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酷玩实验室 图源/AI创作、原文
2010年11月5日，深圳，富士康园区，一名23岁男性员工跳楼自杀。这是那一年的“第14连跳”。
一连串悲哀到离奇的用工丑闻发生后，工厂内部野蛮、非人道的管理被曝光，令全球惊诧。
3个月后，一次晚宴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问了乔布斯一个问题：苹果能否回到美国生产手机？
听到这个略显“幼稚”的问题，乔布斯当即回答：不可能了，这些工作机会永远回不来了。
卓别林之后，西方没有出现第二个卓别林。美国把人当机器的“摩登时代”，很难再现。
而“供应链大师”库克也早已做好长远规划，并将苹果帝国打造成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强、现金流最充裕的公司：
总部坐镇美国，负责研发设计，运筹帷幄；第二圈，则有美军掠阵，其中，日本负责生产电阻电容，韩国制造屏幕；圈外的中国，负责组装。
每个纳入帝国版图的公司，都会都有苹果的“特派工程师”来配合做技术升级。一切细节，苹果悉知悉见。因此，每季度还会重新议价，直到所有环节再难发现“额外”的利润。
帝国法度森严，令出中央，不容商量。帝国的供应商，还须时刻做好为帝国重建新产线、开辟新疆图的准备。
除非美国工人能够在1年内创造出“24连跳”、“34连跳”……为苹果创造更多的利润，否则，苹果不可能回到美国生产手机。
2016年11月，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着急向媒体“夸功”：自己已经和苹果CEO库克通过话，向对方传达了让苹果制造回流美国的计划。
事实上，特朗普的表态，是单方面的表态，是独角戏，并不是和库克商议之后的共识。
苹果是供应链全球化的典范。如果，“天生骄傲”的特朗普，能通过自己强大的舆论能量，逆转全球化大势而独利美国制造和就业，他定能超越前任、“垄断”支持率，身份凌驾于政、企两界之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圣主时代。
虽然，替苹果制造手机的富士康，不是美企，更不是苹果。但，舆论场上，能把富士康拉回来，就约等于兑现了诺言。
为了将富士康请到美国，倔强的川皇亲自下场抬起“八抬大轿”：
他力排众议许诺给富士康30亿美元的补贴；新工厂从密歇根湖调水原本需要8个州批准、耗时25年才能合规，他却在一夜之间完成；后来虽有环保人士抗议，然而抗议之后补贴反倒增加了10亿美元，其中，甚至“贴心”地拿出1亿多美元为工厂修路……
2018年6月28日，经过一年半的过关斩将，“霸总”特朗普站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手持铁铲，与郭台铭一起为美国新工厂奠基。
对于富士康艰难且高调的逆势回流，特朗普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始皇帝”级的历史成就。
在特朗普这一全球顶流加持下，这家工厂，自诞生就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持续关注。
而回顾这几年的报道，发现该工厂不是停建，就是在更改目标：
工厂原本是要建一条10.5代LCD液晶面板产线，后来又准备改建第六代，随后几年又传出准备生产呼吸机、服务器、机器人、电动车……
简而言之，美国富士康工厂一直处在修补渔网、晒网，再修补、再晒的循环，就是不见捕鱼。
此时此刻，如果阿Q附体，完全可以说，富士康回流美国失败了，苹果离不开中国。
但是，苹果产业链全球化，并非是由“我”来主导的叙事。更准确来说，这是一场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我们只是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并且是微笑曲线中让大家“微笑”不起来的那部分。
说白了，即便是富士康回流美国失败了，并不代表苹果离不开中国。
当我们将视线移向西南方，就会发现以中国“平替”自居的印度正在以极其踊跃的姿势，将手高高举起。
2014年，具有前所未有民众凝聚力的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将投资数万亿卢比启动“印度制造”计划；2020年，莫迪准备加注20万亿卢比启动“自力更生”计划；2022年，莫迪又加注到100万亿卢比，提出“总理速度的力量”计划。
这一系列目标，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
理性来看，这不是白日梦。
2017年，印度还只是负责苹果旧机型的组装；然而，到了2022年，印度的富士康工厂就已经开始生产新机型iphone 14。
华尔街预测，到了2025年，苹果就会把25%的手机生产放在印度。
此时此刻，如果请走阿Q，让公知附体，完全可以说，工资水平只有中国1/5的印度，必将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中国。
暂且不论道德层面，我们应不应该挽留富士康，且问，中国是否还有足够的优势，挽留富士康？
如果能，还能挽留多少天？
印度，是否就是富士康的归宿？
1/种姓制与工业 莫迪总理的野望
“为印度书写光辉的未来。”
2014年5月26日，高票当选的莫迪，在印度新德里总统府前广场正式宣誓就任总理一职。在印度内外4000多名嘉宾见证下，莫迪发表了时长2分钟的宣誓词，开启了印度“制造大国”的梦幻之旅。
就在莫迪宣誓的当天晚上，距离首都新德里200公里的北方邦Badaun地区Katra村的3名少女，失踪了。
在印度，女性坐公交，以及女性下班之后没有准时回家，都是很危险的。因此，少女的家人怀疑3人发生了生命危险，三番五次报警，但当地警察始终不予立案。
原因是，这3名少女，属于达利特。
直到27日凌晨，有人发现，失踪的3名少女，其中2人的尸体被悬挂在村里的芒果树上。一个14岁，一个15岁。
警察接手后，就断定二人是自杀。
死者家人坚称二人是先被强奸后被谋杀。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尸检报告显示是强奸。然而，这个结论很快又被推翻。
最后，印度中央调查局认定这起案件是“荣誉谋杀”。
所谓荣誉谋杀，就是男女间发生暧昧、尤其是不同种姓男女间发生暧昧，家族成员为了维护家族“荣誉”，按照印度传统文化，会将当事男女杀死。一般来说，警察会尊重印度传统，不会干预。
判定这两个少女被“荣誉谋杀”，其实就是判定这两个女孩“不检点”，死有余辜。
事实上，这3名少女，都是在一个叫Anshu Naharia的工头手下工作，给村里修路，每天可以挣25卢比，折合人民币2.5元。每个月只有75元。
事发前，3名少女提出每天涨薪3卢比（人民币0.3元）的请求，被工头拒绝。
为了杀鸡儆猴，给其他心怀涨薪企图的人一个警告，Anshu Naharia伙同当地警察以及其他人，轮奸、杀害了少女，并将其中2人尸体悬挂在显眼的大树上。另外一名少女则继续被囚、被折磨。
本来，这一事件应该按照工头Anshu Naharia的预期进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在印度“向来如此”。更何况，印度当地警察也共同参与了强奸、谋杀。
尽管，印度宪法早就规定了，达利特也是人。
但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统一和独立，都不是经由底层爆发暴力革命来实现的。而是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方便殖民才顺手进行统一，二战期间英国无力维持殖民才勉强同意印度独立。
由于底层从未向上层展示过他们的獠牙和利爪，因此，长期以来达利特只是理论层面的人。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达利特因各种原因失踪、死亡，最近几年甚至有增长的态势，但警察也都习惯性不立案。
两名达利特少女被强奸、被公然悬尸，在印度本可以就此揭过。印度依然还是公知口中那个“不需要警察，几乎没有人犯罪，最和平的国家”。
没想到，印度电影制片人Mayurica Biswas将该事件拍成纪录片《芒果树下的声音》，还获得了洛杉矶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
5年后，也就是莫迪第二任期。根据该事件改编的电影《宪法第十五条》上映，再一次将该事件暴露在公众面前。
电影之所以取名《宪法第十五条》，因为印度宪法第15条规定，“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点或其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宪法就写了这一条。不过，也只是写了。
然而，印度教的“宪法”，印度人却已经践行了上千年。
印度教将人从优到劣分为4个种姓：掌管精神世界的婆罗门；掌管现实世界的刹帝利；扮演小商小贩小中产的吠舍；靠出卖苦力糊口的首陀罗。
婆罗门、刹帝利，两个种姓都很高贵，不用纳税，犯任何罪都不会判死刑以及伤害身体的肉刑。
互联网上“印度只有1亿人”的梗，如果是写实，那就一定是指人口规模大约1亿的婆罗门和刹帝利。
至于第三种姓吠舍，跟婆罗门、刹帝利一样，属于“再生人”，有资格信婆罗门教，只要这辈子把财富捐献给婆罗门、刹帝利，下辈子就有机会投胎到更高种姓。
首陀罗，干活就有饭吃，不干活没饭吃，没有财富，没资格当“再生人”，也没有资格信婆罗门教。在宗教层面，已经处在是人非人的模糊地带。
至于达利特，根本没资格排进4大种姓。
种姓，不仅仅代表人的“优劣”程度，还是近乎永恒的工种标签。是什么种姓，世世代代就从事什么工作，父死子继、世袭罔替。
老子是银行职员，儿子也是银行职员。老子是小贩，儿子也是小贩。
公务员层面更是如此，老子是警察，儿子也是警察。这也就形成了印度特色的行政制度“公务员专政”。毕竟，不论部长、邦长、总理思想再前卫，再有改天换地的想法，还是要依赖公务员去执行。
公务员，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永享一方香火，永保一方裙带。
至于达利特，天生只能扫大街、通下水道、掏大粪，干最脏最累的活、挣最少的钱。
前几年，印度还有报道一名出身达利特的青年，尽管拥有2个学士、2个硕士、2个博士共6个学位，但是，靠知识无法改变命运，挤不进其他圈层。最终，他仍然只能和父辈一样去清理垃圾。
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他想把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难题就是：
如何从运行了上千年的铁板一块的旧制度中，释放出足够多帮自己实现新梦想的产业工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莫迪并不是空喊口号。
莫迪正在借助“神明”之力，改变印度“公务员专政”、打掉铁饭碗，让那些希望改变命运的低种姓群体，帮助自己实现“制造大国”的梦想。（详情可点击酷玩之前的稿子《万万不可轻视印度》）
那些为了申请涨薪3卢比（人民币0.3元）而被轮奸、悬尸的少女，那些拿到6个学位依然只能清理垃圾的青年，那些平均工资不足中国工人1/5的数量庞大的印度民众，就是莫迪圆梦的希望所在。
对于这些“欲活无门”的印度底层来说，富士康，又何尝不是一座人间天堂。
2/螺丝钉与诗歌 许立志们的逃离
就在莫迪就职印度总理的第5个月，确切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24岁的许立志在微博上定发了自己的遗言，然后从深圳一座大厦17层坠楼身亡。
除了是富士康工人，许立志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打工诗人”。由于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许立志先是在揭阳市的店里卖了1年的验钞机。但是，他觉得每个月1000多块的工资实在太少了。2011年初，他来到了深圳，因为没什么一技之长，最终他进入富士康，签了3年合同。开启了他的“摩登时代”。许立志的工作描述起来很简单，人等同于机器。白班和夜班，每个月一轮换。白班是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7点，夜班是从晚上8点干到凌晨7点。试用期9个月，转正之后基本工资2300元。要想多挣一点点，就要不停地加班。如果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文盲且拥有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拥有这份工资就可以成为当地的“人上人”。但，当时的中国，已经有超过总人口1/5的人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而一个人一旦读过高中，尤其是接触了文学，看待世界的角度就变了。尤其是身处于一个经济和房价都快速增长、习惯于竞争和攀比的时代。与其说这份工资不够高，不如说这份工资与所承受的身心“痛苦”，显得不成正比。按照许立志诗中的描述，一旦车间开关启动，所有人都必须完全“效忠”于流水线，私自上厕所如同“叛乱”。工作时每个人都像“雕塑”、“兵马俑”一样，站在流水线上机械麻木地“拧螺丝”。许立志闻着工厂的气味，喝着“铁锈”感的水，在默剧环境中，感觉自己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下了班回到狭窄、逼仄、火柴盒一样的宿舍，听着工友们倾诉做小生意失败、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挣钱治病等等来富士康的原因，以及孩子的哭闹声、咳嗽声，许立志感觉这里就是人间炼狱。许立志20岁就开始写诗，到达深圳之后他开通了微博和博客，将自己打工的见闻感受，悉数记录到自己的诗歌中。这也是他被称为“打工诗人”的原因。不过，“打工诗人”这四个字，他更想做的是诗人，而不是在富士康打工。在这份合同期间，越到后期，许立志诗中关于“死亡”的意向越来越浓。不考虑人道的话，如果以许立志为样本，以他的100多首诗歌为线索，就可以大致解剖出许立志以及“N连跳”的工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或者，也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摩登”工厂，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个体差异不同，忍耐的时间有所不同。2014年，许立志与富士康3年的合同期满，他就离开了，去了江苏开启新的人生。漫长的3年，证明了，许立志并非懦夫。他勇敢熬过去的一劫，是很多人都未能熬过的一劫。并且，他在富士康期间，在内心极度抗拒的情况下表现也很优秀。3年期间他做过作业员、仓管，也做过线长，管理过整条流水线。但是，由于他性格内向、内心敏感，且最近三年的工作经验就是“拧螺丝”，离开富士康，兜兜转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并非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悲剧。2014年9月26日，许立志再次与富士康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也正是在这个9月的最后一天，许立志将遗言定发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日。然后，他选择结束生命。其实，自从2010年14连跳之后，富士康及其背后大客户苹果，就遭到国际的一致谴责。各大媒体卧底记者，纷纷潜入富士康，不遗余力揭露其“残酷剥削”和车间非人道管理方式。为此，苹果强烈谴责其供应商的劳工制度，不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并责令富士康进行整改，同时还会不定期检查监督。但是，本质上说，如果苹果不能克制自己对于利润的欲望，不改变自己过去定期与供应商“议价”的传统，富士康永远无法拿出“额外”的钱改善员工生存状态。去年，郑州富士康车间工人因为疫情“大逃亡”，宁愿千里徒步走回家，也不愿留下工作。疫情，似乎成为一个逃离的导火索。郑州当地先后发动退休军人、基层干部去填充车间，还是无法满足用工需求。当时，很多网友支招，只要涨薪，不怕没人过来。然而，富士康年利润虽然在300亿元左右，如果120万工人每个人每月涨薪超过2000块，富士康就会亏损。涨几十几百块没有意义，涨1000块，就意味着富士康利润减半。富士康又不是胖东来，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富士康的对策：在中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不能超过10%的背景下，富士康临时工比例竟然高达50%（注：非营利监管机构 China Labor Watch的报道，但富士康回应称不实消息）。这就是苹果要“面子”，富士康“面子”和“里子”都要的结果。2014年之后，富士康连跳事件之所以减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或许应该归功于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在许立志感觉到人生无望的2014年，国内外卖行业还没有形成如今的规模。那一年，占据国内60%市场的外卖平台还是饿了么，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外卖员，虽然也像富士康工人一样被“困在系统里”，暴露在危险之中。但是，不论是工资上限、时间灵活性，还是上厕所要不要打报告等等各方面来说，送外卖都要好过“拧螺丝”。人生来不是为了吃苦受虐的，只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吃苦。但是，如果有不太苦的苦可以选择，为什么还要选择更苦的苦？因此，任凭人大代表们千呼万唤，任凭制造企业老总们痛心疾首，任凭键盘侠们以“怕吃苦”百般绑架，许立志们一旦有能力离开，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富士康”，就不会再回来了。这样来看，富士康迟早要离开中国，赶往下一个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洼地。在以“我”为主的叙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故事：2012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5年出口倍增”和“再工业化”雄伟梦想驱动下，苹果CEO库克宣布将在美国得州生产Mac电脑。然而这款电脑被推迟数月才上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这款价值3000美元的电脑生产螺丝的生产商，仅仅有20名员工，每天最多生产1000个螺丝。然而，即便面临苹果这样的大客户，当地的供应商虽然有心，但是没有能力快速增加产线、开模。正如库克所说，“在美国，你如果让模具工程师来开会，我不确定能否让他们坐满一个房间。在中国，他们可以坐满好几个橄榄球场。”而除了上下游供应商数量、规模，远远不如中国之外。美国得州工厂无法按需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美国根本无法让工人进行昼夜生产。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人权问题。美国商务部前首席经济学家苏珊·赫尔普曾表示：“中国并不仅是成本便宜，那是一个你能召集10万人为你通宵工作的国度”，“这已经成为开展生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是在2012年，这一年台北年会上，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对着台北动物园园长调侃道：“人类也是动物，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很是头疼。”富士康需要的不是人权、劳动法、最低工资标准等各种条款保护的美国工人，而是只需要吃最少的草，就能挤出最多奶的百万牛马。机器人可以24小时工作，全年无休，只要有电就能干到报废，且不会自杀。早在2007年1月，富士康就在深圳成立了机器人事业部。而3年后的连跳事件，面对利润和舆论的双重压力，郭台铭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2014年，雇佣100万台机器人，取代80%的作业人员。之所以说这个计划很疯狂，是因为从1961年第一台工业机器人问世，到2014年全球累计只生产了200万台工业机器人，还在继续运行的大约只有一半。但是，到了2018年，苹果从汽车行业四处拉丁组成的机器人团队，最终还是解散了。截止到2019年，富士康也只配备了10万台机器人。关于苹果、富士康机器之梦失败的原因，业界共识是，将“傻大憨粗”的汽车机器人，复制到精度要求很高的3C领域，是行不通的。而这也是女工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将螺丝拧到面板上时，力度太大容易损坏面板，力度太小容易松动。微小的细节，恰恰是良品率的关键。2014年，库克试图推动MacBook生产线自动化时，由于产线出错，导致当年新款MacBook推迟半年发布。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每年或者每季度，甚至3-5个月，由于产品迭代或者品类变化，就需要更换新的产线。
也可以说，富士康当下离不开中国，是因为对于富士康来说，当下阶段，中国工人比机器人更划算。所谓劳动素质冗余就是，许立志这样受过一定教育的工人，即便时时刻刻想逃离，还是能把产品做到零缺陷，还是能在变化、迭代的产线中越做越好，甚至做到线长。同理，国内外卖行业能够突飞猛进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庞大的外卖员群体平均学历远超这个岗位需求，他们还普遍具备熟练使用智能机、熟练驾驶电动车夺路狂奔的技能，甚至具备替厨师炒菜、替客户打游戏、为客户献才艺的能力。正是这些“冗余”，注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外卖机器人很难取代人。
目前富士康之所以没有真正转移到印度，还是同样的原因。近期，根据外媒报道，印度工厂生产的苹果外壳良品率仅50%，这与苹果追求的零缺陷，相去甚远。这其中，固然是有印度基础工业不完善的原因，然而，印度所拥有的近3亿成年文盲，尤其是印度高中女生毕业率不超过33%，不能为精密加工提供充足的优秀劳动力，这些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50%的良品率，可见印度的工人劳动素质别说有“冗余”，甚至都没有达到及格线。印度工厂生产的苹果外壳良品率，竟然已经高达50%了。印度女生高中毕业率已经达到33%。要知道，从颁布义务教育法到全民普及，日本用了78年，美国用了100年，中国只用了15年，中国才是那个“异类”。并且，印度工人工资只有中国的1/5。并且，苹果总部不断派产品设计师和工程师前往印度工厂进行培训。海尔创办之初，张瑞敏曾定下这样一条厂规“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如今的海尔已经连续14年蝉联全球洗衣机销量第一。甚至可以说，过去几十年，印度的潜力之所以没有得以释放。除了印度自身民族、语言、文字、度量衡、宗教等各种冲突过于激烈。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就是，在东南亚“怪物房”中，有着一个“神级怪物”。站在以“我”为主的立场，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理由证明中国工业产业链的完备、柔性生产能力的强大，同时证明印度有多么不堪，以及苹果将供应链转移到印度有多么的愚蠢。不过，说到底，苹果全球供应链转移与否，并不是以“我”为主导的叙事。这是一场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我们只是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并且是微笑曲线中让大家“微笑”不起来的那部分。富士康之所以还没有真正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是因为当下阶段，中国劳动素质的“冗余”性价比超过机器，更超过印度劳动力。说白了，富士康只是苹果在全球游牧“掠食”过程中的代理人，会不断寻找更为肥美的猎物。它们对任何一块土地，都没有感情。更何况，印度还有庞大的日薪2.5元人民币的“贱民”，想进血汗工厂而无门的高学历“贱民”。与此同时，富士康以及上下游供应商，也已经陆续赶到这块人力成本肥沃的新牧场，着手驯化这一方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中国工人想努力逃出富士康，而印度正削尖脑袋钻进去。此消彼长，天平终将倾向于印度。因此，关于苹果、富士康是否会离得开中国这一话题，各方人士不论以何等高傲的姿态进行探讨，不论得出何等自豪的结论，本质上都是一种“乞怜”，都是在求着富士康不要走。当下，或许，探讨富士康还有多少天离开中国，离开中国之后庞大的中国产业工人该何去何从，以及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些话题更有价值。因为，越来越难承载中国年轻人生存需求的富士康，已经不值得中国留恋。2020年6月，美军最新研制的KC-46加油机在交付之时，被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拒绝。准确来说是电器垃圾、金属碎屑、操作工具、折叠梯，还有坚果皮。并且，这不是波音飞机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此前，美国军方除了发现异物，甚至还发现飞机的布线并不是按照图纸，而是按照工人“喜好”。或许，在普通人的第一感觉中，飞机制造是个技术密集型产业，大部分环节都会是自动化。事实上，走进波音飞机制造工厂就会看到，来自全球的数百万个零部件，是由数万名工人人工控制，一块块拼接起来。和富士康工厂需要人来组装是一样的道理，飞机需要人来组装，是因为要确保每个零部件都能严丝合缝组合在一起。但是，和上厕所也要打报告的富士康工人不同的是，飞机制造工人每天只需要上班8小时，并且在这8小时里可以随意上厕所、嗑瓜子、喝咖啡、抽雪茄，交头接耳也不会被骂。因为每一个零部件对飞机都有重大影响，都不能出错，每个环节的工人都是人，都不会被“组长”随意侮辱。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美国航天航空工程师的年薪中位数约为11万美元。大约是富士康工人的薪资中位数的20倍。难道说，美国工人比中国工人优秀20倍、努力20倍？难道美国工人天生就应该拿着高薪，悠闲地嗑着瓜子上班？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和制造苹果手机一样，波音制造飞机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叙事，美国处于全球分工的中心，因此波音面对全球任何客户，都会带着骨子里的“骄傲”。客观上来说，中国产业工人也有大把机会拥抱美好未来。除了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C919飞机产业，还有我们昨天刚刚写过的中国军工（可点击进去了解详情）。甚至于，军工实力，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最大的底气。因此，当下国内工人面临的最大困境，或许并不全是产业迭代的技术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有国内的广大民众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最强军工国家的准备。或许广大民众内心深藏的温良恭俭让，以及漫长的苦难历史，已经习惯性认为我们应该站在苦难者的视角、站在道德无瑕的立场，同情、悲悯世间一切弱者，谴责、唾骂一切强者。但是，当下的美国已经连“巧取”的耐心都没有了，只剩下“豪夺”。而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又以空前卑微的态度迎接命运的垂青。全球产业分工正在快速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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