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钱理群教授素以严肃学术闻名于世，而在《谈谈赵园和我们“这四家人”》一文中，他一改常态，以饱含学友之情、同侪之情的笔触，写出极其鲜活可爱的有情文章。
在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钱教授对于“同时代人”之间的一种互相欣赏、互相激励但又互相尊重的关系的描述。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所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思想共同体，以及有情的共同体。”他们属于这个时代，但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他们相互合作，又保持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独立性。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的《谈谈赵园和我们“这四家人”》。文章回忆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三代学人”异中有同的选择，同时也是几十年的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种“叙述的角度与方式”。
本文原载《有承担的学术》
平原兄安排我写一篇随笔，谈谈我心目中的“赵园印象”。可写的东西确实不少，却不知从何入手，就迟迟不能动笔。大概是前天清晨，梦中醒来，突然冒出这个题目，就似乎有了一个切入口。尽管并不十分准确：我们这四家从未有拉帮结派之意，不过是彼此相容，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把我们异中有同的选择，放到这几十年的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来看，似乎也有点意思，至少有话可说。所说的“四家”，自然指赵园与王得后，陈平原与夏晓虹，黄子平与张玫珊，以及我与崔可忻这四户人家。除了崔可忻、张玫珊之外，都属从事文学研究的学术界专业人士，而且都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路走来，足足走了四十多年，而且似乎都是“初心”有调（整）而不变。1981年，“文革”后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第一届研究生与导师合影。前排左起：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我们四家八人中有四人（赵园、陈平原、张玫珊和我），都是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王得后则是王瑶先生在鲁迅博物馆的同事。因此，我们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界时，是被视为王瑶先生的“学生辈”的。王瑶先生对我们也都有具体的评价与期待。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王瑶先生生前多次对师母说，凡是有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事，都找钱理群；在我的感觉里，这是老师对我的托付：一定要坚持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也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先生并不看好现代文学研究，他认定，在现行体制下，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不会有大的发展余地的。因此，他一再强调，他“属于清华”，而不属于北大：他尽管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开创、奠基者，他更重视自己的《中古文学史论》的研究。他晚年最看重，用力最多的，是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强调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而他最后选择了陈平原做他这方面的研究的助手，也非随意。他早就批评我的致命弱点是不懂外文，古文修养不好，语言文字太不讲究。在这些方面，赵园与平原虽也有不足，却都是超于我的。晚年的王瑶先生显然对平原寄以更多的期待，平原到九十年代转向学术史、教育史的研究，也是对王瑶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对于赵园，王瑶先生只有一句话：赵园有很强的独立性，不要多管她，让她自己去发展。这也是深知赵园之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个同学中，受王瑶先生影响最小的就是赵园，而且她是自觉的，尽管她后来把自己的学术重心转向明清，是最接近王瑶的研究的。在我们这一群人中，王瑶先生最欣赏的，自然是得后：他根本不把得后视为学生，而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得后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对之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而我们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一起，起关键作用的，则是黄子平。他是我们这一群中，最早为学术界看重并产生社会影响的。他那篇评论林斤澜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文学评论》发表，一举成名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找到他，问他的同学、朋友中，还有哪些出色的人才，他推举了赵园和我，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的专著《心灵的探寻》才得以顺利出版。赵园的第一本书也是这么出版的。陈平原也是子平推举的：他和子平是广东老乡，平原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想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子平把平原的论文推荐给我，我看了大为感佩，立刻向王瑶先生郑重介绍，王先生也十分欣赏，毫不犹豫地就收了平原为弟子。子平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谈到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新启蒙”的“态度同一性”走到一起的。他还提出了“同时代人”的概念，并这样描述我们这“同时代人”的特点，主要是我们和时代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面又不合时宜地格格不入”。我们“属于这个时代，但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我们“紧密联系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我们“紧紧凝视自己的时代，又最能感知时代的黑暗”。（参看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在’与‘不在’”的关系。应该说，正是子平概括的这样与自己时代“属于又批判”的关系，构成了我们这“四家人”终生为伴的思想基础。而这样的概括由子平提出，也非偶然：如我在2019年召开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所说，“子平是我们中间智商最高的”，他的“理论自觉与修养”，“艺术感悟与美学自觉”，“对语言表达的独有情钟，讲究与独特运用”，“社会、历史、学术视野的开阔，多学科把握学术的高度自觉”，实际上也构成了我们这四家人共同的学术追求，子平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对我们“同时代人”特点做了四点概括，我的依据、心中所想，主要就是身边这群同学与朋友：“一是思想、精神、学术上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二是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各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三是在彼此交往中都深知对方的弱点，保留不同意见，但又求同存异，彼此相容。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亲密无间，相互合作，又保持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四是彼此欣赏，形成良性互补。”我由此而发出感慨：“我万幸生活在这样的朋友圈里，没有任何内斗、内耗和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心爱的学术，还可以时刻感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
还是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这一群人在那个启蒙主义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大概就是子平、平原和我合作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读书》杂志，连续6期发表我们的“三人谈”，我们也就被推到了学术界的前沿地位。可以说，我们三个人都对此做出了不同贡献。如平原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的，这一概念的最初设想是我提出的，这与我总喜欢“出新点子”的学术个性有关。但我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有新发现以后，又多有自我质疑，因此总是犹疑不决：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我，就为我们知识准备不足而感到有点发怵。而青春焕发的子平、平原，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认为认定了大方向，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勇往直前。最后由子平执笔写出，由平原在“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首先把我们的想法公之于众，就绝非偶然。当时的考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现行学术的一个挑战，可能引起质疑，子平是我们三人中“最会写文章”的，由他执笔，就比较稳妥；而我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由“五四”提前到晚清，也容易引起争议，平原正在研究晚清文学，由他主讲，是最合适的。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这样的安排是正确有效的，子平和平原也就自然成为倡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推动者。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我们三人都参加了“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子平与平原都是其中的主要骨干，我也只是参与而已：我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闭门研究周氏兄弟上，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都保持一定距离。
“燕园三剑客”在中文系百周年系庆庆典后留影（左起依次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赵园更是没有参与：她的学术风格与个性，都不会主动、积极参与集体性的学术研究活动，她是真正的“独行侠”。但她对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还是理解与支持的。由于得后担任了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她家的住房比较宽敞，我们这群朋友也常常约在她家聚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我的50岁生日就是在她家过的，同时过生日的，还有40岁的黄子平和30岁的汪晖。赵园也许比我更是集中精力闭门著述，于是就有了她的四大代表作：《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代表作，更是八十年代启蒙时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我去年重写现代文学史，她的这四部著作都是主要参考书，引述的文字也最多。据王富仁的学生宫立在其所写《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里回忆，王富仁在私下多次表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他最佩服、以至“崇拜”的就是赵园。原因是她“永远走自己的路，说的是自己的话，用的是自己头脑里自然呈现出来的概念。她从不与时俱进，但也不与时俱退，是一个按别人的标准无法分类的人物。”她的文章“没法作内容提要，没法提取关键词。勉强做出来，提取出来，也无法说明她的文章的要义，无法概括她的文章的要点。但这恰恰是她的文章的魅力所在。”说得太好了！赵园说她“很少读老钱的文字”（《话说老钱》），其实她做研究就很少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是直接面对历史文本和相关原始资料，以自我生命投入，逐渐进入、深入，就有了仅属于自己的发现。赵园说，学术对她来说，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理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学术更给自己“提供‘反思’赖以进行的空间”。因此，她也“不需要为‘耐得住寂寞’而用力”。赵园说“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在我看来，这才是赵园学术的真谛与魅力所在。樊骏在总结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时说，第三代学人中，赵园“可能是最富学术个性的一位”，这是道出了“真实”的。
但历史无情：我们很快就面临二十世纪末的社会动荡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环境、知识分子命运的大变动。首先面对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存在”。在我们群体中，首先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做出了明确选择的，依然是黄子平。他在九十年代初，以《幸存者的文学》命名自己的著作，我们都大为震动。于是，就有了“幸存者的学术”。在评论者看来，我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与黄子平的《幸存者的文学》，构成了转折时期的又一次“三人行”。也如评论者所说，“幸存是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袁一丹：《用众不如用独——赵园与九十年代学术转型》）。无情的现实是，八十年代我们那种“既在又不在”的独立选择，已很难坚持。现在我们提出“幸存者”的概念，就包含了既然“幸存”下来，就还要“坚守”下去的意思。问题是“如何坚守”？这就有一个“在政治与学术，体制与市场之间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勇气和韧性，也要有自我反省与调整。如评论者说，我们需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启蒙主义”的幻觉中惊醒过来，“正视自己的现实境遇。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中首先做出新的选择，找到新的历史定位的是陈平原。赵园说：“朋友中，平原有大将风范，长于策划，组织，能实际操作”（《话说老钱》）。在八十年代，他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年龄算是最小的，一切还在起步阶段，来不及充分发挥，到九十年代，就真正到了属于他的时代了。从九十年代初创办《学人》杂志，到1999年建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以后在新世纪又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平原积极倡导胡适开创的“学院派学术”，成了九十年代的学术领军人物。但他依然煞费苦心地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反复强调要有“人间情怀”。人们由此隐隐感到了他倡导的学院派学术与八十年代启蒙主义学术的内在连续性，就和主流学院派区别开来了。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赵园也有自己的“另作选择”。她敏锐地发现，“曾有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第三代’的说法，已不大被人说起”，“曾被归为一‘代’者，渐由‘世代’中抽身而出，重新成为单个的人”（《话说老钱》）。她自己就是如此，作为“单个的人”，就有了更为独立的学术选择：她毅然走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我完全能理解她的这一选择：现代文学中，真正能够引发赵园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的作家作品，本就不多；在她写完了她有话可说的作家，真正有兴趣的作品的研究文章以后，她就得“走人”了。据说，是陈平原、夏晓虹建议她转向明清士大夫研究的，他们两位是很有眼光、远见的。对于赵园来说，这不仅是由现代走向古代，也是从作家研究走向“士大夫”（知识分子）研究，从文学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的边缘”（赵园语）：这样的变动可谓不小。但仔细考察仍不难发现，她的学术研究的内在连贯性：她的明清研究是“从现代看古代”，这就有别于古代学术的专业研究者；她的士大夫研究，也如她自己所说，依然是出于“对‘人’的兴趣”：“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他们的诸种精神体验，以至我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情，由这些极具体的人交织而成的那一时期复杂的关系网络”，赵园也因此强调，“我在面对‘明清之际’时，仍然是‘文学研究者’”。在我看来，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她的学术研究内在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依然延续了下来。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最引人注目、反响最大的是她的《说“戾气”》，就绝非偶然。赵园自己说，“有关‘戾气’的话题，吸引我的，首先不是那一时代的政治暴虐，而是有关明代政治暴虐的‘士’的批评角度，由此彰显的士的自我反省的能力，他们关于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士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以及由此表达的对‘理想人格’的向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我读到这里心为之一动：最触动我自己和我们这一群人，并持续引发我们的“自我反省”的，不也正是“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士（知识分子）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啊！这样的历史研究与现实批判的联结，正是我们八十年代所坚守的“紧紧凝视自己的时代，又最能感知时代的黑暗”“既‘在’又‘不在’”的学术传统的核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以隐蔽的方式延续下来了。我也因此强烈地感受到，赵园的“明清士大夫”研究，与我当时正在做的对“国民性批判”“知识分子批判”研究的内在相通。这就要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的选择。陈平原曾做过这样的概括：“老钱的文化立场”，是“拒绝成为纯粹的学院派，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这位学者的大部分著述，都不局限于书斋，而是连接窗外的风声雨声”，“蕴涵着当代中国思想进路及社会问题”，是“有社会实践垫底，有思想道德引领”的：“这是孕育于大转型时代，记录着风云变幻，投射了个人情感，有可能指向未来的思考与写作”（《老钱及其〈安顺城记〉》）。这都是知我者言。我与学院派的关系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与“不在”：在学院教书，写学术著作，是我的本职工作、谋生手段，更是我的生命存在方式；但我同时又不局限于书斋，思想与行动都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这是由我不同于“这一群人”的特殊经历决定的。最近这几年，我多次提到“文革”后期（1974年）我们那个“贵州安顺民间思想村落”，尽管我们都是边远地区的边缘人，却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自己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以后就成了我终生思考、追问的问题。我们这些不能再“小”的“小人物”认定，历史将发生巨大变动，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大变动做“理论准备”。在“文革”结束，历史大变动真的到来时，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小溪”立即毫不犹豫地汇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民主运动、农村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我的两个安顺“小朋友”都是其中的主要骨干。我的在思想、学术上的启蒙主义的努力，其实是对他们的默默配合。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幸存者”的命运和身份，就具有了格外的意义和使命，这就是我在2010年写的《〈幸存者言〉自序》里所说的，作为一个多少有点发言权的学者，我不仅对“被毁灭的生命”，更对被迫“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像我的两位安顺朋友那样的“民间思想者”，“多多少少有了点义务和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而且，我在获得学术发言权和影响力以后，就积极参与北大教育改革和中小学教育改革，主动投身于新世纪志愿者“上山下乡”等运动中去，这都是八十年代我的两位安顺朋友参与的改革运动的“接着往下做”。我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当然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学院研究的一个组成，但却另有特点，多少有点“异类”。从纯粹学院派研究的观点来看，就是个缺憾。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虽然也对八十年代具有浓厚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甚至英雄主义色彩的启蒙主义思想与学术有所质疑和反省，但我同时又是一个坚守者。这就是平原感觉到的，我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学术论述风格依然“较多地保留了八十年代的特色，年青一代不见得愿意接受与欣赏”的原因所在。我那种在许多人看来，多少有些过分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有时候就显得可笑。赵园在她的《非常年代》的《代后记》里，就明确表示，“我不想用’使命’‘责任’一类说辞，将自己的选择道德化”。其二，就是赵园、得后、平原都有所批评的“好做全称判断（包括所谓的‘大判断’）”，这也是我承认的学术弱点。但我天生地喜欢关注与思考“大问题”，不只是国内、当下的，更是世界的、未来的“大问题”的习惯以至嗜好，而自己的思想、理论准备又严重不足这样的先天的矛盾，就决定了我的尴尬：明知是毛病，却改不了，最后就干脆不改了。其三，也是平原所说的，我的“大处着眼，不过分拘泥于史料及规范的研究与写作，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院派所不敢想象的”，“借用老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不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而是灵光一闪，发人深思”，“老钱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主要不是‘完成’，而是‘提出’。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追寻其思路，辨认其缝隙，克服其缺憾，而使论题获得大力推进和展开”。这就一语道破了我的学术研究成就的有限性。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坦白地说，这也不是我所追求：我从投身于学术研究一开始，就明白知识结构上的根本缺陷，决定了自己只能充当学术研究史上的“历史中间物”。赵园与平原都能如此坦言我学术上的不足，都让我有所触动，更是感动：因为在我取得相当的学术地位以后，就很难听到这样的“不同声音”了。赵园说，“小友”告诉她，“听钱师母说，老钱最怕他的小师妹”；赵园还说，“至今老钱仍然是友朋中我可以当面以至当众‘怼’一‘怼’的一个”。我和赵园都认为，“这样的朋友不可再得”，“‘直’、‘谅’乃交友的高境界”，“有能受诤言的朋友才可能‘直’”。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其实“畏友”才更加难能可贵。这也是我特别看重“这一群人”的重要原因。我的学生姚丹在为我编选《钱理群研究资料》时，我就特地关照她：一定要选得后兄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的《对于鲁迅的发现与选择——和钱理群学兄讨论》一文：这样的朋友间的公开商讨，本身就自有一种价值。赵园对我还有一个批评：老钱“对‘天下’‘国家’关心太过，对周边的小事视若无睹”，他“激烈地抨击时政，却不愿意得罪身边的人”。我是自觉地与本单位的人保持距离的：这是出于我的“文革”经验，也是基于我对“单位管控制”的警觉：我拒绝卷入单位内部的思想、学术纷争，特别是人事纠纷，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好不受干扰地想自己愿意想的“大问题”，做自己想做的“小事情”。这也暴露了我性格的弱点，就是赵园所说的，“骨子里的软弱”。从公开发表的文字看，我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好斗之士”，其实我真的是赵园说的“心太软，心太软”，很少“发脾气”。该发脾气的也不发，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而且往往是“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乱发脾气”：崔可忻也经常以此来嘲笑我。我注意到，我们这四家人中，子平和我与所在单位都比较疏远（我现在在养老院里也是如此）；而赵园和平原在本单位多少有点职务，担任研究室主任或系主任，就免不了要介入单位的人事，蹚本不想蹚的浑水。不过这也是赵园所说的，“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话说老钱》），没有什么是非可说的。或许正是我这样的学院学者的“异端性”，喜欢闹事惹事，引来的麻烦也就特别多，最后就遭遇了全国性的大批判。身边这一群朋友自然是理解与同情我的：不仅是出于友情，更是价值观念上的相近以至认同。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之间却达成一个默契：暗地里理解、支持即可，不必公开介入。这也是我的理念、性格、脾气：“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要牵连他人。每当有人公开恶意批判、攻击我，我就给自己的学生打招呼，不准他们公开站出来，为我辩护；变成一场“混战”反而上了对方的当。要求亲人、朋友“拔刀相助”，这是江湖陋习，为我辈（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建构的“新型关系”所不取。赵园对此特别理解，在私下多次对我提出“表扬”。这就是评论者所说的，“理想主义的知识群体不是一个个的山头，而是‘独而群者’的松散联合”（袁一丹：《用众不如用独——赵园与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这样的“群”是以“独”为前提与基础的；而所谓“独”，不仅是独立选择，也包括独立承担；相互支持、联合，主要是精神上的，更多的是一种默契，这样的有距离地默默地持续地相互支撑，是更加难得与可贵的。2000年春，黄子平、张玫珊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在离开大陆10年后，回到了北京。2010年以后，子平又有机会在北大、人民大学任教，我们这四家就又相聚一起了。子平后来回忆说，阔别10年后回到大陆，就发现“许多当年同时代人都变了，就我们这个小群体没有变”。其实，我们这些留在大陆的朋友早就感受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大分化。按我的分析，大体说来，到了“新世纪”（二十一世纪）我们就逐渐进入“一个分裂、分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之间，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的朋友越来越少。子平概括的‘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离析了”。平原后来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里，也有这样的分析：“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大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道，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民间学术全线溃败。我也因此有这样的观察：在大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教授，八十年代主要是“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启蒙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到了二十一世纪，最活跃、占据中心位置的是“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也靠边站了。我们这样的顽梗不变的一群人，越是靠边，彼此就走得越近，甚至第一次有了“一家人”的感觉。张玫珊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一家“第一次回北大，崔老师在燕北园亲自忙碌，准备了一桌筵席”：“一道一道有名堂的美味陆续登场，引起一阵阵惊叹，满桌的笑颜，酣畅淋漓的气氛永远难忘。仅只一次足矣。再难复制，也不需要再露一手了”（《崔老师点滴》）。此后，我们这四家人就经常聚会，聚餐，有时候还一起唱歌，崔大夫就自然成了大家的家庭医生。2019年可忻第一个远行，得后、平原、晓虹、玫珊都写了文章，赵园在《话说老钱》里也特意写了一大段回忆可忻。岂止是悼念，更是怀念我们这四家人在艰难的时代相互“抱团取暖”的深情厚谊。赵园特别为玫珊写的那一篇所感动：她从中看出了玫珊“体情之细心”，她“如此细致地观察了我们每一个人”。而最触动我的，则是玫珊特意提到我们家“安然坐在沙发上”的“布娃娃‘咪咪’”：真的是心心相印，亲如一家人啊！我在《崔可忻纪念集·代序》里则强调，可忻这一生，也包括我这一生，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生，“只是坚守了医生、教师、研究者的本分，尽职尽责而已。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再寻常不过，本不足为谈；现在，却要在这里纪念，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守底线的失职，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有坚守，就自然觉得弥足珍贵了”，让我们“再抱团取暖一次，彼此欣赏一回，大喊一声：‘我爱你’！‘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钱理群、崔可忻（左2）与学生们的合影
这样的坚守，也是自有收获的：可忻刚走，赵园就交出一部巨作：《非常年代(1964—1978)》（201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在网上传开，立即引起一片惊呼：赵园又把她的笔触伸向了当代！其实，这对赵园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赵园在九十年代“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就提‘尽快出台财产申报法’的提案”。她还“特别关注农村养老问题，提出‘创造多元化养老模式’的议案”。研究者因此提醒我们注意，“赵园有更广大的精神世界”，在她看来，“书斋外天地很大，值得关心的东西很多”（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而现在赵园“费时五六年”交出这本研究当代史的著作，也是有一个大背景的。这就是平原在2012年所说，“下一个30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却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深耕，不问收获’——即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共视野”（《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赵园的这本《非常年代》就是一部“只讲深耕，不问收获”的“自我放逐”之作：连平原说的“淡出公共视野”都不会发生。作者也未必期待立即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但却自有追求。这就是赵园在《前言》里所说“存史”的意义与价值：“存史，从来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份，对历史，对未来，为后人，为我们身后的无尽世代”。按我的说法，也是我的追求，就是“为自己，更为未来写作”。这背后是自有一种“独立性，批判性”和“自信”的。赵园说：“本书尝试讨论的是，一个拥有自信的民族应当如何面对历史”。没有明说的意思是，不相信对要讨论的“非常年代”现有的历史叙述，就是“定论”，而要努力地追寻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赵园明确宣称：“本书的作者相信有真相，致力于寻求真相，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人文知识分子有责任努力揭示此一事件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她也因此给自己的研究定下了两条原则：一是“有时‘倾向’（或曰‘立场’）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诚实。面对‘基本事实’时的诚实”。二是要“打开反思的空间”，因为“未经充分反思的历史仍活在现在”。赵园的“自信”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她借用雷蒙·阿隆的临终遗言，对自己的“非常年代”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这一评价也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一直关注赵园的“非常年代”研究，并给予全力支持的黄子平也因此而评价说，赵园“贡献了一部必将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经典的大著”。在我看来，子平的这一评价，也是对赵园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她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学术研究，都贡献了“重要的经典”：《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非常年代(1984—1978)》)。这样，她就立足现代，往上走到古代（明代），往下走向当代：将“古——现——当代”联接一起，将历史与现实汇为一体，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不但真实，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这里，还要多说一句：我始终认为，女性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上是具有先天的优势的：她们的天性更接近学术与文学。在我们“这四家”里，在学术上我最看好的是赵园和夏晓虹。而晓虹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是远远估计不足的。本想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对晓虹的学术多说几句，但我对她的研究对象不熟悉，也就说不上什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有待他人的研究与讨论了。
《非常年代(1964—1978)》上下卷（赵园 著，201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就在可忻病重之时，得后也进了医院，动了手术。在可忻远行不久，得后、赵园一家也搬进了我所在的泰康之家养老院。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四家”中的两家人：得后、赵园和我，都进入了“养老人生”；另外两家人：子平、玫珊，平原、晓虹，都逐渐进入了晚年。而且，时代又发生了巨变：2020—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进入了“疫情与后疫情”的时代。在这让人手足无措的历史与个人生命的关键时刻，对于孤身一人的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有得后和赵园和我在一起，与平原、晓虹常有见面的机会，与子平和玫珊也时有沟通。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大事、大问题的认识上，基本一致或类似——这真是一个奇迹，太难得，太可贵了！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午餐时和得后、赵园聊上二十分钟。早就因为对鲁迅的高度认同而心心相印的得后，自不用说：我们不用多说话（得后因身体原因也不多说话），彼此看一眼，就会心一笑了。从来没有过的近距离的接触，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与懂得了赵园。我惊喜地发现，我的这位“小师妹”实际比我更加忧国忧民忧世界，更加关心政治，她的许多敏锐的政治、历史，人与人心、人性的判断，都让我感佩不已。她也因此十分地爱憎分明，立场比我鲜明得多。有评论者提到赵园“对人品的纯度有极高要求，对自己和身边人的要求更加苛刻”，她的“洁癖”有点“道德严格主义”（袁一丹：《用众不用独——赵园与中国九十年代学术转型》）。现在，我就有了切身体察：多次看到她听到不合之音就拂袖而去。虽然我也劝她不要太动感情，伤了自己身体，但在内心是欣赏的，因为我一直认为，人到了老年，特别是进了养老院，就要脱掉工作时不得不戴的“面具”，还原一个不加掩饰的真实的自我，哪怕是缺点也摆在明处：这才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和老太！——当然，也可能是可笑的。
我们也还在合作做事。其中最有意义的，自然是“王得后著，钱理群选评”的《鲁迅研究笔记》。我也因此有幸重新审视这位大师兄：他的“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丝毫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创新和自由”，同时“律己极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的治学与为人的“纯洁性”（我们圈子里类似的老人就只有得后、樊骏、王信三人），他的一辈子研究鲁迅，来世也还要研究鲁迅的“古板和梗顽”，都让我感佩不已。而他对鲁迅研究四大贡献：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两地书》研究，“鲁迅左翼”传统的提出，“孔子与鲁迅”这一重大课题的开创性研究，也和赵园的研究一样，都具有“经典性”。我也因此有幸将自己的鲁迅研究和得后、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相联接，命名为当代鲁迅研究的“生命学派”，并且有这样的自我评价：从长远看，成就、影响都有限，但“并不平庸”（《“如一箭之入大海”——〈鲁迅研究笔记总评〉》）。唯一遗憾的是，得后对鲁迅还有许多想法没有写出来，已经提出的命题也都没有充分展开。本来我们准备在编完《鲁迅研究笔记》之后，还有个“两人谈”，把得后没有说完的关于鲁迅研究的思考，整理出来；但得后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这样的“大工程”，就只有作罢。这样的学术与人生的“未完成状态”难以避免，却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想象空间。我们四家人中赵园、平原、晓虹和我，想写的已经基本写出，没有什么遗憾了；没有写完的，还有子平。我一再期待着他把在北京几所大学讲课的讲稿整理出来；读了他最近写的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更强烈地感到，在鲁迅研究方面，子平还大有施展的空间。得后，我和子平最后在鲁迅这里汇合，这当然绝非偶然，更有一种说不出“暖心，舒心”之感。子平还有一个特点：当平原、晓虹、我，以至一定程度上的赵园的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逐渐远离了文学的时候，子平始终坚守他所说的“文学信仰和方法”。前不久在洪子诚和吴晓东的学术讨论会上，子平做了一个网上发言，让我大受启发，我也期待着子平在“文学性”问题上的新的论述。
黄子平教授
平原是我们四家人中唯一还活跃在当下学术界的“幸存者”。他也在奋力做出自己的最后贡献：几经周折，平原终于组建了由自己主导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提出了“现代中国人文学”的概念，把我们一再提及的平原学术研究的创造力、组织力、引领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也为之称羡不已。除了在研究所成立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我自己的理解与发挥外，还在商金林老师的启示下，为平原的研究新思路找到了历史的渊源和依据。1934年成立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其主办的《中国文学月报》上对鲁迅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作了这样的评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论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的支那（中国）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它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支那（现代中国）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的唯一的钥匙是这部《大鲁迅全集》”。我读到这里，眼睛为之一亮：陈平原所倡导的“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不正是对鲁迅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它更是照亮了我们“这群人”的学术与人生：我们一辈子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的研究，不也都是这样的解“现代中国之谜”的“人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自己近四十年的研究和探讨，为如何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揭示现代中国之谜”的人文学研究，积累了基本经验。我将其总结为两条。一是坚持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呈现“自我生命存在的真实”，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即使在特殊情况下说了，做了，也要有自审与自省。二是要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下，坚持学术与人生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反思性）”。但我们也只是开了一条路，留下了众多的遗憾，也自然把希望寄托在今天的中、青年，以及他们的后代身上。我们当然清楚，之后的几代人面临的问题远要比我们这一代复杂、曲折得多。我们因此而提倡“等待”精神，大概要积累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后人将在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厚的层面，对“现代中国之谜”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读，对其中的“中国经验与教训”做出更深刻的总结，并创造出对现当代中国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我对此充满了期待与信心。2022年10月7日起笔，断断续续写，10月13日下午2时收笔，6时定稿
钱理群 著 |
| 《有承担的学术》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 这些越经磨难越显纯真的学人使我们看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 |
《有承担的学术》
钱理群教授谈新书《有承担的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