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月薪过万，是大多数打工人的错觉

从数据上看，全国范围内的城镇私营单位，平均月薪都没有超过一万元。需要注意的是，统计年鉴中的私营单位和我们常说的“私企"并不是一回事，在国家统计公报中，城镇私营单位包含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但大型民营上市公司、外企等并不算在里面。

另一方面，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也异常明显。北京、上海的城镇非私营单位收入几乎是私营单位的两倍，西藏甚至超过了两倍，而其他省份的非私营单位收入也都远超私营单位的收入。

2021年底，全国非私营单位的总就业人数是1.7亿人左右，而整体就业人数在7.4亿人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就业人口被私营单位吸纳。而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提供的报酬都是有限的，很难拼得过大企业、大平台，整体的福利待遇也与体制内单位相差甚远，很难有月薪过万的机会。

这也与职场前辈的告诫相契合：尽量去体制内、大公司工作。不论是国企还是大型民企，比如互联网上市公司，它们所能提供的薪酬、福利和发展机会，都远远超过中小企业。

那么，从打工人的角度看，高工资都在哪些地方？

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中，不论是在私营单位还是非私营单位，餐饮业和农林牧渔等行业都惨获倒数。互联网依然是最赚钱的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能达到20万元；金融行业其次，技术科研行业因为专业性强、可替代性弱，也属于高薪行业。

但本科学历并不是人人都有，在2020年的《报告》中，提及薪酬中位数排名最末五个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6.2万元）、畜牧业（5.84万元）、纺织服装和服饰业（5.52万元）、餐饮业（5.38万元）、居民服务业（4.68万元），这些行业从业人数众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更真实的薪酬状况。

真正赚高薪的是少数人。2021年，北京市管理类高精尖人才的年薪排行，金融行业不负众望，以近60万的中位数年薪排名第一。税前60万年薪，到手收入一般在46万元左右，平均每月到手3.8万元左右。这也是“月薪过万”，但是远远超过了“月薪一万”的普通打工人，妥妥的中产往上了。

其他高精尖人才聚集的行业，比如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行业、数字经济行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也都在税后50万元以上。有相当一部分普通打工人的工资，被这些中高端人才的收入平均掉了。

上述收入情况，是以全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北京，作为参考对象。类比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平均收入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大致情况，但无法聚焦到大部分中低收入的打工人。

如果跳出平均收入偏高的一线城市，就拿连续多年入围“新一线城市”的成都来说，有人到互联网、金融行业拿着一两万的薪资，打开招聘软件，也有大量小微企业给非技术类岗位开3000元-5000元的工资。即便是收入稳定在平均线以上的体制内单位，也很难月薪过万。

从纳税的角度也可以验证：在新税法实施以前，缴纳个税基础为3500元，全国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人数是1.87亿。当缴纳个税的基础被调整为5000元时，全国交税的人数就下降到了6400万人。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工资高于5000元的人数也才不到700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左右。

从地域的角度看，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差了近两万元，尽管平均月收入的对比中，西藏、宁夏、新疆都表现不错，但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依然还是与沿海有一定差距。

比起收入的高低，人们更在意的是公平和回报，这也是“时薪”一词被频繁提及的一个背景。近几年大受欢迎的互联网行业，常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可是算一算时薪，也许有的工种还不如普通的奶茶店，尽管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仍然会劝退一部分人。不少互联网人去新西兰摘草莓、去北欧打零工，本质上也是对高强度脑力工作的一种反叛，更重要的是，不少国外零工倍杀国内同一工种的时薪，也会让人想摆脱围城。

并且，对于收入达到一定层次的人来说，在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后，收入的上升所带来的的幸福感会提升得更加缓慢。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解释力度非常大，而且呈上升趋势。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以接受工资高低的差异，但不能接受不公平分配导致的差异。在一项收入与幸福感关联度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参加调查的人员中，更多人觉得在对幸福感的影响上，公平比绝对收入更大。

▲ 注：百分比代表的是各维度解释幸福感的比重。数据来自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采用2012年和2014年调查数据进行，覆盖全国29个省份。2012年共有8451个有效样本，2014年共有14560个有效样本。

其次，收入的来源可以很多样，直接对比单一的工资，也无法衡量一个人真正的生活状况。一个普通人收入，简单划分，可以看成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很多人的工资性收入，只是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工资性收入，也有一些无法一一被统计数据呈现的“隐形福利”。

由于伙食太好频频出圈的互联网大厂，一日三餐不重样，员工除了周末自己做饭或者点外卖，在餐饮方面就能轻松省下小几千元。在许多事业单位和体制内单位，食堂通常物美价廉，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有相应的补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体制内的五险一金，尤其是公积金，都比较丰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退休后基本不用为物质发愁。体制内家庭出来的孩子，“工资还没有老爸退休金高”，绝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横向来看，在不同区域生活，影响幸福感的不仅仅是收入。在北京三环内租一个老破小单间，基本要花去三分之一的收入，而这样的价格可以在二线城市，比如成都、杭州的互联网小镇租一个不错的开间。尽管一线城市收入较高，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给打工人带来月光的压力。

那么，那些摆脱了租房的中高收入人群呢？每日人物曾与一些二娃高贷家庭聊过，这些家庭的年收入普遍在30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万。然而，他们过的却是一种“穷中产”的生活。为了不让阶层下落，他们不吝为家里的多个孩子提供优质的资源。

因此，尽管收入较高，有不少家庭却反而处于负债的状态。有人在上海拥有别墅，但是面临漫长的通勤时间和高额的房贷。有人经营公司，但家中的两个孩子一年支出几十万。物质的压力之外，同一圈层的比较，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这些习惯了高收入、高消费的家庭，实际上不少是在咬牙支撑。（原文：《当中产家庭遭遇“两娃高贷”生活》）

▲ 图 / 视觉中国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人被高收入带来的奢侈生活所吸引，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努力一年全款拿下一个爱马仕背包。但也有人更在意的是生活的体验感，六点半下班看到的夕阳，或许比月薪两万后下班看到的月亮更让他们满足。

虽然个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活质量，不过收入的高低，不是衡量幸福感高低的唯一标准。每年公布的平均工资都会引发一番讨论，但每个人的感受却千差万别。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除了收入，还要考虑健康、休闲的时间、社会地位、分配公平的感知等。而将“打工”的属性去掉，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也需要更多定义财富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