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刘金贺：全球产业链配置原则逐步由“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

数十年来高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近年来呈现出停滞或转向的趋势，这一变化曾被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用一个新创词汇来概括，即称之为“全球化放缓”（Slowbalization，这是一个描述逆全球化趋势的词汇，由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全球化熄火》（The steam has gone out of globalization）中提出，并给出了衡量这一趋势的几个指标：（1）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下降；（2）全球对外投资FDI占GDP的比重下降；（3）跨国企业的利润在全球利润占比下降）。这一趋势因近期出现的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等“黑天鹅事件”而有所加快，与之相伴的则是全球产业投资和贸易格局的重构。

重构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本轮经济全球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发产生的产业链调整要求，另一方面则来自地缘政治变化格局及政府引导下跨国企业对产业链由“效率导向”向“安全导向”的战略转变。

全球产业链重构，一方面对我国多年来融入全球化发展而形成的产业链依赖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形成了使我国补强产业短板从而增强未来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外部条件。同时，投资贸易区域化和产业链重构亦为区域评级行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全球产业链重构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转向的结果和表现。虽然目前产业链重构进程推进的导火索是地缘政治冲突和疫情暴发，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探究，却是本轮经济全球化开始转向的具体表现。全球化转向和产业链重构是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

因素之一：资本和技术输出国国内贫富分化和失业等矛盾随着资本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不断发酵。

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全球化一方面来自国际垄断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进而驱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优化配置，其中劳动力因素是资本全球化配置的最主要动力。但伴随着资本和产业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加剧，蓝领阶层失业问题加剧。尤其是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初，对外开放加快，劳动力优势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和技术迅速流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呈现了加速的态势，同时发达国家民众和精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从全球生产要素禀赋配置的角度，全球化无疑提升了生产效率。但效率和公平往往难以兼顾，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50%底层人群财富收入同顶层1%富裕阶层财富收入的差距不断变大。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两极分化，则是近年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国内民粹主义兴起主要原因。国内民粹力量的不断壮大，导致在全球范围内民粹政府的上台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

因素之二：新一轮工业革命将改变传统产业链全球配置的逻辑基础。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3D打印和物联网（IOT）等新型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雏形正在形成，未来很大程度上将改变截至目前为止的全球产业链配置逻辑。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征就是，它不仅将替代人类大量的体力劳动，也将在很多领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新技术革命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支持现有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基础，也使很多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机器人技术和智慧制造技术将替代人力，这也意味着推动发达经济体产业链全球化配置基本逻辑之一的劳动力优势因素发生了改变。

西方目前一个流行的词汇叫“回岸生产”（Reshoring）,就是指制造业由全球化配置向资本输出国自身回归的现象。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深化，将颠覆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配置格局。

因素之三：全球产业链配置的原则逐步由“效率优先”（Efficiency-oriented）向“安全优先”(Security-oriented)转变。本轮全球化伊始，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几乎是资本配置的指南。但近年来这一原则随着黑天鹅事件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了大的改变。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暴露了以往产业链全球化配置格局的脆弱性；俄乌冲突爆发则导致全球目前严重的能源和粮食危机，揭示了地缘政治变化对世界能源和粮食供求格局的巨大影响。这些因素都促使世界各国重新审视过去多年来所形成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惯性思维，进而以一种新的理念重塑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

新理念的导向之一是各国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提升了产业链安全性的优先级别，而效率因素的优先权则有所下降。这一理念的转变将给全球各国的产业链布局带来长期的变化：从发达经济体的角度，不少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产业链依赖的安全性并逐步调整其产业链布局；同时，俄乌冲突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将改变其能源战略，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探索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安全性等。

而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需要对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进行战略性调整：一方面是传统的以市场换技术等产业升级的路子越来越难走，需要更多依靠自身的科技创新突破技术上“卡脖子”等问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产业链的收缩将给目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带来长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应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国内市场的拓展。

下一阶段全球化的逆转，在国家层面将表现为由经济全球化向经济区域化的方向演变，地区间贸易保护主义或有所抬头，传统上区域间贸易和投资逐步向区域内转移。

本轮全球化截止到目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源、市场、技术的全球化配置弱化了区域位置的重要性，资本依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跨区域配置。

今后，随着产业链的安全性逐步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政策和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过去几十年由效率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并逐步被由意识形态和安全考虑所主导的区域性合作模式所取代。同时，在区域伙伴的选择上，更注重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相容性。例如，欧盟的能源供应将由俄罗斯转向意识形态更为一致的北美市场，从而加大了彼此的依赖和区域合作。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类似的分化。这一分化的结果是传统上区域间贸易和投资转向区域内（此处的“区域”比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区域涵义更广泛，主要指因产业链安全性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相容等诸因素综合考虑而形成的区域联盟概念），区域间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将逐步下降。

伴随着投资贸易的区域化，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着区域贸易投资主导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以亚太地区为例，一面是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等国共同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另一面则是由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旨在增强成员国之间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如5G通讯和生物技术官民对话机制，并有意识制定共同准则减少各自产业链中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目的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排他性”。

此外，2022年美国还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美国在上届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重返亚太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增强其自身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可以说，亚太地区近年来的区域合作框架之争成为了全球化退潮大趋势下的一个缩影。

与之对应，由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主导形成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则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前我国增大区域经济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该组织包含约34亿人口和占全球约三分之一GDP的合作组织，是当前全球化转向大格局下新兴经济体寻求突破西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有效机制。

此外，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是未来我国区域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窗口。总之，未来的“全球化”将更多以“区域化”的方式呈现。

在产业和企业层面，产业链重构则表现为由传统的供应商模式向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指企业控制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将上下游企业间交易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管理活动）模式转变，目的在于增强产业链的安全性。

垂直整合，简单说就是产业链由外部供应转为内部供应，也就是说一个企业从零部件供应到终端产品都在企业内部完成。垂直整合的一个明显好处是由于对外部供应商依赖度下降，使得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得到提升。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同传统上产业分工的模式相比，其在效率和灵活性等方面有所下降且企业投资的成本会明显增加。

垂直整合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特斯拉，目前从电池生产到电机制造，从自动驾驶算法到中心控制系统等都由特斯拉自己完成。这一模式颠覆了传统上汽车行业跨国公司进行汽车生产的供应商模式。特斯拉的成功以及新冠疫情对汽车行业全球供应链的扰动，也促使其他公司向垂直整合模式转型。如美国福特公司计划在汽车电池生产领域实现从终端电池产品一直垂直整合到电池原料矿山开采的长期目标。

虽然垂直整合替代传统供应商模式是企业技术竞争的要求，但无疑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促进了该行业向垂直整合方向的转变。预期更多行业的跨国公司将采用垂直整合模式以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传统的供应商模式固然具有成本和效率上的优势，但供应弹性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是改变传统业态的主要动力，这也是全球化转向阶段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的一个调整方向。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重构对新兴市场尤其是我国产业短期内形成调整压力，但同时也为产业链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全球化逆转短期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可避免。一方面由于跨国资本向母国回归造成短期内资本跨境流动的风险会有所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发达经济体产业链向本国国内市场收缩，新兴市场经济放缓的风险有所增大，传统上全球性外部市场需求将转向区域内或由该国国内市场消化。举例来说，2021年欧盟、美国和日本三个市场占我国当年出口总量约38%，如果未来十年对这些市场的出口减半，则我国产出的20%将不得不转由国内市场消化。

当然，这一轮全球化趋势的逆转将是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目前部分产业链的转移有资本主动寻找价值洼地的因素，也有产业链安全替代的考虑因素。但全球化以来，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形成的完备产业链以及健全的基础设施等优势，短期内难以被其他经济体所完全替代，也为我国产业转型过渡期提供了难得的时间调整窗口，尤其是要在芯片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链的发展上取得突破。事实上，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也对国家未来产业链调整升级等领域给出了战略性指引。

作者 | 刘金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分析师、经济学博士）

来源 | 大公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