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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

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

社会
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

即使被贴上小众、边缘的标签,诗歌也从未离开。

在互联网上写诗的年轻人说:诗歌是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诗歌是西双版纳地摊上19.9元的实验,诗歌是灵魂最深处的需要……

在海岛长大的谢健健,成年后离开海岛求学,此后又返回海岛工作。他说在孤独、重复、枯燥的工作生活中,诗歌可以帮助他对抗虚无。2019年重返海岛后,他写了很多和海洋有关的诗:咸涩的海风,像山一样的海浪,遥远的海岸线。他也向往高山,向往原始森林,向往和原有生活不一样的反差。

与谢健健一样,隔花人也写诗,她说自己是一名地摊诗人。工作带来的疲惫,让她想要逃离城市找到不同的生活。2019年年底,在西双版纳夜市上,隔花人开始摆摊“卖诗”,一首诗19.9元是她对生活的实验。她说裸辞卖诗是一场不知道结果的尝试,“我希望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在诗里她写道,“今天对昨天说该怎么过,昨天说你拖延到明天就行,明天的事谁也不知道。”

黑龙江大三学生李佳奇在2020年开始写诗。他说,“对于我来讲写诗就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很多无法直白抒发的东西,他想用隐匿的诗歌来表达。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他觉得这句话是对诗歌最好的注释。

2020年前后,谢健健、隔花人和李佳奇开始了各自在诗歌世界中的探索。在这条静默的路上,经由诗歌他们试图找到人生新的方向,而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也希望找到自己。

“我不想被海岛困住”


写诗是一种对抗。对抗什么?谢健健说,“生活的虚无”。

谢健健的家在浙江的海岛上,叫洞头岛,距离温州33海里,没有建设跨海大桥以前,岛上的居民只能坐船去温州。

谢健健在海岛上。本文图片  受访者 供图

“小学3年级以前,我住在更偏远的半屏岛,半屏岛因为岛上的半屏山得名。”后来因半屏岛上的小学停办,谢健健一家迁至洞头岛。“那时候半屏岛和洞头岛没有连桥,出门要坐船。虽然迁到了洞头岛,但当时的洞头只能叫城镇,不能叫城市。”

岛上的生活是贫瘠的,不止是物质也包括精神。

19岁离开岛屿前,谢健健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小时候去过几次温州市区,但记忆非常模糊,只记得和家人去那里玩,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意识。”高三时他和同学去湖州,“当时第一次坐高铁,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心里会有一些落差。”

高中毕业谢健健离开海岛到浙江绍兴读大学。南方漫长的梅雨季带来的阴郁心境,让他一度很丧气。“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开始写小说,写在雨中颓废丧气的人们,像太宰治笔下的叶藏。”

回忆那段丧气的日子,谢健健剖白心迹,“一个男大学生从心里热爱文学,虽然没有发表作品,但一直在写东西,我觉得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但现实仍要面对毕业、就业的迷茫。”

大四的时候谢健健把自己写的小说投给了一家杂志,小说发表后,他收到了5000元稿费。“我觉得我写小说可以,后面又开始尝试写诗。”因为写诗,谢健健阅读了很多国内外诗人的作品,“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这也让他看到了诗歌中更广阔的精神世界,“诗歌把我从消极的心态中拉了出来,会发现自己独居一隅非常狭隘。”

2019年毕业后谢健健考上了老家的编制,回到洞头岛,在镇上的执法局工作。“工作环境比较压抑,需要加班和文字材料整理,写公文和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非常繁杂和枯燥。”

在岛上谢健健通过写诗来缓解自己的压抑和焦虑,“2019年我写了200多首诗。”他在一首诗里描写一位环卫工人,“一个7月的清晨,我路过车站路,看见她躺在长椅上睡着了,她拿手臂遮住那张过去的脸,好像这个车流涌动的时代与她无关。”

写环卫工人的谢健健,也在写自己。“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听着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我渴望到山里面,到原始森林,到沙漠,去父亲没有去过的土地。”岛屿上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终究还是很遥远,他渴望与外界联结。

“我想要脱离海岛带来的影响,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再回来坚持我的生活,我不想被海岛困住。”在外人看来,谢健健的工作体面安稳,但他不喜欢这种固定的舒适,渴望到外面漂泊,他称这是海洋的气质,就像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写的诗“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海浪不断冲打着海岸,就像生活在海上的人永远不甘于困守岛屿。

2021年前后谢健健多次离开海岛,从岛屿走向高山,他希望在旅途中遇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雅鲁藏布江江边他看到一个穿着藏服的女人,“她看起来非常苍老,呆呆地站在水边,雅江的水非常湍急。导游带团说已是第三次遇到她。”雅江边立着一个牌子,写着水葬台,谢健健回忆,“女人的孩子已经夭折,在那边水葬是对夭折小孩子的埋葬方式。夭折的小孩子经过仪式,尸体会被抛入雅江中。”他把见闻写进诗里,“卓玛已随孩子死去,只剩惯性的本能,卓玛不吃鱼,见到就流鱼籽大的眼泪。”

在云南松赞林寺谢健健跟随采菌人,翻越腐木栅栏,去了附近的天葬台,他在诗中描述,“大群的秃鹫折返在天葬台森林之上。”

注视死亡的时候,他也在思考死亡,“当被鱼或秃鹫吃了,他们的生命会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但真正的死亡可能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被忘记。”

松赞林寺。

在云南独克宗古城旁的原始森林,“山间有野花,异常鲜艳的菌子,零星的墓地。”谢健健回忆,下山的路很崎岖,荆棘横长在山坡上,需要穿过荆棘下山,期间还多次踩到了无名动物的粪便,黄昏才到达山脚下。

向外走的过程,也是向内自观的过程。回到海岛后,谢健健写了“高原的灯塔”。他在诗里回忆,父亲二十岁便驾船往返于温州各地,满载2万斤的煤球,穿越海上像山峰一样的巨浪。晚年父亲很少提及这些,唯独常提起海上的灯塔,“是黑夜里潜行的一束光。”

在高原云海上注视灯塔的谢健健,未尝不需要一束光帮他找到自己。他在诗里写道,“对峰顶的执着让我常年流浪异乡,父亲在海上登山,我在高原见海,我所叛离的,南辕北辙回到我身边。”

从2019年开始写诗,谢健健在很多诗刊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梅雨潮信》。2022年他入选中国作协,成了中国作协的会员。除了向诗刊投稿,他也把诗歌分享在多个社交平台上,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和收藏。他说,“作为微小的生命个体,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接触失控才会遇到惊喜”


2020年10月,隔花人决定裸辞,去西双版纳的夜市上卖诗,她说这是一场“人生实验”。

隔花人在西双版纳地摊上卖诗。

大学毕业后,隔花人进入广告行业,在上海一家很有前景的公司工作。回忆那时候“太疲惫”,她想让自己放下来,但工作推着她不停向前走。“当然这在大城市很常见,大家都是在这种状态,没有人说这不对。但辞职后你离开了那座‘山’,在更高的地方看,或者在山脚下看,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那个样子。”

辞职后,隔花人住在朋友家,“每天早上醒来不用看微信工作群,不用回复客户消息,可以看电视,觉得生活太幸福了。”

决定去西双版纳夜市上卖诗很偶然,“我弟弟在那里,说夜市很好玩,可以摆摊,卖诗是突发奇想。”不考虑生活来源和经济负担,隔花人觉得,这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在2020年最后的2个月,我想知道是否可以靠卖诗养活自己,2个月又能写出多少诗。”卖诗可能会失败,但也有其它的可能性,“需要实验”。

隔花人回忆,在西双版纳每天下午5、6点出摊,晚上10点收摊。“摊位上是我印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我朋友画的插画。游客可以定制诗,给我讲个故事,也可以给我一个主题,我把它们写成诗,一首诗19.9元。”

找隔花人写诗的大多是年轻人,也有年龄大的。她回忆,“一位40岁的大哥找我写诗,他给我的主题是小亭。他说他朋友的女儿写了小亭的诗,他想看看小朋友的视角和大人的视角有什么不同。”除了夜市上的游客,互联网上也有人邀请隔花人写诗,“我会在西双版纳寄明信片给网友,明信片上会写上我的诗和名字。”

在来西双版纳前隔花人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她认为,“一直待在一座小城市,视角会打不开。年轻人都想要光鲜的生活、更高的工资,更好的职位。”但在这里她发现,她之前所追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

“我问这里的年轻人想不想去看更大的世界,他们觉得在这里很快乐,每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朋友聊天,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当我认为他们的眼界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我太狭隘了。”

不再执着于某种固有的观点,人会变宽阔。“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立方体,但当我走进别人的世界后,我可能从四方体会变成五方体、六方体。当我的面越来越多,我的世界会慢慢变成一个球体。”来西双版纳之前,隔花人活在自己的面上,“我生活在这个面,就以为世界是这样的,但当我走到你的那个面会发现,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

西双版纳之行隔花人并没有挣到很多钱,“摆摊卖诗的两个月,近50首诗赚了不到2000元。”虽然收入不多,但收获了另一种可行性。她说,“在西双版纳卖诗一定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正式写诗的开端。”

隔花人把在西双版纳卖诗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高中同学看到后给我打电话,他说很感动,也很羡慕我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不敢。他有很现实的压力比如房贷,他没勇气放下安稳的生活,去做一件可能完全没有收获的事情,但他告诉我,‘谢谢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因为在互联网上写诗,隔花人收获了很多的关注。2021年高考,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首和高考相关的诗《难题》,被很多网友转评。“高考那一天,全体家长在校门口罚站,我要考多少分,才有资格把爸爸领回家。”她说这曾是她参加高考的真实感受。

2022年隔花人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发第三首诗的时候,忽然爆火。”她回忆,“我之前只有100个粉丝,正常就几个点赞,第三首诗发布后忽然出现了99+的点赞。”她记着那首诗叫《选择权》,“那些不愿意看世界的种子,没有发芽。”因为这首很短的诗,隔花人被迅速看到,“那一首诗让我一天涨了5000个粉丝。”目前,隔花人在小红书拥有17.8万粉丝,网友评论她的诗灵气而充满哲思。

当然,除了被很多人喜欢,隔花人的诗也会被质疑,“有人留言说我的诗是狗屁,从一个平台追到另一个平台骂我。”网友的评论让她思考究竟什么是诗?“研究诗歌的学者告诉我,任何本源性的东西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什么是诗?你认为我写的是就是,你认为我写的是垃圾就是垃圾。”

在互联网上写诗,隔花人认为自己只提供了一个原点,每个人都来碰撞一下。有的人可能很用力,受伤了就弹开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温暖,就依靠着,“诗只是人和人联结的介质。”

从开始写诗,隔花人就不想被标签和定义。她不认为自己是诗人,她觉得自己远比诗人大的多,“写诗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如果你只把我认定为一个诗人,就把我看小了。”面对“你觉得你是个诗人吗”的问题时,她喜欢日本诗人寺山修司的回答,“我一生的职业都是寺山修司。”这个答案也是隔花人的答案。

离开西双版纳后,隔花人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写诗。2021年初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需要加班的工作,“那时候希望可以用文字影响他人,但这个目标很模糊,如何实现我只能去碰撞,走一步看一步,撞到什么是什么。”

今年2月底,隔花人的诗集即将出版,诗集中收录了100多首她在2020-2022年写的诗,她觉得离用文字影响他人的目标更近了。“我很少做长远的计划,接触随机性,接触失控状态,才会遇到惊喜。总在预期范围内做计划,很难收获惊喜。”

“诗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2020年开始写诗,李佳奇说写诗是情绪的释放。

大一上创意写作课,李佳奇第一次写诗,诗的名字是《真理之妄想》。诗中他想表达社会规则对人的束缚,这是城市生活给他的感受。回忆这首诗,并不完善和成熟,甚至稍显稚嫩,但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门。

李佳奇本人。

李佳奇回忆,因为刚上大一,陌生的生活环境、陌生的人群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他试图在诗歌里找到不一样的情感寄托,“从创意写作课之后我开始读诗、写诗。”

读诗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丰满自我的过程,李佳奇读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的二十一首情诗,读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罂粟与记忆》,读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钟摆下的歌吟》。

“读到喜欢诗人的诗会被吸引,这会转化为我写诗的内在动力。”读诗的过程是一个积淀的过程,“这些诗会化成无形的语感启发你,语感会被保留在身体里。”

对李佳奇来讲写诗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诗歌的表达更隐晦,情绪会被隐匿的写进诗里,不需要写实的描写。”

被问到什么是诗,“把灵魂最深处的想法、呐喊或是渴求写出来就是诗,就像露易丝·格丽克的诗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处的需要。”李佳奇说,诗歌不像小说有很多激情,不像戏剧有很多冲突,需要完全静下心来感受。

写诗之初李佳奇写想法和情绪,写形而上的东西。回头看,一些空泛的内容是没有力量的。疫情期间,他开始把目光看向更真实的世界。“在此之前,我对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静下心来关注、思考的时候很少。”此后,他写城市古老的教堂、古树下的老人,写冬季的大雪、写被雕塑的石头......

最开始写诗,李佳奇给公众号投过稿,过稿后会有稿费,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后面他逐渐从公众号投稿转向了期刊杂志投稿,“一开始投也是没有任何回应,2021年才开始有反馈。投稿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如果能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也是对自己创作水平的认可。”除了投稿可以拿稿费,参加诗歌创作比赛,获奖后也能拿到奖金。

2022年李佳奇开始在小红书分享自己的诗。除此,他还在平台上定期分享向诗刊投稿的经验,分享国内外优秀诗人的诗集,分享过稿经验。写诗2年多,李佳奇的诗被包括《绿风诗刊》《鸭绿江》在内的多家杂志收录。社交平台上找他咨询的年轻人很多,投稿的渠道、投稿的邮箱,也有人加他好友分享作品。

李佳奇认为,当下文学是被边缘化的,写诗更加边缘。“文学被边缘和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关,快节奏的生活,很多人需要为生活打拼,大家无暇顾及精神世界。”虽然热爱诗歌,但很难将写诗作为主业,“没办法解决收入来源,很多人希望是这样,但现实并不允许。”

从出生到上大学,李佳奇一直生活在哈尔滨。“每天早上起床上课,吃饭,写作业,写卷子,一天就过去了。”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他想离开家乡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但选择需要勇气。“有时候我也会想,一直在家乡安稳待着不好吗,但转念这就是很枯燥。”

他把纠结、焦虑的情绪写进诗里,希望经由诗歌找到正确的出口。大三即将过去,李佳奇还没有想清楚未来的规划,“想要跌宕起伏的人生,注定会失去安逸,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隔花人为化名)



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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