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8位已婚男性网聊后，女教授发现了婚外性行为“生产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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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软件、浏览资料、锁定目标、搭讪、线下约见、发生性关系，最后不再联络。

这种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已婚男性的“交友”行为，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程萍的博士论文《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中，被称为婚外性行为“生产链”。程萍发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匿名陌生人社交媒体已成为某些已婚男性婚外性的“共谋者”。他们中一些人，将性和婚姻、家庭剥离。

在2016年，根据民政部数据，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共有415.8万对，离婚率首次突破3‰。那一年的首届中国婚姻家庭咨询服务行业高峰论坛上，首届执行主席舒心提出，2014年以来，通过微信、陌陌平台“交友”，或者找了“小三”发生婚外情的案例激增20%。当时，程萍注意到，网络上开始涌现“社交媒体是造成离婚的隐形杀手”的讨论。

2015年，程萍正在攻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学位，她决定将该话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起点。程萍进入社交媒体软件“刷来”（某知名陌生人社交软件，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本书进行了化名处理）“潜伏”了三年。原本，她希望呈现的是两性研究，但由于“基本没有女性愿意接受访谈”，程萍将研究对象聚焦为软件上的已婚男性，最后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访谈了28名具有明显婚外性目的的已婚男性。他们在书中以“M+数字”代称。

在程萍看来，这群访谈对象的共同画像是拥有矛盾复杂的内心。例如，一位销售经理虽然觉得自己爱妻子、爱家庭，却疯狂做着他认为伤害妻子的事情，在外派工作期间，同时和三个女性维持着婚外性关系。

对程萍来说，研究不是一个单向索取的过程。每当程萍把学术访谈的想法告诉对方，常常会收到好奇的提问——女性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其他被访者有没有类似的行为，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生理疾病，“他们配合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了解社会其他人的看法”。

2023年2月12日， 程萍和南方周末记者聊了聊她的这场田野调查和思考。

《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社交媒体上的婚外性现象是如何进入你的研究视野的？

程萍：硕士毕业后，我在一个传媒类院校任教了将近十年。大约从2012年起，我观察到，陌生人社交媒体铺天盖地涌现了。上课时，我注意到学生时不时会用“摇一摇”交友。那个时候，似乎每个人都有种很兴奋、新奇的感觉，每天都去刷，点赞、评论的页面一拉也可以很长。我的学生和亲戚，向我推荐了书中的交友软件“刷来”。他们说里面很好玩，可以谈恋爱、交朋友、聚会，人也被刻画得很具象，有头像、签名和动态。新闻传播研究背景带来的敏感让我隐约觉得，这样的软件会给生活带来一些变数。

到了2015年，媒体开始报道离婚率升高的新闻。有观点认为，背后藏着社交媒体这个“隐形杀手”。我越来越意识到，社交媒体必然会嵌入我们的生活，这促使我去关注现代婚姻家庭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起初研究是怎么进行的？有没有包含一些能够提高被“搭讪”可能性的策略？

程萍：2015年，在同类型App的竞争中，刷来在产品开发和用户体验方面发展迅速，能帮助我更好研究用户如何在平台上“使用与满足”，因此我选择它作为我的田野调查地点。下载软件后，除了单位、住址、电话这些真实的个人信息没有放上去外，性别、年龄和职业这些基本的人口特征，会和现实生活保持一致。保持一致的考量有两点，我想研究的主要是男性，所以我的账号需要是女性，另外我的年龄比较成熟，来搭讪的也是已婚男性为主。

另外，“刷来”等级是用户活跃度、综合魅力和消费能力的体现。要想跟别人建立关系，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当时我基本每天在线，还通过设置LBS技术（地理实时技术），允许系统自动更新地点，和默认对他人显示我的距离。我也会把自己看书时摘抄的笔记作为动态发表。从2015年到2018年7月，我发表了四百多条动态，刷来等级达到了LV.54。这样潜伏了下来。

南方周末：来搭讪的男性是如何被你说服，成为调研的对象？

程萍：三年中，我每天平均会收到10个男用户的搭讪信息。当我地理位置发生变动时，就会成为“附近的人”这个功能里的“新面孔”，从而收到更多打招呼的信息。这或许跟新鲜感有关，当出现新面孔时，人们肯定会好奇。

搭讪的方式很多样。有的很直接，直接就问“约吗”；有的比较委婉，会说“怎么好像没在附近看过你”，但聊着聊着也会把话题引向“约”。如果发现有明确的婚外约炮目的，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我的研究，也会承诺保护对方的隐私安全。这样下来，我大概和80位男性用户有了双向的交流。

也有不少意外。一些人会为了接受访谈而提出要求，比如有人要求我给他介绍女学生，有的会对我进行照片或语言上的挑逗。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礼貌作别。

最后通过便利抽样挑选出来28位男性用户，他们基本是对研究有参与的诚意、具备已婚身份条件、对软件有持续的使用度，而且希望通过软件约炮的人。我对他们进行了深度线上访谈，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之线下访谈。

电影《浮城谜事》剧照，这部2012年的电影讲述一个丈夫多次出轨引发的罪案故事。 （资料图 / 图）

南方周末：这些已婚男性一般会采取什么策略在社交媒体上呈现自己？

程萍：自我呈现的方式比较简单。一些人会在网名和签名中直接表达交友诉求，比如样本M26的网名是“品味的男人”，M11的网名是“猥琐的胖子”，M01的签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M09的签名是“再不疯狂就老了”。但在状态设置上，比较常见的是设置为“隐身”，再通过不停“换面具”更改个人资料，不断逃离熟人，将自己藏得更深。每次我和他们打招呼，都需要重新确认下是哪位受访者。

南方周末：对于婚外性的形式或成本，他们会有什么考量？

程萍：金钱成本不是他们的主要考虑。看电影、吃饭、开房、送个小礼物，这些都是在可以承担的范围内。再加上陌生人可以随时抽离的关系，他们一般也不会在社交媒体上与女性发生太深的经济纠葛。

他们大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目标的筛选上，最好是家庭稳定、已婚的女性，或者是离异、独居的女性，这样比较容易形成稳固、安全的关系。另外，他们会给自己设一个底线，不能影响到他的家庭稳定。如果对方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来找他，或者对方的感情已经越界，他们可能就会拉黑对方，或者直接把女性吓走。

南方周末：这些男性不担心会穿帮吗？

程萍：访谈对象M02是一名销售经理，最极端时，他外派到一个城市工作，和三个网络上认识的女性维持着婚外性关系，以至于他自己后来也很无所适从。他问我，万一她们知道自己住的地方、穿帮了怎么办？其实他自己也非常害怕。

南方周末：妻子不会有所察觉吗？

程萍：他们有战略型和战术型两种策略。战略上，作为一个已婚者，他们会尽量在家表现平常，扮演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的角色。当然，一部分人对配偶和子女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不能完全说是一种表演。

在战术上，他们会通过把软件藏匿在某个文件夹，或者随时安装和卸载来隐藏，例如M05在上班时安装软件，下班时卸载，M01在出差时装，回家时卸。有的还可能会约定联络暗号，M16的秘诀就是，平时从不联系，想联系的时候就试探性给对方发一个笑脸，M02则会发一条房地产广告信息给对方。还有的会避免留一些开房的记录，比如M20、M26就直接在外面租一套房子，定期幽会。

南方周末：你还提到，部分受访者排斥和反感消费主义导向下的色情交易，更喜欢追求和普通已婚女性之间的两情相悦、两性相吸，怎么理解？

程萍：我在研究过程中也会困惑。如果我们用以前那种“男人就是下半身动物”的刻板印象去理解他们，好像就太单一了。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在追求生理需求之余，还有某种浪漫的情感需求。他们排斥色情交易，认为职业的“太塑料”、没有感情，更喜欢展开金钱无涉的、自愿的性实践，这种交友对象也可能会被美化成“知己”，所以实际上性和情还是很难完全分离的。比如样本M24，他是一家国企的高管，他表示，不找小辈，不找同事。他希望找的是和他价值趋同，能交流现实和情感的人。

南方周末：社交媒体时代婚外性的原因，和过去有差异吗？

程萍：“婚姻不幸”和“男人本性”是他们常用的说法，但访谈后发现，有的受访者还会将其归因为“圈子文化论”。比如私营业主M26会强调自己的圈子里会带“情人”出去聚会，甚至会互相保密。在他们的圈子里，性是一种潜在的地位象征，或是增进友谊与信任的工具。也有一部分男性会提倡“性享受论”，在他们的观念中，性和爱情、婚姻、家庭的联系在慢慢减弱，变成一种身体的享受，一种单纯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也有一些受访者是觉得在家庭里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感满足，婚外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衡和补充。

也有“男人征服论”。对M21来说，对陌生漂亮女人的征服让他兴奋。这被他们视为构建男性气概的方式。

南方周末：你也提到，恰恰很多已婚男性的婚外性，是以婚姻稳定性大于一切为前提的，“偷尝禁果”的行为仍然是在强烈的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的，甚至有的妻子会选择默许而成为丈夫的共谋者。怎么理解这种“稳定性大于一切”的生活哲学？

程萍：只能说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婚姻很多是低质量但高稳定。例如，一个家庭如果解体，就要面临财产分割、孩子抚养权还有社会资本等问题。对M28来说，婚姻的意义还在于各种亲友圈、朋友圈、同学圈的维护，一旦离婚，就容易失去各种帮助。而在M02和M17看来，自己不能离婚的理由是岳父母对自己很好，甚至在买房子时给予了资助。学者翟学伟提出过“报”的概念，对这些男性来说，妻子对他们“恩大于情”，他们用给予对方婚姻稳定或家庭完整作为“报”。而一些不掌握财产的妻子，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孩子抚养长大，等到条件成熟了再离婚，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南方周末：这么看，社交媒体究竟是打破了婚姻的稳定性，还是加固了婚姻的稳定性？

程萍：仅从研究来看，陌生人社交媒体为某些已婚男性释放自我提供了可能性，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实施婚外性行为的“共谋者”。

不过，社交媒体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限。换言之，恰恰是为了维护婚姻稳定这个底线，他们才会借由社交媒体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方式，进行婚外性的越轨行为。在他们看来，这是面对婚姻、家庭和性欲冲突时，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南方周末：在他们的话语结构中，似乎建构起了一种“合理性”，但这种行为仍然是对道德、忠诚的挑战，你在研究过程中有没有过这种心理矛盾？

程萍：毫无疑问，这些已婚男性对婚姻的不忠是客观事实。但我也意识到，这群男性用户是矛盾的个体，在访谈过程中，他们有些人也把自己的脆弱、挣扎扒开了给我看，而且这颠覆了传统意义中的男性气质。对M01来说，虽然他声称不享受家庭，但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妻子和儿子。

这种矛盾也启发我思考，在主流的认知体系里，男性是否被单一化了。

南方周末：这种主流的性别认知体系对女性的影响呢？你为什么没有研究女性的婚外性行为？

程萍：实际上，由于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女性的性欲是比较受压抑的。国外学者吉登斯就曾提出，性的双重标准对女性来讲意味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一方面是贞节，另一方面则是放荡。如果她在性方面特别开放，会很难被社会接受。相反，男性的婚外性，可能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男子汉气质。

对女性的规训也对我的研究直接造成了影响。起初，我想做的是两性研究。但在和很多女性用户打过招呼后，即便我没有隐瞒我的学术目的和身份，她们也不太愿意接受访谈。最终，我只成功访谈了一位女性用户，还是通过一位男性用户介绍的。由于女性样本没办法成立，才将已婚男用户作为研究对象。

南方周末：作为一部学术作品，讨论网络婚外性，对于现代婚姻面临的困境有什么意义？

程萍：这启示我，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与组建家庭相关的心理建设或技巧培训，就迷迷糊糊进入了婚姻。以受访的已婚男性为例，他们很多是把结婚当做生命周期的必经阶段，缺乏对婚姻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严肃思考和了解。样本M28把结婚看作是完成任务，而M09把婚姻看作是生活的目的，甚至很多受访者的婚姻长期严重不稳定，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婚外性的发生提供了土壤。尽管社交媒体时代有了新的渠道方式，但人们依然难以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现在恋爱、分手甚至性，都可以在网上进行，而一旦软件卸载或关闭，两个人的关系就会陷入松散脆弱的状态。

如何增强对两性的理解，如何重视起对婚姻家庭的教育指导，以及未来智能化时代，科技会对人们的亲密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需要我们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持续思考和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