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王广发：危重症床位总数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

是否戴口罩应因时、因地、因人而定，在疫情流行的期间，我们强调公共场所要戴口罩，这是对的。如果疫情过去了，那么就没必要再将戴口罩作为一种强制的要求了。对有些人而言，戴上口罩是会让身体很不舒服的，比如说老年人、心肺功能差的人。

“这些年，我们其实没少面对呼吸道传染病。”王广发历数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传染病，“2003年是SARS，还不到20年，新冠就来了，我们就面对了一场比上次更大规模、持续时间更长的疫情。”

王广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曾参与2003年SARS疫情等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新冠疫情在我国暴发后，他是第二批进入武汉的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也是当时最早被确认感染和治愈的医务人员之一。他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国务院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今年王广发又多了一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王广发说，即便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但全社会仍要提高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为此，他通过走访调研并结合自己工作实践，提交了《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的提案》等多份提案，聚焦疫情中暴露的短板和不足，为“后疫情时代”建言献策。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他的对话：

新京报：根据你的一线救治经验，疫情三年，我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王广发：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在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比如发热门诊的建立，EMCO等设备的使用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

比如危重症总床位数严重不足。去年疫情高峰前，我国各类危重症床位绝对数为4张/10万人，占总床位数的4%，在去年新冠疫情高峰前又扩展了4个百分点，达到8%。在重症高峰到来时仍然出现了床位短缺。而发达国家危重症床位数，德国和美国为每10万人接近30张，欧盟平均为每10万人14.3张，这些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均曾出现危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我国的危重症床位总数尚有比较大的差距，而我国新修订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也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

其次，我国医院建设标准过低，导致可扩展危重症床位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由于我国医院建设标准未就大规模公共卫生应急需求提出特别要求，在此次可转化危重症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

还有一些公立医院基础设施设计冗余不足。某些地方的传染病院在局部疫情患者救治中即出现了氧气压力不足，甚至是断电的情况。在此次大规模疫情中即使在一些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也出现了气源、供电的不足。

此外，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等在此次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科，在人力、场地、设备、分配等方面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在肯定我们的成绩之余，还应该重视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

新京报：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等在此次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科，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

王广发：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这类学科总体而言都不太强势，个别单位可能有比较强的。根据我之前的观察，某些传染病院运营艰难。由于病源少，缺乏自身造血能力，加之拨款不足，造成人才留不住，设施设备缺乏维护，应急状态下有点掉链子。

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科而言，如果说要提升，那么首先就是要提升诊治救治能力，医护人员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比如说来了一个发烧的肺炎病人，在问诊时就要对他进行简单的流行病学调查，搞清楚他现在是一个人发烧，还是身边多个人发烧，有没有传染的痕迹。如果是在特殊地域，或者是面对特殊职业的病人，也要格外去留意。另外现在我们也能通过看胸部影像学资料去推断一些肺炎病症了，要通过多个途径去观察是否存在传染病的可能性。还有如果碰到危重症病人，应该怎么去救治，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学科自身应该加强的。

当然医疗机构要重视这些学科的发展，在人力、场地、设备、分配等方面要给予支持，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要对这些学科有所倾斜。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这样的学科处于弱势状态，弱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广发：我觉得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在多数医院这类学科体量轻，规模小，人员少，设备装备欠缺。

这和学科特点有关。比如说呼吸学科，一方面是慢病多，另一方面就是疑难危重症多。危重症多，风险高，时间和人力投入更高，而一些医院在分配制度上没有充分考虑这些问题，这就影响了学科本身的发展，还留不住人才。

这样的话，一旦社会发生大规模的疫情，就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本身这样的学科人员就少，可能无法承载一个大规模的应急状况。比如这次疫情期间，其实很多医院几乎全部科室都参加了新冠疫情的救治，但是许多科室由于平时缺乏呼吸道感染和危重症救治的训练，仓促上阵，难以满足高强度临床诊疗的要求，对于危重症的救治能力就可能存在不足的情况。

所以我在提案里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加强综合医院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适度扩容，增加从业人员数量。临床各科的年轻医师应定期轮转呼吸ICU、内科ICU、综合ICU等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提高危重症的诊断及救治能力。

我也建议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资源的建设。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配合对现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适度改建，在5年内力争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平战结合，对可扩展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积极建设可转化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满足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的要求，使其逐步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对于新建三级公立医院，电力、气源设施的冗余应达到满负荷运转的10%，危重症床位总数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可转化的危重症救治病房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为了满足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还应该对现有基础设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对现有医院电力、气源设施进行评估，如果不能满足超过满负荷运转10%的冗余量，应逐步改造。

新京报：到了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传染病?

王广发：2003年我们面对了SARS，还不到20年，新冠就来了。

这些年我们其实没少应对呼吸道传染病，我们应该提高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可经生物气溶胶进行远距离传播的新冠病毒，再次警示我们空气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在安全领域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出现公共安全事件的就是空气安全，特别是在大型城市的封闭公共空间，例如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大型商场、会展设施等。

我关注到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用数字化技术、传感技术。其实我们可以研发和建设一套基于生物气溶胶感知技术的封闭公共空间生物安全数字化技术体系。将生物气溶胶收集、自动检测、自动分析、自动报警、信息传输技术集成，形成体系。

这比使用人力去一个个测体温更高效。我们去建设一张感知空气生物安全风险的网络。在上述技术加持的基础上，对重点封闭公共空间的空气生物安全建立合规、安全的监控网络，对可能出现的重点病原进行监测，建立数字化的基础数据库，并对可能出现的重大疫情进行预警。

这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如果现在做不了，至少也可以开始做技术上的储备，去研发。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促进这个事，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产业。把它产业化以后，对经济也有贡献。

新京报：提高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政府层面能做些什么?

王广发：可以把传染病救治体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主要人员、设施成本，同时适度提高传染病诊疗的服务价格，提高部分由医保承担，避免增加患者负担。

这个很重要，平常可能传染病比较少，但是疫情一旦发展，规模可能就很大，很多人都要住院。但是这个学科平时收费比较低，主要是依赖挂号费和住院的费用，如果进行成本核算，可能入不敷出，很难去维持这个学科的生存和发展，人员也不容易留住。这个学科很难通过自身造血来发展起来，必须要输血。

如果说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让国家来托底，形成一种医防结合的体系，从机制上、人力上、财力上去帮助传染病学科的发展，这样也能更好地去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应急情况。

国家应该去重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中央和地方财政应保证传染病医院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适度提高传染病门诊和住院费标准，提高部分应由财政或医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负担。也可以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某些大型传染病院可适当向综合方向发展，以解决自我造血，人才梯队建设及传染病患者的非传染病临床需求。

新京报：呼吸道传染病防不胜防，对于普通人而言，口罩是不是还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种防护工具?

王广发：是否戴口罩应因时、因地、因人而定，在疫情流行的期间，我们强调公共场所要戴口罩，这是对的。如果疫情过去了，那么就没必要再将戴口罩作为一种强制的要求了。对有些人而言，戴上口罩是会让身体很不舒服的，比如说老年人、心肺功能差的人。

到了后疫情时代，比如说有人感冒了，他自己戴上口罩，主要是为了怕传染别人，这个我们应该欢迎。另外有些人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是老年人到了人多的地方担心自己感冒，那就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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