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新译，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史学如何经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给出了答案。

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因为它并非着眼于“历史”，书中的每一章节，都是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某一代表人物，结合明代当时的实际而发出的议论。

以史为鉴，放眼当前，更关注未来。从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中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这便是“经世史学”的现实意义。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先生如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史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重视，也擅长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去预见现实。

《读通鉴论》的启示性，对晚清变革，对当今社会发展都有着巨大的的影响。但原著为文言文版本，文字艰深，用典频繁，读起来生涩难懂。

这套《读通鉴论新译》全书以文白对照的方式，还原历史本事，查证引证文献和典故，进行明白流畅的现代白话文翻译，又增补“题解”，扼要概括各卷基本内容，凝练标题，阅读起来更清晰易懂。

全套书共七册，每本皆为32开本平装，内页文采用70g亚太胶版纸，纸质轻薄柔软，印刷清晰，色彩柔和，不易造成视觉疲劳。推荐历史爱好者、历史人物传记爱好者阅读。

郭孟良

一、“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

王夫之70岁时，自撰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表明其效法西晋刘琨（字越石）“枕戈待旦，志枭逆虏”的豪杰志向，仰慕北宋张载（世称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其一生言行志节，据此可概括为“豪杰—圣贤”人格或“豪杰—圣贤”精神。

王夫之生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1619年10月7日），字而农，号薑（jiāng）斋，祖籍高邮，衡阳县人，晚年隐居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其先祖随明太祖朱元璋起义，累积战功，世袭衡州卫指挥佥事，遂入衡州卫籍。自从高祖王宁“起家儒素”，曾祖王雍“以文名著南楚”，祖父王惟敬“崇志节，尚气谊”，俨然雅士儒风。其父王朝聘，叔父王廷聘，兄长王介之、王参之，“宗濂洛正传”又“以真知实践为学”，形成了朴实儒雅的家学传统。这样，有事则显忠节，无事则显儒学，武文并举，正是王夫之“豪杰—圣贤”人格的渊源所自。

王夫之所处的17世纪，正当明清易代之际“神州荡覆，海内陆沉”的历史关头。这样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其一生的曲折和坎坷，也造就了一代哲人、一代宗师。王夫之自幼奉父命从长兄读书，7岁读完“十三经”，10岁从父读经义，14岁中秀才，入州学。16岁从叔父学习作诗，19岁读史，20岁入岳麓书院，参与组织行社、匡社，参加“须盟大集”。24岁中举，次年入京会试，因农民起义阻断交通，会试延期，从而进士梦断。

明亡后，王夫之写下《悲愤诗》百韵，“吟已辄哭”，决心担负起兴亡继绝的匹夫之责。他曾与同道招募乡勇，在南岳起兵抗清；后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总督监军章旷，“指画兵食”。他又南下肇庆、梧州、桂林，往依南明永历政权，就任行人司行人。在吴楚党争中，他仗义执言，几于不免。目睹时势不可为，英雄遗恨，壮志难酬。33岁时，王夫之以慈母病逝为由，归隐林泉，誓不剃发。其平时出行一直是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意谓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不共戴天”。

在“风波百出，贫窘万状”的流亡生涯中，王夫之开始了后四十年隐居著述的生活。辗转南岳续梦庵与衡阳金兰之败叶庐、观生居，中经吴三桂之乱，漂泊于长沙、岳阳、萍乡等地。康熙八年（1669），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夫之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以气贯长虹的文化抱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信“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康熙十四年（1675）王夫之始定居于石船山麓之湘西草堂，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十七个春秋。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1692年2月18日）卒，终年74岁。

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完成的《俟解》中，王夫之写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这种“豪杰—圣贤”人格对后世影响至巨，成为湖南人精神乃至中国人精神的重要内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他极为服膺，认为五百年来学者中，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有诗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而其“我自横刀向天笑”与“七尺从天乞活埋”堪称异曲同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认为杨度所谓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不能以人废言，“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奋发图强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1913年，20岁的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修身课《讲堂录》中发扬船山的“豪杰—圣贤”精神：“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次年，他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创作《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搜求和研读了《船山遗书》。后来他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并将船山手迹《双鹤瑞舞赋》赠予国家文物局收藏。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就含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包括船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楷书《双鹤瑞舞赋》——王夫之

二、“六经责我开生面”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时移世易、龙潜无用之后，船山向死而生，将其浩然正气、正道大义灌注于著述当中，希冀文化复国、用夏变夷。正如唐鉴《清学案小识》所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亦如郭嵩焘为思贤讲舍所撰楹联云：“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船山著述等身，凡百余种。先生去世后，由其亲友及门人分散宝藏并陆续刊行。后涉文字狱案，被抄去旧稿数种，诗词9种也遭禁毁。直到1842年湘潭邓显鹤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8种，1865年曾国藩兄弟于金陵节署搜刻《船山遗书》56种，方为世所重。岳麓书社自1982年起整理出版《船山全书》，1996年出齐16册；2005年又启动修订工作，2011年完成，成为船山著作的权威版本。其中经部19种，史部6种，子部14种，集部32种，共计71种，字数超过1000万，堪称一笔博大精深、极具价值的文化遗产，正像著名哲学家嵇文甫先生所说的是“一座宝贵的矿藏”。

文学方面，船山的创作有《薑斋文集》、《薑斋诗集》（《薑斋五十自定稿》《薑斋六十自定稿》《薑斋七十自定稿》《薑斋诗分体稿》《薑斋诗编年稿》《薑斋诗剩稿》《忆得》等）、《薑斋词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等），以诗文纪行，以诗文交游，以诗文言志，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同时，他“阅古今诗不下万首”，写下《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薑斋诗话》等诗词评论，对屈原的“忠贞之性，高尚之情”寄予旷世同情，而对历代“附宗派、随流俗”导致情感失范、文章失度的作家作品予以严厉批评，体现了以诗道情、以诗兴乐的诗学观念以及元声元韵、雅正之音的美学思想。著名文学史专家陆侃如、冯沅君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只有三个人是真能懂得文学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们说话不多，句句中肯。”

哲学方面，包括对群经诸子的深研、清理与阐发，如《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书经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家说》《春秋稗疏》《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书稗疏》《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考异》《说文广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张子正蒙注》《噩梦》《黄书》《思问录内外篇》等。船山学问的路径是“我注六经”，下足返本归源的功夫，然后俯仰天地，穷探极论，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力辟浮屠，屏斥申韩，节取老庄，构建起“坐集千古之智”“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达到别开生面的效果。其特点，一是“吾道弥二而归一”，也就是一元论，认为“气”是世界的一元本体，从而弥合种种二元对立；二是“卓然一出于正”，以《周易》为大本大源，正原本学问之本然与必然，“惟以扶世翼教为心”；三是“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倡导“依人建极”和实践理性。

史学方面，著有《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前后相继的史论，可以视为中国历代治国理政得失成败的历史镜鉴；还有记录其当代历史的《永历实录》，以及一部地方史志《莲峰志》等。船山史学最为重要的特色便是经世致用，所谓“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同时他对传统史观如五德终始说、三统论、元会运世论等进行了清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天人合一、理势合一、常变合一的天理史观。

“当年瓮牖（yǒu）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船山怀抱孤愤，生前寥落，遁迹乡野，“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所以在清代前中期，其声誉无法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直到晚清，随着其著作的陆续刊刻行世，其“志行之超卓，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始为世所知，被誉为“晚明三大家”之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甚至获准从祀文庙。“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民族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其思想价值方为一代代仁人志士所认知和发扬，从而走出石船山、走出湖南、走向全国，成为救亡与革命、启蒙与复兴的精神动力，使天地大儒王船山的学说日益焕发出应有的生机和光华。

三、“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

《读通鉴论》30卷，分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1卷、齐1卷、梁1卷、陈1卷、隋1卷、唐8卷、五代3卷，附录《叙论》4篇5则，合计912则。又《宋论》15卷，除南宋度宗、恭宗、端宗和祥兴帝赵昺（bǐng）合为1卷外，其他帝各1卷，合计114则，接续《读通鉴论》。首尾相连，数百万字，千余话题，形成其关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评论。作为其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可以说代表了他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最后成果，是中国传统史论的高峰之作。

在卷末《叙论》中，船山申述其对《资治通鉴》的理解：所谓“资治”，就是为力行求治之资，而治之所资，唯在一心，历史只是其镜鉴罢了；所谓“鉴”，就是于其得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所谓“通”，就是通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处事之道，“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也就是可以提升自己、与人分享并感到愉悦。同时提出“不言正统”“不论大美大恶”“不敢妄加褒贬”三条原则，进而概括本书的编纂宗旨——因时宜而论得失，“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最后，表明本书史论的方法——“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也可以简称引论、深论、博论、合论、通论五论，或言展开评论的五个环节。当然，每一则评论并非都要包含以上五个环节，即使包含所有环节也不必依照这个逻辑顺序，即使达到最后的会通之论，也并非“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

全书借《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上挂下联，左顾右盼，既联系到战国以前，尤其是追迹三代，正本清源，又下及宋元明三朝，尤其是明代，“自以身丁未远，明帜已易，禹甸为墟，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焉”。正因为如此，他能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洞察古今、烛照幽明的识见，弘道正义、济世安民的情怀，顾盼多姿、清丽婉转的文字，阐发“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无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制度举措还是社会风俗，皆能追溯其渊源、分析其背景、缕述其变迁、阐释其动因、探究其影响，从而兼具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表现出高超的历史解释艺术，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其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论、趋时更新的历史进化论和“即民以见天”的历史动力论。也正因为如此，全书“迥异流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如严守所谓“夷夏大防”，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不免偏激；严守正道大义，在人事臧否上不免以后见之明苛责古人。无论是大醇小疵，还是白璧微瑕，均能益人神智、发人深省，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受到历史的魅力无穷和思辨的精微广大。

船山曾预言其著作二百年后才会显扬于世，果然“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钱穆语）。在经历了一段昙花般的绚烂之后，20世纪30年代以来，《读通鉴论》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学术视野，吸引着一代代学人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对其加以探讨，船山的异代知己愈来愈多。在当今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治国理政的历史文化底蕴，《读通鉴论》便是这样一部不可不读的史论经典。

《读通鉴论》始撰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三十年（1691）与《宋论》一并完成，此后一直以抄本流传，直至同治四年（1865）金陵刻本《船山遗书》刊行方正式面世。中华书局1962年推出的舒士彦点校本，以金陵刻本为底本，参考若干抄本整理，成为目前通行的版本。本书的整理即以舒士彦先生的点校本为底本，另参考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的《船山全书》修订本《读通鉴论》。细目则依据各则主题另拟凝练雅致的标题，同时在文后标示《资治通鉴》本事出处，以便读者对照阅读。至于译文，则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原文援引古籍文献则尽量核对元典，还原本义；另在括号内加注人名字号、地名、年代以及相关内容，以便读者完整准确理解船山的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历代治国理政的得失成败。当然，船山极深研几，文奥难解，其议论又出古入今，旁征博引，故本书的编校今译难免有未善甚至错讹之处，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需要说明的是，戴庞海、张亮、周媛、刘琳、张艺凡、田家溧、安磊参与了第一至十五卷部分组织和翻译工作，这次新译参考了本人主编的《〈资治通鉴〉之通鉴——文白对照全译〈读通鉴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21年岁杪于郑州

文字：郭孟良

版式：X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