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惨！日本1/3单身女陷入贫困，越来越多人被迫卖身从事风俗业：不这样就活不下去

疫情之下，日元贬值，工资却没有变化。

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似乎都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因为所有的消费价格都在上涨……

除了一个例外——

只有风俗业的消费，是在降低的。

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因为贫困，不得不同时打好几份工。

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很多人甚至选择去风俗业兼职，于是风俗店的范围也逐渐蔓延。

在东京，除了歌舞伎町等著名的风俗街之外，新桥、上野、锦丝町、秋叶原等地区，都在疫情之后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风俗店。

从业者人数暴涨，但客人数量几乎没有变化，甚至还因为经济下行的原因，客流量降低。

于是风俗业的价格全面下跌。

只是，对于沦落风尘的女性来说，即使下跌，也没有“不做”的选择。

在很多人眼中，她们被认为是“太爱慕虚荣、太好吃懒做、太眼高手低”才选择了从事这种“令人不齿”的堕落职业。

但对于很多已经身处贫困泥潭之中的女性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大多数深陷贫困泥潭中的人，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天工作后已经筋疲力尽，想要通过其他方式提升自己、跳出现在的泥潭成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奢望。

提升自己，需要时间、需要精力，但这两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都是奢望……

日本Abema News根据《东京贫困女子》制作了一期新闻特辑，跟拍这些在繁华都市中的贫困女性的生活。

其中有一位23岁的女孩Moe酱，就是风俗业从业者。

如果只是在路上和她擦肩而过——没有人会把她和“贫困”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大多日本贫困女性都是如此，她们看上去像是体面的普通人，并不符合人们对于“贫困”的刻板印象。

但是，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贫困是“隐形的”，所以一直都在社会救助的漏洞中挣扎着，再也无法拥有得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在白天，Moe酱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

她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她换过很多份工作，却从来没有成为过“正式员工”，只能作为临时雇佣的“派遣员、临时工”工作着。

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在东京工作的单身女性，有一半以上都是非正式员工，甚至这个比例还在逐年加大。

而Moe酱也几乎不可能有转正的机会——即使需要正式员工，日本企业也更偏向于雇佣不会有结婚、生子的顾虑的男性，而非“不够稳定”的单身女性。

因此，她别无选择。

作为非正式员工，她白天在公司的事务，需要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5点半，每个月全勤工作的话，工资是12万日元，约合6300人民币。

可是在东京生活，她的房租就要7.5万日元。

如果把房租、水电、交通费、通讯费等固定支出抛去，她每天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仅仅只有1000日元，就连吃饭都几乎不够。

为了尽量不花钱，她从来不在外面吃饭，都是自己在下班后回来做饭——甚至中午在公司，还经常会靠“饿一顿”，减少在食物上的消费。

平时想要的东西，几乎都不会考虑购买，就连必要的穿着，她也只靠着从二手网站上买几百日元的衣服度日。

在朋友邀请她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她也几乎都是拒绝，因为即使只是一起去咖啡店喝杯咖啡，也是500日元的额外支出。

尽管已经这样节俭，她依然很难靠着白天的工资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不考虑在晚上5点下班后，再打一份零工。

在失业人数激增的情况下，大多数能够在夜晚当兼职的工作，早就已经招满了人——除了永远缺人的风俗业。

在今年2月，她最终决定去夜总会工作。

她一周会去3次，每次会工作到凌晨两点。

白天的工作，再加上这份夜总会工作，终于能够勉强糊口。

现在，在东京所有女性非正式员工中，有15%的人在风俗业兼职，可以说这一群体非常庞大。

很多人都和Moe酱一样，虽然不想要从事这个行业，但从正常跌落到贫困后，就无法抽身了。

而疫情，正是让所有人都面临危机的时候。

在日本第一次发出紧急宣言的时候，很多企业都进行了裁员，男女雇佣人数都断崖式下跌，很多人就此失业。

但即使如此，也能清晰地从曲线中看出来，女性受到影响更深，几乎是男性失业人数的两倍。

毕竟，企业也更容易做出裁掉非正式员工的选择，这些“可替代性高”的员工，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甚至对于正式员工来说，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

在电视台员工进行街头采访的时候，其中一名女性说道：

对于日本社会来说，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要照顾妻子和子女，而单身女性被认为没有这样的顾虑，于是更可能被裁员。

一场临时的危机，会永久地改变命运。

最开始也许只是一次大病，一次失业，但是在这个浪花打过来的时候，却掀翻了命运的船只，成为了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26岁的山田桑，白天做着客服的工作，月收入只有10万日元。

但除了这个工作之外，她还“下海”拍片。

山田桑最初选择成为一名女优，是因为她的助学贷款。

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允许她去上大学，她是以“我可以靠助学贷款、不需要家里资助”为理由，才说服了父母勉强同意。

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已经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加优秀，还迅速找到了一份“正式员工”的工作。

但是，作为正式员工，她第一年的月薪只有17万日元，不到9000人民币。

她当然很想成为正式员工，最开始千辛万苦也要读大学，就是为了能够拥有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在刨除房租、水电、交通、饮食后，她一分钱都攒不下来。

40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大概21万元，沉重地担子压在她的心上，让她越来越焦虑。

最终，她开始了在风俗业的兼职。

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问题——最终沦为去风俗业打工，是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倾轧。

因为疫情缘故，大量实体业倒闭，每一个公司都在裁员，失业人员数量激增，就业打工形势糟糕。

大规模失业潮下，普通人却要面临着生活成本不断增高的事实，然后在一个个难题中挣扎求生。

而女性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带来的社会性危机。

日本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下，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沉重责任，却也同样把持着工作的机会，职场性别歧视异常严重。

年轻女性的更不容易就业、工资更低、更容易被裁员。

但同时，她们还面临着整个社会风气带来的，风俗业的“诱惑”。

看上去灯红酒绿的繁华红灯区，只要进去就可以轻松赚钱的传说，以及相对来说的“宽容度”。

向下滑变成了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每个入不敷出的女性，都被恶魔提供了靠出卖身体来活下去的，所谓“向下的自由”。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公开的人口问题研究所调查数据，日本独居生活的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处于贫困状态。

而其中走向风俗业的，不在少数。

她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天生懒惰爱慕虚荣——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已经是她们唯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