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一个女子

纪录片

2023-03-08 14:03

只要求一日的餐宿，难道无处可以容身？

——西西《像我这样一个女子》

《我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

陈果导演镜头下的作家西西

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张劳动

在狭小的厨房里，西西几乎用一只右手完成淘米和煮饭；经过住了十几年的美利大厦，走在街上的西西说，这里以前都是田，“我曾是这里的地头蛇……”等待渡轮的时候，西西会想起这里的海神庙，以及一架准备降落在旧启德机场的飞机落在海上……

西西的生活，西西的行走，西西的回忆，当陈果将镜头对准这一切，这是西西的“我”，这是西西的“城”，它们所组成的“我城”便成为西西在场的一个世界。

2015年，陈果拍摄了西西的在场，对于生命存在的一种状态，2015年也是活着的西西构筑的“我城”——2022年12月18日，西西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5岁，当一部纪录片在西西逝世之后被观影，西西或者变成了那个活在纪录片里的西西，那个在2015年在场的西西。

纪录片之内和之外其实变成了西西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与内部的在场相比，外部的西西只是一个被关注、被观看以及被纪念和被怀念的对象，它无法以更接近的方式走进在场的西西，即使在观影中看见了西西的日常生活，那是不是也是一种隔阂？但西西至少留下了影像，留下了声音，留下了故事，留下了回忆。

所有关于西西的影像、声音、故事和回忆，构成了内部西西的“我城”。

一本书，一篇文，《我城》到底呈现了怎样一个在场的西西？“我城”是“我”的“城”，也是“我”和“城”，或者是“我”之于“城”，“我城”的关系是多元的，而这种多元关系也正体现了西西作为“我”在城市里的在场：从上海到香港，西西写作在我城，工作在我城，生活在我城，喜怒哀乐在我城，“这是我喜欢的城市，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有些是幻想的，有些是现实的，这是妈妈的城，也是我自己的城……”西西如是说。

我城是记忆之城，渡轮连接了此处与彼处，启德机场的飞机飞升又降落，美利大厦居住了十几年，父亲是足球教练，小时候经常在这里跑圈运动，马路边的中学读了几年，大学后又在对面教了19年的书，陈国说：“那你的青春都在这里了？”走在街上的西西笑着说：不在这里，也会在别处……

我城是电影之城，1961年西西开始写影评，她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喜欢欧洲实验电影和法国新浪潮，喜欢安东尼奥尼、黑泽明、小津安二郎，西西甚至拼命学习法文，想给戈达尔写信；后来自己学着拍摄电影，短片《奥林匹斯》《银河系》是西西不多的电影作品；后来写影评，还为邵氏集团的女明星佩佩、凌波写稿，在她的笔下，她们不是女明星，她们是和电影有关的人；再后来，西西也写剧本，那个香港版的《小妇人》剧本，她坦言更多是一种改编……

终于，西西觉得自己不适合写剧本，即使她曾说起过自己和纯粹看电影的人的区别，“欣赏电影的人和批评电影的人的分别，是前者应该选择电影去看，后者应该什么电影都看，因此，欣赏电影的人要培养自己的鼻子，批评电影的人要培养自己的眼睛。”但是她还是从剧本退回到了纯粹的文本，“我不擅长写人物对话，还是写小说比较好……”

于是，我城变成了西西的写作之城，担任《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等杂志编辑的西西，还主编过《素叶》文学杂志，“在香港一位作家出书最快的方式是自己办出版社” ，编辑的身份背后是写作的渴求，而写作对西西来说，就是一种生活，她写下的《照相馆》《美利大厦》是将回忆变成了文字，她完成的《像我这样一个女子》是对“我”的一次命名，而1975年连载的《我城》便是以“存在主义”写“我在”的一次实践。

“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其实有许多地方可以去走走……而我们，终日行走在几条忙碌的大街上，挤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只见许多苍白的脸。”

我在城中，“我城”却不是“我国”“我省”中的地方意识，不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家国情怀，不是和外省对立的隔阂状态，而是一种自我的身份认同，是“我”之意义的结构空间，董启章认为，西西的《我城》阐述了“我”和“城”的关系，它们既是亲密相连的，也保持着独立性，马世芳则认为，西西在《我城》中将个体的我放置在一种整体世界里，从而产生了丰富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

实际上，当西西出现在纪录片里，当西西生活和行走，这本身就是对“我城”的极好阐述，无论是重访故居，还是独坐房间，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沉浸于回忆，西西之“我”都是生动的，都是鲜活的，甚至都是独一无二的。

她说起自己身患乳腺癌的时候，内心有过恐惧，“以为自己要死了，却没有死”，甚至担心手术后还会复发；她烧了饭点了外卖，患病之后左手几乎没有活动能力，她用一根棒子缠绕在毛巾上，然后右手用力将毛巾拧干；她和朋友对话问起蜘蛛到底有多少只眼睛？

朋友说36只，她说：“太多了，是八只眼睛啊。”她制作熊玩具，不同姿态的熊都是她所称的“女儿”，甚至还有一只“黄飞熊”，她让它坐飞机去旅行，她对动物玩具的喜好也写在《缝熊志》和《猿猴志》中；甚至有人问她的小说中为什么很少有爱情，西西说起自己远房亲戚的故事，“人不一定要结婚”，但是爱是藏在心里的一切……

心有过恐惧的西西，一只手和一根棒子拧毛巾的西西，制作玩具熊和“黄飞熊”一起飞行的西西，对爱情表达了自己观点的西西，或者这才是真正具体而微的西西，才是在场的西西，才是那个“我”，“我城”中的我。

“像我这样一个女子”中的我，从来不是被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从来都是以天真、纯粹和独立面对一切，从来都是恪守“爬格子是痛苦的，跳格子是快乐的”理念——“蜜蜂不把一切两极化，它们在天空中飞，不是飞向东方或西方，而是飞向花朵的一方，蜂巢的一方，阳光照耀的一方，水的一方，敌人的一方。

它们的方向叫做花方、光方、巢方、水方、敌方。”众人拿着同一本书，大家同读一篇文，不管是花方、光方，还是巢方、水方，或者是敌方，最后殊途同归便永远是：我方。

我方是西西之为“我”的位置和态度，它和“我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共同组成了“我”的在场性，但是在众人同读一篇文、一段话的时候，这个“我”是不是又变成了客体化的“我”？

实际上，陈果在纪录片的创作上刻意强调了西西的在场，最后却变成了一种在场式的表演。

一方面，用众人之言说来评价西西，让本可通过自己叙说的西西站在了被评判者的位置上，在关于《我城》的书写意义上，潘国灵、陈灭、马世芳等人轮番登场，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本书在香港文学中的地位，在关于西西编辑生涯的故事里，许迪锵、叶步荣、痖弦共同回忆和西西有关六七十年代文学杂志的历史……

马世芳说自己联考后去书店买书，完全被西西的《我城》所吸引，也正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了香港文学，而潘国灵则认为，西西小说里没有特别沉重的东西，但却在轻松的背后表达出了被忽略的深意，痖弦认为，西西的《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在读者中掀起了关于这个句型的模仿……

以他人的目光来评价一个多元的西西，这的确是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表现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只是一种点缀，甚至是一种补充，但陈果却完全用密集的“他说”来凸显西西之“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我”已经被对象化了，而且纪录片拍摄期间，西西尚健在，陈果完全可以在西西自我言说的“我”中化大力气。

比如关于《我城》的写作缘由，关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内在的情愫，从西西口中说出来，才是唯一的在场。另一方面，陈果自己也在审视西西，甚至把西西当成影像化的一个“演员”。

在纪录片开场的时候，就传来“开机”的声音，房间的玩具都布置好了，摄像机都架好了，然后陈果说：“西西可以进来了……”

于是西西淘米做饭，西西点外卖，西西吃饭，西西坐在沙发上，所有西西的生活都变成了一个人为设置的场景，西西不是在场，而是在“西西可以进来”的宣告中进场。

与开篇的这种进场相呼应，在最后，西西坐在那里说起小说中的爱情，镜头慢慢后推，除了西西之外，是正在拍摄的摄像，再向后推，则是用手机在拍摄的人，他们穿着人偶玩具的服装，对着西西也对着拍摄西西的场景——陈果不仅把西西变成了被拍摄对象，而且连摄影本身也变成了对象，从这个意义上将，这部纪录片也成为了一部故意制造“在场”的电影，西西就是一个演员。

更为大胆的是，陈果在纪录片中设置了熊男子甲、长颈女乙和地球人丙，他们穿戴者人偶的服装，在街上行走，或者相遇，甚至和西西产生了互动。

一方面他们就像是从西西的文本里走出的角色，是“我”的某种隐喻符号，另一方面他们行走在城市里的时候，也变成了“我城”的一种具象表达，但是人偶之存在，角色之复活，甚至和西西的相拥，却解构了纪录片最真实的西西，它是陈果式的虚构，它是陈果式的解读。

和西西一样，他们都是陈果式的演员，他们出场，他们在场，却永远在伪现场，西西便也成了被陈果赋予了命名意义的“我”，仿佛质疑声就像是西西在《像我这样一个女子》里发出的：“只要求一日的餐宿，难道无处可以容身？”

而当2023年再次进入2015年的纪录片，伪现场让“我”无处可以容身，“满分是给西西的，而非本片……”对纪录片的评价完全变成了对西西的怀念，当情感让西西复活并最终取代对纪录片的真实感受，西西也只是一个被怀念的符号，它和纪录片无关，和2015年的记录和导演无关，甚至和在场的西西无关，“西西可以进来了……”最终演员西西也将返身而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