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社会2023-02-21 05:02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即使被贴上小众、边缘的标签,诗歌也从未离开。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说:诗歌是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诗歌是西双版纳地摊上19.9元的实验,诗歌是灵魂最深处的需要……在海岛长大的谢健健,成年后离开海岛求学,此后又返回海岛工作。他说在孤独、重复、枯燥的工作生活中,诗歌可以帮助他对抗虚无。2019年重返海岛后,他写了很多和海洋有关的诗:咸涩的海风,像山一样的海浪,遥远的海岸线。他也向往高山,向往原始森林,向往和原有生活不一样的反差。与谢健健一样,隔花人也写诗,她说自己是一名地摊诗人。工作带来的疲惫,让她想要逃离城市找到不同的生活。2019年年底,在西双版纳夜市上,隔花人开始摆摊“卖诗”,一首诗19.9元是她对生活的实验。她说裸辞卖诗是一场不知道结果的尝试,“我希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在诗里她写道,“今天对昨天说该怎么过,昨天说你拖延到明天就行,明天的事谁也不知道。”黑龙江大三学生李佳奇在2020年开始写诗。他说,“对于我来讲写诗就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很多无法直白抒发的东西,他想用隐匿的诗歌来表达。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他觉得这句话是对诗歌最好的注释。2020年前后,谢健健、隔花人和李佳奇开始了各自在诗歌世界中的探索。在这条静默的路上,经由诗歌他们试图找到人生新的方向,而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也希望找到自己。“我不想被海岛困住”写诗是一种对抗。对抗什么?谢健健说,“生活的虚无”。谢健健的家在浙江的海岛上,叫洞头岛,距离温州33海里,没有建设跨海大桥以前,岛上的居民只能坐船去温州。谢健健在海岛上。本文图片 受访者 供图“小学3年级以前,我住在更偏远的半屏岛,半屏岛因为岛上的半屏山得名。”后来因半屏岛上的小学停办,谢健健一家迁至洞头岛。“那时候半屏岛和洞头岛没有连桥,出门要坐船。虽然迁到了洞头岛,但当时的洞头只能叫城镇,不能叫城市。”岛上的生活是贫瘠的,不止是物质也包括精神。19岁离开岛屿前,谢健健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小时候去过几次温州市区,但记忆非常模糊,只记得和家人去那里玩,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意识。”高三时他和同学去湖州,“当时第一次坐高铁,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心里会有一些落差。”高中毕业谢健健离开海岛到浙江绍兴读大学。南方漫长的梅雨季带来的阴郁心境,让他一度很丧气。“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开始写小说,写在雨中颓废丧气的人们,像太宰治笔下的叶藏。”回忆那段丧气的日子,谢健健剖白心迹,“一个男大学生从心里热爱文学,虽然没有发表作品,但一直在写东西,我觉得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但现实仍要面对毕业、就业的迷茫。”大四的时候谢健健把自己写的小说投给了一家杂志,小说发表后,他收到了5000元稿费。“我觉得我写小说可以,后面又开始尝试写诗。”因为写诗,谢健健阅读了很多国内外诗人的作品,“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这也让他看到了诗歌中更广阔的精神世界,“诗歌把我从消极的心态中拉了出来,会发现自己独居一隅非常狭隘。”2019年毕业后谢健健考上了老家的编制,回到洞头岛,在镇上的执法局工作。“工作环境比较压抑,需要加班和文字材料整理,写公文和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非常繁杂和枯燥。”在岛上谢健健通过写诗来缓解自己的压抑和焦虑,“2019年我写了200多首诗。”他在一首诗里描写一位环卫工人,“一个7月的清晨,我路过车站路,看见她躺在长椅上睡着了,她拿手臂遮住那张过去的脸,好像这个车流涌动的时代与她无关。”写环卫工人的谢健健,也在写自己。“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我渴望到山里面,到原始森林,到沙漠,去父亲没有去过的土地。”岛屿上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终究还是很遥远,他渴望与外界联结。“我想要脱离海岛带来的影响,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再回来坚持我的生活,我不想被海岛困住。”在外人看来,谢健健的工作体面安稳,但他不喜欢这种固定的舒适,渴望到外面漂泊,他称这是海洋的气质,就像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写的诗“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海浪不断冲打着海岸,就像生活在海上的人永远不甘于困守岛屿。2021年前后谢健健多次离开海岛,从岛屿走向高山,他希望在旅途中遇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在雅鲁藏布江江边他看到一个穿着藏服的女人,“她看起来非常苍老,呆呆地站在水边,雅江的水非常湍急。导游带团说已是第三次遇到她。”雅江边立着一个牌子,写着水葬台,谢健健回忆,“女人的孩子已经夭折,在那边水葬是对夭折小孩子的埋葬方式。夭折的小孩子经过仪式,尸体会被抛入雅江中。”他把见闻写进诗里,“卓玛已随孩子死去,只剩惯性的本能,卓玛不吃鱼,见到就流鱼籽大的眼泪。”在云南松赞林寺谢健健跟随采菌人,翻越腐木栅栏,去了附近的天葬台,他在诗中描述,“大群的秃鹫折返在天葬台森林之上。”注视死亡的时候,他也在思考死亡,“当被鱼或秃鹫吃了,他们的生命会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但真正的死亡可能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被忘记。”松赞林寺。在云南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山间有野花,异常鲜艳的菌子,零星的墓地。”谢健健回忆,下山的路很崎岖,荆棘横长在山坡上,需要穿过荆棘下山,期间还多次踩到了无名动物的粪便,黄昏才到达山脚下。向外走的过程,也是向内自观的过程。回到海岛后,谢健健写了“高原的灯塔”。他在诗里回忆,父亲二十岁便驾船往返于温州各地,满载2万斤的煤球,穿越海上像山峰一样的巨浪。晚年父亲很少提及这些,唯独常提起海上的灯塔,“是黑夜里潜行的一束光。”在高原云海上注视灯塔的谢健健,未尝不需要一束光帮他找到自己。他在诗里写道,“对峰顶的执着让我常年流浪异乡,父亲在海上登山,我在高原见海,我所叛离的,南辕北辙回到我身边。”从2019年开始写诗,谢健健在很多诗刊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梅雨潮信》。2022年他入选中国作协,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除了向诗刊投稿,他也把诗歌分享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和收藏。他说,“作为微小的生命个体,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接触失控才会遇到惊喜”2020年10月,隔花人决定裸辞,去西双版纳的夜市上卖诗,她说这是一场“人生实验”。隔花人在西双版纳地摊上卖诗。大学毕业后,隔花人进入广告行业,在上海一家很有前景的公司工作。回忆那时候“太疲惫”,她想让自己放下来,但工作推着她不停向前走。“当然这在大城市很常见,大家都是在这种状态,没有人说这不对。但辞职后你离开了那座‘山’,在更高的地方看,或者在山脚下看,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那个样子。”辞职后,隔花人住在朋友家,“每天早上醒来不用看微信工作群,不用回复客户消息,可以看电视,觉得生活太幸福了。”决定去西双版纳夜市上卖诗很偶然,“我弟弟在那里,说夜市很好玩,可以摆摊,卖诗是突发奇想。”不考虑生活来源和经济负担,隔花人觉得,这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在2020年最后的2个月,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靠卖诗养活自己,2个月又能写出多少诗。”卖诗可能会失败,但也有其它的可能性,“需要实验”。隔花人回忆,在西双版纳每天下午5、6点出摊,晚上10点收摊。“摊位上是我印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我朋友画的插画。游客可以定制诗,给我讲个故事,也可以给我一个主题,我把它们写成诗,一首诗19.9元。”找隔花人写诗的大多是年轻人,也有年龄大的。她回忆,“一位40岁的大哥找我写诗,他给我的主题是小亭。他说他朋友的女儿写了小亭的诗,他想看看小朋友的视角和大人的视角有什么不同。”除了夜市上的游客,互联网上也有人邀请隔花人写诗,“我会在西双版纳寄明信片给网友,明信片上会写上我的诗和名字。”在来西双版纳前隔花人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她认为,“一直待在一座小城市,视角会打不开。年轻人都想要光鲜的生活、更高的工资,更好的职位。”但在这里她发现,她之前所追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我问这里的年轻人想不想去看更大的世界,他们觉得在这里很快乐,每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朋友聊天,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当我认为他们的眼界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我太狭隘了。”不再执着于某种固有的观点,人会变宽阔。“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立方体,但当我走进别人的世界后,我可能从四方体会变成五方体、六方体。当我的面越来越多,我的世界会慢慢变成一个球体。”来西双版纳之前,隔花人活在自己的面上,“我生活在这个面,就以为世界是这样的,但当我走到你的那个面会发现,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西双版纳之行隔花人并没有挣到很多钱,“摆摊卖诗的两个月,近50首诗赚了不到2000元。”虽然收入不多,但收获了另一种可行性。她说,“在西双版纳卖诗一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正式写诗的开端。”隔花人把在西双版纳卖诗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高中同学看到后给我打电话,他说很感动,也很羡慕我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不敢。他有很现实的压力比如房贷,他没勇气放下安稳的生活,去做一件可能完全没有收获的事情,但他告诉我,‘谢谢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在互联网上写诗,隔花人收获了很多的关注。2021年高考,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首和高考相关的诗《难题》,被很多网友转评。“高考那一天,全体家长在校门口罚站,我要考多少分,才有资格把爸爸领回家。”她说这曾是她参加高考的真实感受。2022年隔花人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发第三首诗的时候,忽然爆火。”她回忆,“我之前只有100个粉丝,正常就几个点赞,第三首诗发布后忽然出现了99+的点赞。”她记着那首诗叫《选择权》,“那些不愿意看世界的种子,没有发芽。”因为这首很短的诗,隔花人被迅速看到,“那一首诗让我一天涨了5000个粉丝。”目前,隔花人在小红书拥有17.8万粉丝,网友评论她的诗灵气而充满哲思。当然,除了被很多人喜欢,隔花人的诗也会被质疑,“有人留言说我的诗是狗屁,从一个平台追到另一个平台骂我。”网友的评论让她思考究竟什么是诗?“研究诗歌的学者告诉我,任何本源性的东西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什么是诗?你认为我写的是就是,你认为我写的是垃圾就是垃圾。”在互联网上写诗,隔花人认为自己只提供了一个原点,每个人都来碰撞一下。有的人可能很用力,受伤了就弹开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温暖,就依靠着,“诗只是人和人联结的介质。”从开始写诗,隔花人就不想被标签和定义。她不认为自己是诗人,她觉得自己远比诗人大的多,“写诗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如果你只把我认定为一个诗人,就把我看小了。”面对“你觉得你是个诗人吗”的问题时,她喜欢日本诗人寺山修司的回答,“我一生的职业都是寺山修司。”这个答案也是隔花人的答案。离开西双版纳后,隔花人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写诗。2021年初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需要加班的工作,“那时候希望可以用文字影响他人,但这个目标很模糊,如何实现我只能去碰撞,走一步看一步,撞到什么是什么。”今年2月底,隔花人的诗集即将出版,诗集中收录了100多首她在2020-2022年写的诗,她觉得离用文字影响他人的目标更近了。“我很少做长远的计划,接触随机性,接触失控状态,才会遇到惊喜。总在预期范围内做计划,很难收获惊喜。”“诗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2020年开始写诗,李佳奇说写诗是情绪的释放。大一上创意写作课,李佳奇第一次写诗,诗的名字是《真理之妄想》。诗中他想表达社会规则对人的束缚,这是城市生活给他的感受。回忆这首诗,并不完善和成熟,甚至稍显稚嫩,但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门。李佳奇本人。李佳奇回忆,因为刚上大一,陌生的生活环境、陌生的人群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他试图在诗歌里找到不一样的情感寄托,“从创意写作课之后我开始读诗、写诗。”读诗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丰满自我的过程,李佳奇读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二十一首情诗,读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罂粟与记忆》,读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钟摆下的歌吟》。“读到喜欢诗人的诗会被吸引,这会转化为我写诗的内在动力。”读诗的过程是一个积淀的过程,“这些诗会化成无形的语感启发你,语感会被保留在身体里。”对李佳奇来讲写诗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诗歌的表达更隐晦,情绪会被隐匿的写进诗里,不需要写实的描写。”被问到什么是诗,“把灵魂最深处的想法、呐喊或是渴求写出来就是诗,就像露易丝·格丽克的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处的需要。”李佳奇说,诗歌不像小说有很多激情,不像戏剧有很多冲突,需要完全静下心来感受。写诗之初李佳奇写想法和情绪,写形而上的东西。回头看,一些空泛的内容是没有力量的。疫情期间,他开始把目光看向更真实的世界。“在此之前,我对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静下心来关注、思考的时候很少。”此后,他写城市古老的教堂、古树下的老人,写冬季的大雪、写被雕塑的石头......最开始写诗,李佳奇给公众号投过稿,过稿后会有稿费,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后面他逐渐从公众号投稿转向了期刊杂志投稿,“一开始投也是没有任何回应,2021年才开始有反馈。投稿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如果能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也是对自己创作水平的认可。”除了投稿可以拿稿费,参加诗歌创作比赛,获奖后也能拿到奖金。2022年李佳奇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除此,他还在平台上定期分享向诗刊投稿的经验,分享国内外优秀诗人的诗集,分享过稿经验。写诗2年多,李佳奇的诗被包括《绿风诗刊》《鸭绿江》在内的多家杂志收录。社交平台上找他咨询的年轻人很多,投稿的渠道、投稿的邮箱,也有人加他好友分享作品。李佳奇认为,当下文学是被边缘化的,写诗更加边缘。“文学被边缘和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关,快节奏的生活,很多人需要为生活打拼,大家无暇顾及精神世界。”虽然热爱诗歌,但很难将写诗作为主业,“没办法解决收入来源,很多人希望是这样,但现实并不允许。”从出生到上大学,李佳奇一直生活在哈尔滨。“每天早上起床上课,吃饭,写作业,写卷子,一天就过去了。”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他想离开家乡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但选择需要勇气。“有时候我也会想,一直在家乡安稳待着不好吗,但转念这就是很枯燥。”他把纠结、焦虑的情绪写进诗里,希望经由诗歌找到正确的出口。大三即将过去,李佳奇还没有想清楚未来的规划,“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注定会失去安逸,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隔花人为化名)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推荐阅读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来源: qq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