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年轻人要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
上周，安徽“名师”陈宏友因为在学校的演说中发表了很多令人不适的言论，被同学当场抢下了话筒。这件事情我压根没有啥评论的冲动，因为大家都上过学，教育口这种老怪物们见得多了去了。
甚至这位“名师”的奇葩程度绝对算轻的，大家上学期间经历的各种老怪物们发表的，关于政治和历史领域的“高论”，都是能让你感觉到世界线说错乱的那种：“现在是21世纪吗？”“现在是新中国吗？”
然而一个老怪物被抢话筒，让一群老怪物破防了，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我看见了好多人说着些半懂不懂的怪话，什么“XX余孽”啦，什么“X卫兵”啦，什么“XX浩劫”啦……很明显，一个青年让他们的ptsd又犯了。
我是一个大善人啊，心很软的，看他们ptsd又犯了于心不忍，所以我一定要帮他们找一找历史上的病根，顺便也让广大读者增进一下对历史的学习。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了当时文化教育系统的一些问题：“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保下来，当时保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搞革命……（因为）他们先挑起斗争。”
针对于此，毛主席对当时的年轻人们发出了号召：“年轻人要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
对于这个号召，参与会议的朱德总司令也斩钉截铁地加上了一句：“打倒那些权威。”
毛主席继续强调：“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 这就是历史版本的、宏观范围的“抢话筒”。
说得多好啊，当年领袖嘱咐大家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压制他们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应该怕青年人抢话筒。所以大家明白那些哀嚎于此事的老怪物们都是什么成分了吧？都是什么ptsd了吧？
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问题：“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
同时指出了教育系统同一个根源下的另一个问题——生源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
毛主席更深入地指出：“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
毛泽东主席对于教育领域根深蒂固的问题，即便现在也有很多展现，比如教材中删除了革命烈士、民族英雄的故事；比如各种逆向民族主义这堂而皇之的加入了教师队伍，甚至成为了“专家”；比如沸沸扬扬的“毒教材”事件……
伟人说得比较高屋建瓴，比较宏观，我来从微观角度让大家更深地感触一下。当年我党接手的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率高达95%的中国，识字的都算有文化的精英了，更何况是学校里的老师？所以对于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你只要愿意留下来，那就继续为新中国教课吧。
但这就有个问题，这些人身体进入了新中国，思想却还停留在旧社会。我们就以凤毛麟角的精英——大学教授为例，当时的文化人们，保留了很多“民国大师”的风流——这个“民国大师”是负面的、带引号的，具体表现为对女学生的非正常喜好。
“民国大师”们风流韵事是出名的，在那个年代，你很难说明女学生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被PUA的。最典型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故事的开始就一个文学教授以其上位者的地位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大规模情书轰炸）。张兆和受不了了，去找了校长胡适，把沈从文那些肉麻的情书拿给胡适看。
胡适也是个人渣中的人渣，当场表示沈从文是个情种，你张兆和应该尊重人家“炽热的爱”；其实你打心眼里还是愿意的，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没有表达。但是不要紧，你要是害羞，我可以当媒人去找你父亲提亲……于是张兆和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撮合”给沈从文了。
这个故事在民国可是一段风流佳话，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就是个借势压人、强买强卖的故事么。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沈从文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为人处世口碑从来都很好，他都尚且如此，那些个“风流倜傥”的民国大师们会发生什么事，大家自己想象吧，反正肯定不是“情书轰炸”这么简单了。
别说那个年代了，现在我们大学教授性侵女学生的丑闻也不少啊，主要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可以曝光，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到了互联网时代了，学校出现了性侵丑闻，校领导第一时间想的还是撤热搜、压新闻、删帖子、堵受害者的嘴……
开始我是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当学生曝光教授性侵时，许多校领导想的不是怎么处置这个教授，而是给学生施压，责怪她曝光、让她删微博、觉得她影响学校形象。反而对于畜生教授百般保护：先发一个声明说感谢社会关注，一定严查；然后不了了之了，等风头过了教授又出来活动了。
假设，学校第一时间与畜生教授切割，开除公职教职，移送司法机关调查；给受害学生经济补偿和心理辅导，这学校的口碑不会好上天么？结果为了维护一个畜生教授，把学校多年的口碑和学生的民心搭进去。这要么是校领导官僚主义、尾巴主义的落后体现，要么校领导也干过性侵学生这种事，物伤其类。反正这两个选一个吧，肯定没跑。
后来我想明白了，原因就是两个字：学阀。官官相护，学阀也会相护。学生，不过是学阀的包衣奴才和通房大丫鬟，主子临幸你那是你的福分，还想反了天不成？
话虽然难听，但就是事实。大家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结果你上了大学之后，发现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张口帝王将相，闭口才子佳人，你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不对劲的事情更多了：有个女同学深夜跳湖了，说是被某教授糟蹋了想不开；又有个教授，跟结发妻离婚了，娶了个挺着大肚子的女学生；还有个隔壁系的女生，忽然间精神失常了，一会哭一会笑……然后校长严令，不允许议论这些事，谁乱传“谣言”，就给谁处分，休想毕业。
所以就这么多年过去，听到的、见到的各种乱七八糟事越来越多，你敢怒不敢言，同学们也都敢怒不敢言。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一声响，从北京传来了最高指示：有人给你们撑腰了，还是老人家亲自给你们撑腰。这时候你怎么想？是不是想马上就掀翻桌子干他丫的？
那时候为啥从高校掀起运动呢，一方面学生有激情，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民国遗风”的教授们干的缺德事太多，学生们都憋着火呢。我说的男女关系问题是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较突出有代表性，但更普遍更广泛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学阀问题——学生变成了教授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这把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像国际上的学术大师们如萨特、波伏娃们，为什么鼎力支持呢，从学术角度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看重的就是“反对权威”这理念。对于萨特来说，他们领导的存在主义革命就是一个推翻旧权威的过程；对于波伏娃来说，最大的权威就是“父”。还有很多更深入更复杂的原因，东西方两个最聪明的大脑在很多领域都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这里就先简单提一嘴。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一个平面，有着非常复杂的多面元素。运动一开动，固然清算了一些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然而也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失控化，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生活，甚至产生了反智主义的倾向。
老师中有“民国遗风”的王八蛋，学生中也有不好好学习的坏学生啊。那时候大学里有很多八旗子弟、二世祖，靠父辈的关系进入大学，然而不好好学习，成绩属于班上最差的那一批。然而运动一开，他们就借老人家的威风，说那些老师是“唯分数论”“只重智商不讲政治”，开始攻击老师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们了。
那时候八旗子弟、二世祖们因为家庭关系，属于“见多识广”了，瞬间意识到了运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而好学生们大多都是辛辛苦苦考上来的，基本属于又老实又怕事只想闷头学习改变自己命运的小市民家庭。所以哪里斗得过八旗子弟啊，于是发生了非常多恶性殴打老师、学生的事件。
更严重的是“反智主义”的蔓延——你学习成绩好、分数高那就是“不革命”，很多好学生被打，老师是偏袒好学生，也要一起被打——没办法，谁让那些八旗子弟智商不行考不高呢。《三体》里叶哲泰被批斗的那一段大家都看过吧，那就是反智主义的巅峰，扣帽子就完事了。
这种扩大化、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老人家也看在眼里，于是有了那一段著名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老人家还有一段论述，属于苦口婆心讲道理了：“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既然老人家说了，我们就要相信，坏人顶多也就4-5%。但是坏人的影响是恶劣的，大家很容以偏概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网络上两性矛盾，不管是打男拳的还是打女拳的，其实都是极少数人，不管男女都有很多魔怔人。但是就那些少数人，影响就非常恶劣，你在批判傻逼的过程中，难免就会开aoe。
社会运动不是电子竞技，没有给我们微操的机会，失控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到后来已经演变成“黑暗森林”里的猜疑链了——我不砸烂你的狗头，那你就会砸烂我的狗头。
从这个角度大家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吧，要从多个维度去看待历史，拒绝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我再来讲一个维度，那就是但是又但是的故事了：反智主义肯定一大负面影响，然而学阀被冲击了之后，一些积极的因素又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份历史材料，这篇报告的全名叫做《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报告原文太长了，我来总结一下其中要点。
第一，曾经的“学术权威”们，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看作是独门秘籍，秘而不宣或只交给自己徒弟，形成技术垄断。然而运动开始之后，打破了学术交流的障碍——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
第二，搞学术的与搞生产的结合了。曾经的“研究人员”与“生产工人”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阶级”——
过去，几个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
第三，打破了“唯学历论”。曾经博士生要比硕士生高一等，硕士生有比本科生高一等——而最高的就是教授。现在一切以能力为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切以能力为先，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一来，很多有学历没能力的人就暴露了：
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生产力大大提升，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取得了在国际上都先进的专利，干部工人关系融洽……只有少数几个“权威”“学阀”觉得让他们跟工人一起劳动是天大的委屈了。
所以历史还不仅仅是正面反面，还有一个侧面。上面这是理工科的例子，虽然这是个正面的例子，我还是要强调：反智主义的伤害还是很严重的，并不是哪里都想上文中这个正面典型这样一切顺利的——学阀打倒了马上技术突破就来了。
然而人文社科就不一样了，这个领域必须要刚跟理工类专业分开谈，因为这个领域基本都是“老怪物”，正常的人不多的，他们被整顿可谓大快人心。我在《毛主席为什么要为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这篇文章中讲过吴晗的例子：
吴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当年写了一篇朱元璋的小册子《由僧钵到皇权》，把明太祖从头到尾黑了一遍。后来吴晗交待材料的时候承认了：“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很尊重这些知识分子，给吴晗的《朱元璋传》提了不少建议。比如吴晗吹捧彭莹玉：“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大家看明白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么？夸彭莹玉“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是鼓吹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了之后就“让贤”“退位”，至于让给谁呢？当然是“士大夫”“贤臣”们呐。
写彭莹玉这一段“私货”毛主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直接表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简单明了。最后毛泽东在给吴晗的回信中写出了一个结论：“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也算是直至核心了——你这一套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啊，肺腑之言，有些人就听不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干正事的，他们就想搞封建士大夫在朝为官、在野议政那一套，还想搞凌驾于人民的特权。再看下面这篇文章，就非常能够体现吴晗之流的特点。当时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公开表示反对拆除北京旧城墙，而吴晗则是公开支持拆除的，所以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两个朋友》，去讽刺梁思成和林徽因。我们暂且不谈拆除城墙这事谁对谁错，单看吴晗这种阴阳怪气的说法：
首先他不说这两个朋友是谁，但是他说一个“学哲学逻辑”一个“学建筑”，这不就跟指名道姓一个样么？自媒体吵架就喜欢这样。然后他又开始阴阳“虽然是权威，但是……”“文章写得多，房子盖得少”，就这一篇文章大家就能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风格。
当年吴晗因为北京拆城墙这事，把梁思成林徽因逼迫的很惨，还计划让他们夫妇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这事还是被郭沫若拦住了，说梁思成是梁启超儿子，影响太不好了。吴晗背地里评价林徽因：“出身低微，思想因循守旧”。结果这事传到林徽因耳朵里，林回了一句：“我侯官林氏满门忠烈，你又算什么东西？”
现在很多人“反思”北京拆城墙，但是我没见有谁“反思”到吴晗头上，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不粘锅。还有挖掘定陵的事，吴晗就是牵头的人，结果锅都让郭沫若背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那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是搞学术的，男女关系就讲“民国风流”，政治权利要看齐宋明士大夫，至于学术水平，你敢质疑我大师吗？毛主席就吐槽过吴晗的专业：“吴晗就是靠史吃饭的，然而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1966年3月20日）
再多两句嘴，我们很多关于科研人员、知识分子的作品，总是展示他们怎么苦、怎么穷，仿佛只有苦和穷才能搞研究，这是不正确的认知。至少在真实历史中，新中国对于这些科技人才，是从来都按照高标准的待遇来的。
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到，特殊技术人才是按照部级待遇来的，至于一般技术人才，待遇也可以跟局长持平。
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的待遇，建国后只是因为国家还尚不富强，但是能给到知识分子的倾斜，基本都给到了。来看下面一份历史文件，这是杨绛先生的于1956年的工会会员登记表（看了这份文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杨绛先生的真名）：
这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第一，成分是“知识分子”四个字，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区分的符号；第二，杨绛的职位是“社科院外文所三级研究员”；第三，工资是241.5元。
那么56年241.5元的工资是什么水平呢，大致相当于“行政八级”，“行政七级”就是正部级干部了，月收入280元——
这可以与上面那份文件一起看，基本可以确定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的待遇就是部级水平。
再上一个1956年军队方面的待遇，可以看到月入200+是少将的水平。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杨绛的名气还不大，钱钟书确实有名，而杨绛则要等到1978年出版《堂吉诃德》中译本、1981年出版散文集《干校六记》，这时候她才算真正有一点“大成果”出来。可以说五十年代一个社科院三级研究员，就有副部级、少将对等的待遇，国家对于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亏待过。
再比如钱学森老先生，人家国士无双，国家待他的水平也是按照“国士”级别。钱老回忆刚回国的时候工资350多，加上补贴能有500+，三年困难时期补贴少一点，也有450。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图，那就是元帅级别的待遇了。钱老去西北的时候，王震将军特意还关照过，钱老生活的一切标准就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只许好不许坏。
既然提到王震将军了，就多一句嘴，王震曾经亲自向毛主席请示过关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主席对他的回复是“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再多一句嘴，毛主席的工资是按照上图594元的待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席主动提出把工资降为三级，每个月404.8元，这个工资主席一直拿到逝世。
所以说一个外文所三级研究员就能拿少将的工资，钱学森、华罗庚这种国士是按照元帅、大将的待遇来了，人家艰苦朴素是高风亮节，但并不是说国家亏待了这些无双国士。
再上一份历史文件，1963年钱老觉得自己工资太高了，向上级写信要求降低工资——取消自己一个月100元的补贴，350元基本工资按比例降低。
对于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们给的待遇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尤其是那些研究“文史哲”方向的知识分子。这里不是歧视文科，而是当年那些搞文科的，压根就不是做学术，本质上就是封建士大夫余孽。
当年毛主席退居二线之后，我们的政策更加发生了倾斜。当时给士大夫们发福利，都发到了通货膨胀，你敢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生产力不足，一穷二白，但是却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媒体人各种发福利，人为拔高工资，可不就通货膨胀了。
后来还是陈云出来救场，毕竟搞经济小能手，为了回笼货币推出了专门卖给士大夫的“高级点心”，其实也没啥特别之处，就是一个字——贵，把发给“知识分子”们的钱再收回来，靠这个来抑制住城市的通货膨胀，你说这福利发的有多夸张。当时还流传出一个顺口溜，问一问家里老一辈的人肯定听说过——“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
这个顺口溜全是“高级”二字，就能体现出人民的不满，明显你们是“高级”我是“低级”呗。
所以毛主席让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没有“高级”“低级”之分，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就“伤痕”了，就记恨老人家一辈子了。
再说回学阀被打倒之后的历史。但是但是又但是——这是第四个转折了吧——生产科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并没有在祖国所有地方都出现。
上海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上海经济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素质最高、实力最强，所以运动在上海就是模范、样板。同样工人实力比较强，但是保守势力也不弱的地方——比如武汉、重庆、华北，就呈现出了激进派和保守派拉锯战的局势。至于一些相对落后的边疆省份，就比较糟糕了，先进阶级比较弱、或压根就没有先进阶级，所以产生了不少混乱。
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用辩证法的思维，全面地分析历史。就比如本文，至少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研究历程，用了四个“但是”的转折。
同时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学术权威”有引领时代进步的伟人，也有仗势欺人、不学无术、“封建遗风”的学阀；年轻人之中也有一腔热血为国为民，才华被压抑仕途被打压的优秀青年，也有压根就不想好好学习专门借机攻击老师和好学生的八旗子弟。
最后，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时上海的情况跟广西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用上海工人生产力解放一片欣欣向荣，或用内人党等事件概括运动全貌，一样都是不客观的。
但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给当时的年轻人足够的时间去实践，只能说老人家天不假年，他经天纬地的大实践只能草草结束，留给后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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