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框内外的“幸福空间”:上博“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观展记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元宵后选了个凄风苦雨的工作日去上博,想着可以错峰看展,结果当然没错成,记忆里前一次为任何展览排这么长的队还是2015年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特展。虽然平均每幅画要挤到正前方观看需要十分钟,还是渡过了幸福的五个小时。上次去英国国家美术馆(国家画廊)已是五年多前的事,且因为工作需要主要在Sainsbury Wing细看中世纪绘画,留给其他年代的时间有限。当然,像英国国美这样体量的艺术品收藏机构本来就不能以观看次数论之,它是提供给普通民众的随时休憩、终生学习的殿堂,一座城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才是一座真正可以长居的城市。此次它在上博展出的画作虽然只有52件,但的确做到了精挑细选、件件上乘。在摩肩接踵的博物馆里看展是一件重体力活,却也带来在伦敦原址不可能拥有的全新空间体验,如果可以做到有备而去,拥挤并不会使观展体验大打折扣。
整个看展过程中我一直想起加斯东·巴什拉意义上的“幸福空间”(l'espace heureux),在我看来这也是此次特展选画的一条隐藏线索。幸福空间是被人的意识和想象力所体验的、被记忆不断追溯和回归的人性的空间。它可以是一处具体的家宅,一座隐士的小屋,一方填满童年宝藏的斗柜,一处花园甚至是一片理想风景的乐土(locus amoenus),但它通常需要与周边敌意的大环境(西洋画中最常见的是敌意环境是荒野和海洋)有所区隔,将心灵收束在一种宁谧和安心的场所意识中。画框可以天然担任这种区隔,当我们在一幅画前凝神,就是自我区隔于周遭喧嚣的人群而自愿寓居于画家向我们展现的地貌。但这往往不够。绘画中最隽永的幸福空间是那些被框中框(可以化身为廊柱、拱顶、围篱、窗棂等建筑线条,也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画中的画框)围起的层叠空间。这些空间的栖居者被其景深赋予一种不可侵犯的自行其是的潜能,在这些宜居空间里专注从事着各自的劳作(或专注地无所事事)并令时间凝固,凝视他们令我们感到幸福和艳羡,因为我们的意识也想居住在这被空间截流的慢下来的时间中。
梅西那《书房中的圣哲罗姆》
画面前半部引人从开放走入幽闭,后半部则将目光从幽闭再次导向开放:右方柱廊里的狮子(传说哲罗姆曾为它拔去爪中刺)、左侧十字窗外的山脉与河谷、顶部拱券花窗外的飞鸟,这些细节再次将哲罗姆与他生命中的旷野联系起来,使得这缮写台前的一幕成为一种可视的“履历”(拉丁文curriculum vitae, 直译“生命流经之路”)——唯有曾在荒野中历尽试炼之人方能彻底领会缮写室中的幸福。一种垂直维度上的场所依恋(topophilia,在此最好还是不使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归拢着画中人的目光,使之向下扎根于此刻,沉浸于这一时刻的我们亦分享这种扎根的幸福。类似的体验也可以在本次展览的北方文艺复兴区、昆廷·马西斯(Quinten Massys)的《宝座上的圣母子和四天使》(1506-1509)中获得。画中圣母的宝座后背仿照一座哥特教堂的拱券和玫瑰窗、甚至是一架高耸入云的管风琴的空间感,使得一对天使构成的华盖下,母子共同安详读经的时刻得以呈现——不消说,此画不可见的“前履历”展开于伯利恒荒野中的马厩。此次特展中位置相对不起眼的大卫·威尔基爵士(Sir David Wilkie)的《跪在祈祷台前的年轻女人》(1813)也有相似旨趣,一对同时作用于垂直和纵深视野的高烛是其空间的题眼。该画是英国国美收藏的第二幅苏格兰画作(2014),构图上可以和泰特美术馆收藏的约翰·米莱的《玛丽安娜》(1851)对观而视,后者前年夏天曾在浦东美术馆展出。
提香《达尔马提亚女人》
《达尔马提亚女人》细节
戈赛特《年轻公主》及细节
维尔纳《有渔人的河流》(1751)
(文中图片来自英国国家美术馆官网)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