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是一个相对概念，而善恶不是

各位好，昨天写了一篇《厉以宁逝世——常识是简单的，但说出它的人并不简单》，简单谈了谈我对刚刚去世的厉以宁教授的几本经济史书籍的观感。

没想到留言中依然有人骂我，他们说：厉以宁这个xx你居然还肯定他？他为有钱人、资本家张目，是xxx的乏走狗、是食洋不化的洋奴，你不知道么？你这个xxx！

你看，这种留言的思维里，又有了我之前说的“吸血鬼逻辑”的错误——在这些人的观念里，“有钱人”是有罪的，厉以宁身为经济学者替有钱人说话，所以他也有罪，而在这人死的时候写文章，非但不像微博上很多人一样对他搞鞭尸、大批判，反而似乎有点肯定他，所以我也是xxx……

这种思维方式，我已经懒于纠正了，但我在他的留言底下，倒是回了一个比较有新意的提问：您说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者替有钱人说话是不对的，那您能不能定一个量化的标准——月收入多少钱以上的人，是您所谓的“有钱人”？

我承认，我这个话题是故意给他留了坑。但我觉得这个坑有它的价值，因为至少试图给普遍存在的仇富主义订立一个量化的标准，以这个主张的拥护者内部首先打起来。

有一位社会学、经济学者，名叫雷纳·奇特尔曼，此公曾经是德国《世界报》的主编，后来又下海经商发了大财，属于那种又能写又能挣钱的记者兼学者。

奇特尔曼在他的文章中就曾写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众所周知，现代德国是福利主义盛行的，主张向富人征收重税、补贴穷人生活的大有人在。

但奇特尔曼在跟持这种观点的人聊天时就发现。同样持这个观点的左派青年，根据其收入状态的不同，他们对“有钱人”的定义是迥异的。

德国人的年均工资是6万欧元左右，但刚中学毕业的打工人估计只能收入3万欧，如果去问这种收入3万欧的年轻激进福利主义者，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觉得年入8万欧以上就是“不道德”的，政府应该对他们收重税。

可是随着他们工作时间长了、收入随着职位和技术能力一起增长，这些人“不道德收入”的标准酒会逐步增加。

等到一个技工年入5万欧的时候，他心中合理的重税标准就到了15万-20万欧这个层级。

如果这个人再工作上几年，凭借能力和运气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超过收入的中位数，那么他的“不道德收入”标准又会进一步提高，甚至可能干脆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了——“财产税，受财产税干嘛？”

所以奇特尔曼总结说：人们总会在自己的收入和“不道德的高收入”之间筑起一道“篱笆”，然后站在篱笆内安全地呼吁公权力对对面的高收入者施以重锤。

奇特尔曼的这番观察，提示了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道理：

“贫富”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一个社会里再穷的人也能找到比他更穷的，再富的人也能找到比他更富的。

而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财产状态才是“适当”的……因为那是我自己辛苦挣的钱！

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当你月入一两万，为在一线城市买房而压力山大时，你很可能会觉得看着你的上司、老板年入大几十、上百万很不道德，凭什么挣那么多？

而你不会想到，对那些刚刚入职，签的是派遣合同，在合租屋里蜗居的“蚁族”青年们来说，你其实也是同样“可恶”的存在；

而这些人则不会想到，他们对于那些送快递的小哥、看大门的大爷来讲，也是值得羡慕、嫉妒的“上层”。

而这些小哥、大爷们，也许又是另一些人眼中嫉妒的“出息人”。

所以嫉妒是一个无休止的链条，你只把你所嫉妒的人放在眼中，而嫉妒你的人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平均主义，是这条嫉妒之链的表现而不是解决方式。一旦它真的实现，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将承受自己背后射来的嫉妒的子弹，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得益。

另外，那到底多少收入才算“有钱人”呢？

总理说：中国有六亿人口月入不到1000人民币，我相信大多数坚持看我公号的人，收入或未来的预期收入都在这个数字之上。那么，在这六亿人口眼中，你就是有钱人。

所以如果连你都认为“为有钱人说话”的经济学者就该被唾弃，甚至自己就对“有钱人”怀有一些很激烈的主张。你有没有想过，在更多沉默的大多数眼中，你其实是在为他们提供对待你的预备方案呢？

若厉以宁替“资本家”说话如果有罪，那我替你们说话有没有罪呢？

若你支持对财产超过某个限度的人毫不施以公正与怜悯，甚至“资本家挂路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也会被更多人认为需要“挂”一下呢？

所以一个良性的社会，既不应鼓励仇富、也不会期待彻底消灭这种心理（嫉妒是人的一种天性）。而只关注并维护制造财富机会是否能公平公正的进行分配，以消弭这种公众的心病。

这就是奇特尔曼得出的结论：在德国那种环境下，他当然不敢直言重税-福利主义是不对的，但他强调了阶层跃迁通道顺畅的重要性——当社会给了年轻人们收入升级足够希望时，他们对富人的政策主张和对财产税的征收热情就自然而然的骤减了。

因为“没有人会和未来期望中的自己较劲。”

对社会稳定来说，维护机会公平，给每个人致富的希望，比直接发福利更管用。

其实我觉得，奇特尔曼还漏说了一个问题：消弭仇富心理的良方，也可以从时间中去寻找。

我曾看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个论断特别有意思：

每个现代城市平民过的生活，都是中世纪贵族们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我们每天打开冰箱享受新鲜食品、可以几乎无节制的吃糖、盐和各种调味料，生病了享受现代医疗，喝干净的饮用水、使用清洁的卫生间，免费或者花极小的成本获得阅读、观影、赏乐等娱乐。这些行为直到17-18世纪还曾经依然是贵族老爷的专利，而在之后的两百年中，人类生活之所以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让每个平民都过上了以前贵族都无法想象的生活。

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实现了某种乌托邦，彻底消灭了贫富差距，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容忍了贫富差距，容忍了资本以这种差距为环境，参与并刺激了社会协作、激励了科技进步。财富在这种容忍中，被更高效的协作大量的制造出来，于是哪怕它的分配经常并不那么公平公正的，但它依然最终滴灌、惠及了所有人的生活。

一个社会，如果能做到大多数人与几十年前的自己相比都是富裕的“有钱人”，哪怕它还不够公平，它很难存在仇富的市场。

这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有两个，一个是二十世纪黄金时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之所以难以形成敌视有钱人的普遍社会意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迅速发展，一个初入社会的小伙子不用羡慕嫉妒自己老板的小汽车和别墅，工作上今年以后自己也能买得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而另一个例子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这四十多年，在全球新福利主义浪潮卷土重来，连美国都开始搞奥巴马医改的时刻，中国一度是全球仇富主义思想最稀薄的经济体。

而究其原因，未必是我们当时的社会已经在公平公正、机会均等做的多么独占鳌头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力、技术力在这四十年一直在飞速增长的，社会协作不断扩大，大多数人的生活隔上几年就变一个样：前年买冰箱、去年买彩电、今年买摩托、再隔几年开上私家车了。

在这种环境下的大多数人就没有功夫去仇富——有那个闲工夫眼红别人，自己埋头努把力，过几年也有了。仇富等于是跟未来的自己较劲，那这种思潮自然就淡了。

但值得担忧的是，最近这几年，舆论场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用想的太远，你回忆一下最近这五六年互联网热词的变化就能感知到：

2017、2018年的时候，互联网热衷于讨论的还是：如何实现阶层跃迁、大学毕业后怎样迅速年入百万、还有什么区块链、共享经济、自主创业等等等等。

可是现在年轻人更多在讨论什么呢？除了最激进的一些人热烈讨论“资本家挂路灯”，很多人关心的也是考公考编、延迟退休、低欲望生活、或躺平养生。

这背后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已经公认，时间维度上那种良性的“贫富不均”已经消失了。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期待几年之后的整个社会连带着自己一起更加富裕。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空间上的机会公平又无法及时跟上，仇富心理就容易死灰复燃。

所以我觉得厉以宁教授死的确实有点不是时候，如果他早两年去世，他那个“替有钱人说话”这个罪名，很难成为网络上那么多人骂他的原因——因为早个四五年，大多数年轻人的人生梦想，还是自己成为一个有钱人、企业家、资本家。厉以宁的那些观点，其实是在保护理想中的他们未来自己的利益。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想劝那些一听说有人“替有钱人说话”就火冒三丈的朋友两句——别那么激进，无论经济的增长是迅速还是缓慢，盲目仇富都是有害的。

首先，贫富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你仇恨通过合法劳动而比你有钱的人，就相当于授权给了比你更穷的人如此仇恨你，除非你真的沦入底层赤贫，否则无法在这套仇恨链中获得安全感。

其次，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社会的协作、经济的发展来源于每个人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的私心。所以否定和不保护这种私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协作的腐败和崩溃，基于协作产生的巨量财富会凭空消失，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均贫富”的效果。

说的形象些：如果一个人做的蛋糕所有人都要“有福同享”，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做蛋糕。如果一个人做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那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发展经济呢？你愿意么？

而对人来讲，一个人长期沉溺于对比自己成功的人的“羡慕嫉妒恨”当中，他就相当于堵死了自己走向成功的道路——比如如今在x乎等平台上高呼“资本家挂路灯”的那帮愤青，我就无法想象他们走向社会后能响应国家号召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己努力奋斗成为自己口中的“最佳灯饰”。

还有那句话，贫富是一个相对概念，但善恶不是。

一个良善的人应该懂得尊重自己劳动成果，并同样尊重他人的合法劳动所得，进而在自己人生中努力奋斗、实现富裕，见到不公再呼吁，而不是单纯仇视比自己更有钱的个体。

而一个社会应该做的，则是尽量惩恶扬善，实现公平公正，通过维护勤劳致富者的合法利益、维护机会的均等给每个人致富的希望。

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也唯一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