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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二代关停家族工厂:月薪5000块,我是接班人里的大多数

厂二代关停家族工厂:月薪5000块,我是接班人里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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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结局不会有太大差别,最后就是关厂。



作者:黄小邪

来源:深圳微时光(ID:szdays)

头图来源:ShenzhenWeekly


社交平台上,在洋洋洒洒分享接班经历的工厂继承人中,程颢是唯一一个以“干黄了”为标题的厂二代。
程颢家里经营了十几年的工厂,所有的产线已停止运转,这间工厂不再生产产品,而是依赖原有的市场和客户,转做贸易商的角色,这是父母和他共同商议的结果。
2018年之后,工厂一直在下坡路上走,利润日渐稀薄,苦苦支撑几年后,这个家族工厂放弃了挣扎。
去年下半年开始,程颢不再参与工厂的事务。他在早两年已经预见了这份家族事业的结局——
“2015年到2020年,是国家制造业的一个更新迭代期,要么被淘汰,要么抓住机会更新换代,我们家就是被淘汰的那一类。做了贸易商,生意估计撑不了几年。现有的客户,迟早会选择那些实现了技术迭代的大工厂”。 
“如果父辈手里的工厂,本身就竞争力不足,行业红利也不多了。大多数回厂的厂二代,除非你是天之骄子,不然结局不会有太大差别,最后就是关门。”
01
“父母的时代风光,已经不在了。”
“父母那一辈的风光时代,已经不在了。”

两年前,徐嘉成离开了自己家工厂。这间位于深圳龙岗的印刷品包装厂,早期生意依赖于珠三角几家3C产业的大工厂,2015年深圳山寨手机产业坠落后,3C产业链经历了一轮洗牌。徐家工厂,一度到了临近倒闭的境地。

2008年,徐嘉成的父母在龙岗坂田租下厂房,开了这间包装厂。工厂对外的牌子是印刷厂,实际上只负责纸盒包装环节。包装厂所需开厂启动资金,远远低于印刷厂,仅机器一项,购买一台包装机器只需十几万,印刷机则要上千万。

最开始的几年,徐家工厂的利润能到50%。当时徐嘉成还在读书,见过父母一天净赚1万块的狂热劲头,那是工厂生意最好做的阶段。


2015年之前,徐家工厂的生意平稳顺遂,珠三角3C产业链上的工厂,大都活得不错,“你赚我也赚,客户不怎么卡价格,只要求质量做好。” 

山寨手机产业重创后,珠三角的3C产业链上,大量工厂遭受重创。徐家工厂的日子逐渐艰难,利润从最开始的50%,到30,再到20 、10,“熬到现在可能只剩下5%,还是毛利”。

“我们家这种厂子门槛很低,在国内,门槛越低,挤入的人就越多,为了拿订单只能打价格战 。”


2009年,程颢的父亲在浙江宁波,开了一家生产燃气配套金属管的工厂,这不是当地的主流产业。

宁波是长三角举足轻重的港口城市,拥有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舟山港,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当地,小家电、汽车配件工厂更为常见,市场渠道多以外贸出口为主。

疫情以后,宁波倒闭的外贸工厂举不胜数,“跟我们差不多,大都是来料加工的形式。业务模式都是很脆弱的,你依赖的几个大客户活得不错,你就有得赚。低端制造业开拓新客户也很难,所谓的竞争,就是在拼价格”。

在程颢看来,自家工厂的颓势,与疫情关系不大。他一直遗憾于,父亲没能抓住2015年到2017年之间宝贵的技术转型机会。

“那时候工厂生意特别好,我们手上的钱足够购买厂房。有了自己的厂房,你才能放开手脚,投入实验室改造,提升技术能力。但是我们没买,2017年之后,宁波的地价、房价疯涨,我们错过了机遇。”

程家工厂的利润在2018年之后一再下跌,“从早期的百分之二三十,降到现在,只剩下几个百分点”。

近几年来,原材料、地租、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产品的终端市场价越来越低,“那些升级了产线和工艺的同行,人家的成本比我们低得多,质量也不见得差多少"。

02
回家救厂,能行吗?

2016年徐嘉成大学毕业,他学的专业与计算机相关,计划再进行一段时间的编程学习后,寻找程序员的工作。
 
编程的课程还未学完,父亲就把徐嘉成叫回了工厂。“你再不回来,厂子就揭不开锅了”,父亲说。

紧接着父亲告诉他,工厂已经亏损一两年了。此前三年,父亲一直在治病,母亲一人勉力支撑着工厂的运转,新业务无力拓展,老客户也在流失,生意愈下。父亲生的是大病,早些年的财富积累,大都花在了医药费上,工厂再赚不到钱,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


徐嘉成回到工厂后,决定在阿里巴巴上寻找新的市场,“以前我们是绑着大客户存活,大客户不行了,只能跟别人恶性竞争。那会儿,我看到了网上的巨大流量”。

父母并不看好他的判断,“你得出去跑客户、串门,网络这个东西,怎么能搞来业务”,他们劝他。半年后,徐嘉成庆幸自己切入了恰当的时机,来自网络上的订单,已经让工厂忙到停不下来了。

徐嘉成及时地挽救了家族生意,不过,他留在工厂,更多地出于一份“被捆绑”的家庭责任。对这间工厂的未来,他很难抱以期待。

“虽然很忙,但过得其实不好”,在网络推广日渐成效之后,徐家工厂业务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利润早已大不如前。厂租、人工每年都在上涨,非账面的支出越来越多,比如随着监管趋严,工厂每周都要接受检查,一检查就要停工半天。“这半天的能到手的营业额就几千块,每周的利润也只有几千。”

“工厂老板个人能力不同,这几年有些能赚到钱,有些一年比一年惨。但大趋势都就是往下走的,行业没有那么多机会了,90%的订单集中在10%的工厂里,中小型工厂是没有机会的。”


两年前,徐嘉成不顾父母的激烈反对,离开了自家工厂。除了看不到这份家族生意的未来,在工厂的经营管理问题上,与父母的的观念冲突,也令他倍感束缚。

“特别丧,感觉上班跟上坟一样”,徐嘉成用略带戏谑的语气,向我描述他在工厂时的情绪状态。

“你想做点新的事情,总会遇到来自父母的阻力。哪怕他知道你的能力很好,他还是觉得,我们几十年都过来了,你为什么不听我们呢。”

徐嘉成形容父辈管理下的工厂,为“典型的来料加工”——“一群人就因为业务凑在一起,接单、生产,发货……就这套流程。没有规划,没有计划,没有管理机制,没有财务规范”。

这间工厂还有着典型的家族风格,员工有母亲的闺蜜,表姐表哥,以及更远房的亲戚。人情糅合在日常运营中,徐嘉成想做点改变更加困难,“他们会觉得凭什么,你一个刚毕业的小孩,拽什么拽,这不满意那不满意”。

“在厂里,我总觉得很无助,站我这边的永远都只有我自己。” 

粗放型经营带来的弊病之一,就是出了问题找不到原因,“经常是,亏损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猜,是不是利润太低,是不是某个工人开小差,是不是算错价格了”。

徐嘉成跟父母提议过,工厂用各类数据报表做精细化管理,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没必要,浪费人力物力。”

“在工厂的运作机制上,我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或者说,我已经忙到被营销业务淹没,没有精力管这些了。甚至我参与了,父母都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工厂在管理上的短板愈加凸显,这更消磨徐嘉成的热情,“即便我在外面接再多的业务,工厂做不出来,或者内部存在很大的管理问题,导致订单出错。”

03
厂二代里的“大多数”:
月入5000块,关厂是最后结局

徐嘉成自小在深圳长大,在他的同学、朋友当中,接手自己工厂的同龄人不在少数。多数厂二代回到工厂,境况更加糟糕。

“很多厂二代的薪资,可能还不如一个工薪族,他们也不想回去,但是被家里捆绑了,厂子可能还有很多负债,不做,贷款都还不起 。回去他们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很迷茫,甚至还想依赖父母做出变革,而且我发现,即便父母的决策是错的,他们还是会服从,因为他承担不了,自己做决定带来的风险”。


 “在厂里,所有的决策权都在父母手里,你能决定的,无非就是一些小事情。”程颢说。

2016年程颢进入工厂时,曾经跟父亲提及买厂房,但建议没有被采纳。再回头去看,他认为这有两层原因,一来他“人微言轻”,刚刚进入工厂,父亲并不信任他的能力和判断,二来那两年,父亲把赚到的钱都投入了股市,“一个制造业的老板,沉迷炒股,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工厂的决策问题上,程颢与父亲很少产生分歧。“小的技术问题,你是无条件信任他的,他的经验和技术能力就摆在那里,大的问题,刚开始你觉得不对,还是要反驳的,久而久之,你会潜移默化,接受他的想法。”

“你毕竟不是白手起家的,你如果是去做决定,很可能最后也是面临关门的一个结果。但你能不能承担,你承担不了。所以,其实所谓的分歧,到最后也不会有。谁承担责任,决定权在谁那里。”

程颢的考量或许更清晰地解释,徐嘉成关于“父母的决策是错的,他们还是会服从”的困惑。

程颢在自家工厂待了6年,认为自身经历更能代表厂二代的群体状态——

“多数人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回到一个在走下坡路的中小型工厂,拿着5000块工资, 浑浑噩噩过了几年,自己也慢慢失去竞争力了。还有不少人想搏一搏,大刀阔斧要扭转颓势,最后越折腾亏得越多, 关厂时负债累累。”

“我目前来讲,没有见过那种像小说男主那样子,回到家族企业后,进行企业改革力挽狂澜 。”

实际上,程颢也做过一些扭转工厂颓势的努力,有两年,他“像打了鸡血一样”,奔波在全国各地拉业务,找客户,“但最后发现,你做的都是无用功,关键问题是你的价格拼不过别人”。谈起在工厂最后两三年的心境,他用了“无力感”和“溺水感”两个词。

徐嘉成认识的厂二代当中,只有一位回到家族工厂中,大刀阔斧地做出改革,建立自有品牌,将市场由B端改为C端,将销售渠道从线下调整为线上,及时地扭转了工厂的命运。

像徐嘉成这样,离开家族工厂自己创业,做得蒸蒸日上的同龄人,他也找不出第二个。多数人还是被“捆绑”在家族工厂里苦苦支撑,“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也不敢踏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程颢看来,即便不考虑经济环境、产业前景等因素,绝大多数“厂二代”也缺乏接班的能力和魄力,原因不外乎两点——

“厂二代在自家工厂里,受着长辈的庇护,真正历练出接手能力几乎不可能。父辈的经验,对这个行业的熟悉程度,判断市场的眼光和敏感度,处理实际的能力,是很难传给下一代的,这个是接班最大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青出于蓝的,因为这些财富和产业,不是你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你没有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魄力。你肯定是想守住家业,父母也希望你保守一点,你来个破釜沉舟,他们晚年都没有保证。”

……

从家族生意中脱离出来之后,程颢的人生似乎失去了方向 。

“在工厂待了几年后,假设手上没有一点资本,你没有任何竞争力。你没有一技之长,可能有一点谈业务的经验,可你不做老板,这些经验也用处不大。你去打个工,人家都不要你。” 

幸运的是,家庭的财富积累,足以让程颢安稳度过一生。可他三十出头,接受不了无事可做的状态。更令他痛苦的是,在工厂里焦灼地寻找了几年“救命稻草”后,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徐嘉成离开后,家里的工厂业务量下降了很多,现在只能勉强生存。父母仍在苦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生活所需。老两口的生活支出,以及父亲的日常治疗费用,仅靠养老金难以维持,只能依赖这间工厂的微薄利润。“他们其实在等,等我的生意做起来,能够承担家里的责任。”

前年,靠着银行贷款,徐嘉成开始在跨境电商领域创业。疫情后,这一行业机会已大不如以前。徐嘉成的市场判断,让他的生意迅速进入正轨,“即便航运成本涨得厉害,仓储成本也高,利润依然非常丰厚。压力也很大,但你是能看见希望的”。

徐嘉成把他今天做生意的眼光和能力,一部分归功于在工厂做业务时,接触到的的企业主和创业者,“包装盒这个行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客户人,一年下来我能结识几百个创业者,有些人你是看着他,一步步从零做大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这个逃离家族工厂的年轻人,希望给更多的厂二代带来新机会,“如果大家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可以考虑跟我合作,我们接触的海外市场,需要更多优秀的中国制造”。

备注:
文中人物徐嘉成为化名.

*免责声明:本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创业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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