐渐恢复正常。

富士康组装了大约70%的iPhone，郑州工厂则生产了包括iPhone 14 Pro在内的大部分高端机型。出现了如此严重的交付问题，对于向来供应链管理极为苛刻的苹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乎，“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的策略应运而生。

事实上，寻找备胎来保障供应链安全，一直是包括苹果在内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都会做的事。苹果之前一直在和富士康、和硕、纬创等主要制造合作伙伴评估供应链转移的可行性，涉及的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等。

虽说以中国占苹果零部件的生产比重之重，全球还没有地方可以在短期内承接大规模的转移，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人口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制造业又蒸蒸日上的印度，是眼下最有可能接过中国“衣钵”的。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排第三位，居中国及日本之后。而从世界来看，印度刚刚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1990—2020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速为7.72%。这一增速在2014年赶上中国，2015年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

在1991年推行全面改革之前几十年间，印度追随苏联式经济政策，侧重国有制、重工业及进口替代，未能为轻工消费品建立起强大及高效的生产基础。这与中国跟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步伐，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崛起为世界工厂，形成鲜明对比。

2013年，新兴市场泡沫破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降到10年来最低，使得印度几乎走到严重的经济衰退边缘。

印度的变化，与领导人莫迪的政策有着密切联系。2014年9月，莫迪上台不久就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宣布要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2015年7月，莫迪政府又提出“数字印度”倡议，聚焦于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联网经济。2020年5月，莫迪又提出了“自给印度”倡议，在经济上自力更生。

在“自给印度”的倡议中，有一项“对华产业替代”政策。该计划重在通过财政激励手段，优先鼓励印企以及外来资本在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产业领域，加强印度自主生产能力建设。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印度已明确将中国树成了竞争对手。

莫迪政府颁布了多次“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涉及汽车零部件与汽车、无人机、化学产品、电子设备、食品加工、医疗设备、金属矿物等。这与中国的主要出口货物，存在高度重合。

印度谋求的是借助“印太战略”框架，特别是在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下，抓住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争取发达经济体的更多投资，打造更为丰富强大的供应链，进一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相较于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外交局势，印度显然正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

印度的措施有成效吗？

从以苹果为代表的电子制造业来看，印度的进步是显著的。

2020年12月30日，印度电子工业协会曾公开表示，到2025年印度电子制造业预计达到1520亿美元的产值。

当时印度电子制造业的产值尚不足33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例不足3%，1520亿美元意味着要在5年内增长至全球的14%，这显然是一种“大跃进”式的口号。

然而两年不到，印度就更改了它的目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又提升了一大步——到2026年使印度成为价值3000亿美元的电子制造中心。

这背后与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方面的积极投资，都有很大关系。苹果、微软、亚马逊、索尼、本田、三星、小米、OPPO、VIVO等科技巨头，都在近十年间早早布局了印度。

这样的速度再次提升，则与2022年中国的疫情及防控形势有关。印度鼓励那些供应链受到影响的企业将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并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丝毫没有遮掩自己在疫情下瓜分中国供应链的想法。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印度最先感受到“技术外溢”的，应该就是那些很早就投资印度的中国手机厂商们。根据印度中国商会和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工厂已经超过200家，贸易公司达500多家，投资额达到30多亿美元。

但在眼下的印度，小米、OPPO、Vivo等手机品牌们，由于政策方面的考量，大多都从原来的“Made in China”变成了“Made in India”。借助中国厂商的投资建厂，印度逐渐实现了手机制造的主要供应链覆盖，达成了本地化生产。

与手机制造类似的，是印度的汽车产业。

2022年印度汽车的总销量达到425万辆，超过日本的420万辆，史上首次进入全球汽车销量前三。

这个数据只是开始，2021年只有8.5%的印度家庭拥有乘用车，市场渗透率很低。而印度即将于2023年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该国人口增长将持续至本世纪60年代初。

“在印度制造，在印度销售，以及从印度出口”，印度政府有意效仿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路径，给出了一揽子产业政策，有意吸引外资、扶持本土汽车产业链条。

这条路中国死磕了几十年，直到新能源时代才终于看到弯道超车的曙光。在这片同样本土制造情结浓郁的南亚大陆上，虽然前路尚不明朗，暂时只有塔塔和马恒达支撑，但谁也无法料到，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诞生一大批的印度版“蔚小理”。

以市场换技术的路，中国走了一遍，印度现在要再走一遍。但对比中国扎实的工业基础，坦白来说，印度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多数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次递进。

但印度的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软件外包、电子通讯等行业异常发达，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第二产业主要是不需要太多人工的制药、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脱离了工业基础支撑的服务业，发展相对孤立，未与国内其他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也没有吸纳足够的就业，失业和贫困依然是印度民众的日常现实。

产业链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印度。解决物流的低效和水电的不稳定供给，对于印度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此外，印度的产品供应链很不完善，核心机械和电子配件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从空间上看，世界三大生产网络是欧洲、北美、东亚，印度远离其中任何一极。虽然印度与东亚生产网络稍近，但与东亚核心区域的国家相比，印度的交通运输成本也显著偏高。中国之外的周边邻国，也难以对印度的生产体系形成有力支撑，印度要支撑起世界第四大生产网络恐怕难度较大。

此外，印度要实现真正的崛起，除了经济和政治、外交上的政策外，恐怕也需要从宗教面、文化面进行深刻革命。

在半导体、光伏、电子设备、制药、医疗器械、汽车等关键行业，印度制造未来也会面临着和中国一样的问题——如何不停留在下游的低级组装，走到更有价值的上游？

雁行理论所描绘的经济规律，终究是发达地区的落后产能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虽然短时间内就业等方面会受到影响，但从长远看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与印度类似，近年间越南通过简化法律和整肃官僚体系，创造了更好的投资环境，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显著上升。

规模各异的产业转移，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的必然存在；随着原材料、能源、人力成本、产业集群等因素的变迁，制造业总是流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这也是利于全人类利益的。

印度承接中国的低端产业，也会不断扩大中印制造业的联动，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纽带，客观上也会促进中印关系的改善。

尽管逆全球化趋势、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地缘政治及贸易摩擦以及别国的产业政策可能会加剧产业竞争和出口替代，但受益于丰厚的资本存量、较好的营商环境、完备的产业链以及优质的人力资本，中国的产业升级基础明显。

如何巩固中国的产业的核心优势，如何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产业转型，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旗下财经新媒体盐财经

    编辑 | 谭德波

新媒体编辑 | 宝珠

值班编辑 | 江江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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