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是钱理群教授在过去三四十年学术生涯中的一个贯穿性的线索。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开始进行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相继整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函授讲义》(未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作品，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因成为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教科书，而产生了很大影响。近日，钱理群教授的《有承担的学术》问世。该书是他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20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现在，钱理群教授把他自己的“学人研究”系统总结，编为一集，既是对于学术道路的回顾，也是向诸位学科前辈、同道致意，并且期待来者继续他们的事业。
限量签章版当当网预售中，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购买
《有承担的学术》作者：钱理群，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出品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
本文原载《有承担的学术》
在《返观与重构》的“后记”里，我对自己的研究有这样的陈述：“‘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自我选择与定位：与许多学友着重于某一文体、某一类作家的研究，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不同，我的研究很不专一。樊骏先生说我‘对什么课题都有兴趣，也都有自己的看法’，甚至连所写的文章，也‘各具特色，难以形成统一的印象’，确乎如此。差不多现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门类，从思潮、理论，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以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我都有所涉及，却不甚深入(和专门家相比)。正是这一种没有特色的‘特色’，把我逼上了进行‘文学史’的综合研究之路，近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学史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的研究重心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思想史、精神史、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前，我始终把自己认定为“文学史家”。
钱理群，一九三九年生。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鲁迅与当代中国》等。作为文学史家，我的关注、思考与努力，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自然是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讲课，就整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函授讲义》(未出版)；同时奉王瑶先生之命，和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一起在《陕西教育》上连续发表现代文学史讲稿，最后整理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于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转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修订本，并在2016年又做了一次修订。此书因成为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教科书，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我一直坚持作文学史写作的多种试验。1995年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编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担任“新世纪的文学”(指二十世纪)部分编写工作，这是一次将现代文学研究“重新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的自觉努力。2013年和吴福辉、陈子善等合作，出版了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此书由我提供总体构想、设计，自己又写了80万字的条文，可以说是体现了我的文学史理念与追求的。我还有一个“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构想，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样，现代文学史写作，就构成了我的三四十年学术生涯中的一个贯穿性的线索，真正是从头写到底了。
《有承担的学术》作者：钱理群，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出品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其二，我在进行文学史写作实践时，还有很高的理论创造的自觉。可以说，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写作)的主要著作，都有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文体试验方面的设想，并及时做理论的提升。收入《返观与重构》第二章、第三章里的文章，就通过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典型现象与单位观念”“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结构与叙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审美形态”“多学科的综合眼光”“研究的想象力”“‘分离’与‘回归’”“创作的超前性与评价的相对化”“警惕现代学术的陷阱”等等重要的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命题。我当时(1998)说，“我并不奢望构建理论体系与模式，这显然是我自己力所不及的；但又确实期望提出一些能引起人们思考的命题，以为后来者的理论建构提供或许有用的断砖片瓦，如此而已”(见《返观与重构》“后记”)。到2013年，当我主持写出了能够体现自己文学史写作追求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后，我又写了《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的长文，做了更进一步的较为系统化的理论总结，讨论了“历史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历史研究中的时间观”“史料与史识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对于我一直坚持的“典型现象研究”的文学史观、文学史思维和学术话语方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都表明，我的自觉追求也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我在《八十自述》里所说，“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形成独立的文学史观，方法论，独特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现在看来，努力的结果未必完全如意，理论修养的不足，始终是制约我的主观追求的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我依然是“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1981年，“文革”后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第一届研究生与导师合影。前排左起：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其三是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关注，而重心又集中在“学人研究”上。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考研究生，要进入学科领域，第一步就是“寻师，拜师”，学习和继承学科研究的既定传统；而且一旦入门，最吸引自己的，恰恰是导师的学养、品格、风范，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来到北大校园，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前代学人的学术与精神的熏陶：开始只是被动的赞赏、吸引，后来就变成自觉的研究和继承。而且如陈平原所说，我们这一代学人，最幸运的是，在学术研究的起点上，就与创建现代文学学科的，活跃在三四十年代学界的“第一代学人”相遇，直接承续他们的学术传统。与此同时，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又得到了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正成为“文革”后学界主力的“第二代学人”的倾心扶植。这样，我们的“学人研究”，自然从对第一代和第二代老师辈的学术思想、观念、方法、风格的研究入手。收入本书的第一代学人中的王瑶、李何林、任访秋、田仲济、贾植芳、林庚、钱谷融的研究，第二代学人中的严家炎、樊骏、王得后、支克坚、孙玉石、刘增杰、洪子诚的研究，都是相应的成果。应该说，我在研究设计上，就有意识地尽可能地涵盖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人，计划要写的还有唐弢、陈瘦竹两位老先生，最终没有写成，也算是一个遗憾吧。我最为着力的，当然是王瑶先生的研究。这不仅是出于王瑶先生学科史上的开创作用，也是自己作为王瑶先生的弟子和助手的责任所在。记得开始动手写，是在先生受到现实巨大打击，身心陡然衰老的时刻，我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要抢先写下先生的历史贡献与精神。那时，王先生似乎也有这样的期待，当我告诉他，我要为他的鲁迅研究写点什么时，他是微笑点头的。后来写成的《“寻找你自己”——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一文里，我强调先生这一代鲁迅研究者是“把鲁迅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用鲁迅精神来研究鲁迅”，我相信是能够得到先生的认可的，这也是我最愿意追随，要自觉继承的传统。先生在那样一个非常时刻远离我们而去以后，我怀着“大树倒了，以后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心情，继续研究先生，讨论“一代学者的历史困惑”“‘挣扎’的意义”“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等等。直到先生诞辰百周年，我依然写《读王瑶“检讨书”》等文章，都是以先生作为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研究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命运与坚守的。这或许超出了学科发展史的研究范围，但却是“学人研究”不可回避的。这大概也是显示我的学人研究的特点吧。1989年，王瑶先生与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聊天。我自己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我和洪子诚先生是同龄人，本应属于“第二代”；但我成为“学人”却是在八十年代，也就自然被看成“第三代学人”。特别是我和远比自己年轻的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更被视为“青年学者”的代表了。直到二十一世纪，人们才赫然发现钱理群已经成了“老教授”：就像我自我调侃的那样，我是“没有中年”的学人。但我也因此有机会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三代学人”同呼吸，共命运，深知其执着的追求、承担与坚守，和另一种形态的挣扎的痛苦；因此写下了收入本书的讨论赵园、杨义、吴福辉、王富仁等人的文字。这些文字更多的是一种评论，而非严格的研究，写作对象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主要限于我所熟悉的北京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构思和计划：这都有别于对第一、二代学人的系统研究，其局限性是明显的。“燕园三剑客”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2000年重逢。我的错代的历史身份，又决定了我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这是当时的第三代学人所没有的，或不自觉的。我在自己的第一部独立著作《心灵的探寻》题词里宣布，新的一代学人出现时，我将“自动隐去”，许多学界朋友，包括王瑶先生都觉得不可理解。尽管后来我也一直没有隐去，但那样的把希望寄托在“第四代学人”即我的学生辈的观念却十分顽固。我也因此把培养、扶植青年一代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之一。特别是我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以后，更是自觉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第四代学人开辟学术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语》《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学术坚守与宽容》等，都别具一种学术情怀。在退休，远离学术界以后，我依然在默默关注我的学生的学生，应该是“第五代学人”的学术与精神成长，偶尔有机会参加在校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也就写下了《从研究生的论文看到的学术研究新动向、新希望》《自觉继承五四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这样的发言稿，不过，都只是些感慨、感想(限于篇幅，我对于“第四代”“第五代”学人的这些评论文字，将收入我的另外一本“学科论集”中)。不管怎样，我的广义上的“学人研究”也坚持了几十年，涵盖了五代研究者。我说过，这是对樊骏先生开创的研究领域的一个继承与发展(见《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后记》)；现在最后编成这本《有承担的学术》，也算是一个交代，而且期待后继有人。《有承担的学术》作者：钱理群，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出品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其四是不仅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更关注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实践；不仅关注个人的研究，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不断思考和提出具有前沿性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倡导新的学术探索。这看起来有些“自作多情”，其实背后隐含着对整个学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曾给研究生作过一个《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的报告(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提出了所谓“三承担”：对自我的承担，追求学术研究对自身生命的意义；对社会和历史的承担，追求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历史作用、对人(读者)的精神影响；此外，还要有对学科发展的承担，即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为这个学科所生所用，天生地要时刻思考学科的发展。我在九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就着眼于学科发展的全局，制定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收《返观与重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开拓点与突破口，包括“抓住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与作用的三大文化要素：出版文化、校园文化与政治文化”，开展“20世纪文学市场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教育、学术关系的研究”，以及“20世纪中国国家(政权)、政党(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对经典作品进行精细的文本分析，抓住‘有意味的形式’这一中心环节，总结现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逐步建立‘中国现代诗学’”。同时探讨“文学史结构”，进行建立“文学史的叙述学”的尝试。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设想，对九十年代，以至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实际影响。我还在2003年提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总体设计”，强调“40年代文学的研究被相对忽略，是一个亟待开发而又很有发展余地的‘生荒地’”，所谓“大文学史”是“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文学史”。(收《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可惜这一设想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学研究界才逐渐意识到四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而这已经推迟了十数年。我还写过一篇《全球现代汉语文学：我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史想象》(收《活着的理由》)，讨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提出了“全球现代汉语文学”的新概念，这都有一定的超前性。到2003年我退休以后，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思想史、精神史研究，但仍然不忘自己的文学出身，提倡“用文学的方式研究、书写历史”；同时还继续关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经常想着这门学科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不时冒出新的设想，尽管已经无力过问，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但那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情怀，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个部分，永远也摆脱不掉了。其五是对国际汉学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最大幸运，是在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开始就“接触到学术的高峰”：“不仅是得到国内学科创建人王瑶、唐弢、李何林那一代前辈直接、间接的指导与培养，而且有机会和国际汉学界进行学术的交流，得到许多教益”。我特别提到了日本鲁迅研究的“三巨头”：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先生，“读他们的著作，没有一般外国学者著作通常有的‘隔’的感觉，就像读本国的前辈的著作一样，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及‘接着往下做’的研究冲动”(《我看丸山昇先生的学术研究》)。给我这样感觉的，还有韩国学人的研究。中、日、韩学者之间的这种心心相印，恐非偶然。我在和韩国学者交流中，就提出在二十世纪同为东方国家，我们面对着共同或相似的问题，就会有共同或相似的思考，像鲁迅这样的大师就有了超越国界的意义。我因此提出了“东亚鲁迅”的概念：“我们讲的‘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方，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方思想文化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眼光：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别一种境界。现在，我把自己的“学人研究”系统总结，编为一集，既是对于学术道路的回顾，也是向诸位学科前辈、同道致意，并且期待来者继续我们的事业。
👇《有承担的学术》限量签章版当当网预售中，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