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27日，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Patric Hanan）的逝世纪念日。韩南先生是海外汉学界古典小说和明清文学研究的一位重要的奠基者，同时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著译甚丰，影响卓著，而且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众多风格各异的学者。
商伟教授是韩南先生的学子之一，曾跟随老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老师的治学有切近的了解。商伟教授在纪念文章《韩南先生最后的礼物》中，曾对韩南先生的人生经历、研究历程、学术成就都有细密梳理，同时，从个人的亲身感受出发，写其从师求学的经历，写老师对学生们的指导、关照和启迪。
韩南先生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学者。他一生以学术为乐，于人于己皆无所求，更不会张扬自己。他带学生，既宽松又严格，心里惦记着学生，却从不显山露水。诚如商伟教授所说：“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知识生产日新月异的时代，一切都来得快，去得也快。涨潮好不喧闹，落潮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珍惜那些穿越时间之流而隐然生辉的品格。”
韩南先生最后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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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商伟
韩南（Patrick Hanan），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家，欧美“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第一人”。1927年1月4日生于新西兰。于奥克兰获西方文学硕士学位后，再入伦敦大学学习中文，1953年卒业。后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1963年赴美执教，先后任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专攻中国古典小说和部分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长于考证，兼用西方新批评、叙事学等研究方法，在《金瓶梅》话本小说和李渔研究中，成绩斐然，多所建树。著作有《中国白话小说》、《中国白话小说史》、《金瓶梅探源》、《李渔的独创》、《恨海：世纪之交的中国言情小说》等。2014年4月27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7岁。
2014年4月27日上午，获悉韩南先生去世，深感震惊。过去的几个月内，先生往返于医院与康复中心，身体状况时有反复，近几周似乎已渐趋稳定。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了最新的电话号码，心里想着这一周的什么时候就可以跟先生通话了......过去的半年多来，韩南先生的病情成了我们牵挂的话题。大家当年同时或先后师从先生，现已各自东西，但是通过电子邮件又重新聚集了起来，商量着能做些什么。除去寄花篮和卡片，还有人寄去了电子阅读器。另外又排出了时间表，轮流与先生通话，或者驱车前往探望。先生一生谦和低调，从不麻烦别人，对学生也不例外。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这几个月内，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应该为先生做点儿什么了。无论多少，尽一份心意。韩南先生于1997年退休，但退休后，不仅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学术研究，而且成果丰富，有过于退休之前。在我们的印象中，还很少有谁像先生这样健康地适应退休生活。记得1997年在哈佛大学为他举办的荣休仪式上，韩南先生说：“很多人在退休之前，心里犯嘀咕，或老大不情愿。可是转念一想，所谓退休，不就是一次永久性的学术休假(a permanent sabbatical)吗？不用教课，也不做行政，一门心思做学问。天底下哪儿有比这更好的事情？”这话出自先生之口，绝非场面上应景的机智修辞。他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退休以后的学术，是出自纯粹的乐趣。直到2013年年底，在目力极度微弱的情形下，韩南先生还在修订和校对刚刚译出的两部作品。真的，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去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为芮效卫(David Roy)教授组织的一次小型的祝寿活动中，我见到了先生，他仍然敏捷如常。问起接下来做什么，他回答说：“人过了八十五岁，就不敢想几年的计划了，但短期的事情倒还不少，够我忙上一阵了。”当时，他正在修订《三遂平妖传》的英译本。先生早在1964年，就在亚洲年会上宣读过关于这部小说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整理的那篇《〈平妖传〉著作问题之研究》发表于1971年，对这部小说的材料出处、与《水浒传》等作品的互文关系，及其看似朴拙，却别具一格的幽默，及其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都做出了精当的分析。把《三遂平妖传》译成英文，是他多年的夙愿。在晚宴上，我们还谈到了《金瓶梅词话》。先生说起当年未及深入追踪的线索，有几位相关的历史人物很值得注意，或许还有一些探究的潜力。他说自己已经不可能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但这几位人物的名字，他脱口而出，丝毫无误。我答应记在心上，得空去查查看。那次交谈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先生不知疲倦的学术生涯，竟然在一年后悄然终止了！《云帆集》作者：商伟，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 2023年4月
韩南先生是海外汉学界古典小说和明清文学研究的一位重要的奠基者。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著译甚丰，影响卓著，而且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众多风格各异的学者。韩南先生是新西兰人，20世纪50年代赴英国求学，就读于伦敦大学，开始对中古英语文学感兴趣，后改读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博士论文以《金瓶梅词话》为题。当时，《金瓶梅》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有关论文和资料都极度匮乏。韩南先生安排家眷去新西兰住下，自己前往北京收集资料。那时候，除非来自东欧和苏联，从欧洲其他国家申请入境访问的人，总不免诸多困扰。韩南先生为此曾得到了郑振铎先生的多方关照，他后来也多次说起吴晓铃先生对他的帮助和信任：吴先生不仅把自己收藏的善本拿给他看，还让他带回住处去研读和摘抄。吴先生去世后，韩南先生和米列娜女士为他合编过一个纪念集，收集了好几位国外学者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韩南先生的一篇。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平时极少写这类文章。除去《金瓶梅词话》的开创性研究，韩南先生还以他对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系统梳理和论述而闻名于学界。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建树早已有目共睹，无须赘述。先生立论谨严，文风简约，要言不烦，而且独具慧眼。例如，他没有采用学界关于“话本”和“拟话本”的二分法来处理短篇小说，而是着眼于对小说作品的叙述分析，提出了“模拟说书语境”的说法。在此之前，“话本”为说书底本的假设已经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说书人是否采用底本，甚至是否识字，都大有疑义。在此基础上，将“三言”一类作品定义为“拟话本”，当然更难以成立了。这些作品与说书表演的关系是间接的和想象的，并且经由书写和印刷技术的媒介，变成了小说文体的书写模式和相沿成习的传统。近年来关于说书艺术的研究表明，说书人本人反而不像这些作品那样频繁使用所谓“说书”套话。这些套话是书写的产物，用在说书的场合，效果未必就好，更何况说书的形式也并非千篇一律，不同的说唱形式各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某一种相对固定的说书形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南北通用，时代和地区的差异都不可低估。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模拟说书语境”总是令人想到窒息创新的陈词滥调，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因为对这一传统的不断挪用、改写压缩和戏仿颠覆，又反过来为白话小说(包括长篇小说)提供了创造性的机缘。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分别通过削减压缩模拟说书修辞，或将其个人化和多样化，而成功地改造了长篇小说的叙述形态。由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考察每一部作品与“模拟说书语境”的远近距离和各种不同的关系，来建构中国小说史的叙述。此外，韩南先生还为现存的白话短篇做出了一个初步的断代编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对小说史的整体描述。不仅如此，他对小说的叙述分析也多有新见，其中包括对李渔小说戏曲主题风格的观察和评论，对《豆棚闲话》的“框架小说”的独特发现，有关短篇小说的主题和结构类型的论述(如哥特式小说、愚行与后果小说和与“单一”小说相对而言的“连环”小说)，以及关于“席浪仙”的考证，都能见人所未见，并启发了不少后续的研究和论述。在他关于白话小说的两本专著中，先生的学术风格也尽显无遗。他虽然沿用了vernacular story一词来描述“白话小说”，但在行文之间，却避免概念先行或一概而论，而是从冯梦龙的具体例子出发，展示了口语和书面语自身的复杂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多变关系。他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满，在论述中扣紧具体情境，处处留有余地。时至今日，他关于“席浪仙”的推测仍有待证明。我记得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本人也不认为这是定论。但他希望大家注意他归在浪仙名下的那二十二篇小说，尽管收在《醒世恒言》中，却与冯梦龙编辑改写的作品不同，在主题形式和小说类型上都自成一体。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更近似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石点头》。而《石点头》的作者自署“天然痴叟”，冯梦龙在序中称他为“浪仙”。韩南先生最初从中古英语文学转向中国古典小说，并没有选择轻松的捷径，反而是从最基础的版本研究入手。这原是中国学者的强项，韩南先生能在这个领域中有所建树，的确令人肃然起敬。我记得大概是1993年的一天，韩南先生告诉我说，他写了一篇关于《肉蒲团》的版本考据文章，还没有发表过。当时陈庆浩和王秋桂两位先生正在编辑出版《思无邪汇宝》，而《肉蒲团》是选目之一。因此，先生问我能否帮他译成中文，然后交给王秋桂主编的《书目季刊》发表。我答应尽快完成，拿回家一遍读下来，发现文章虽然不长，却尽显考据的妙义。韩南先生研究的这个抄本，从前为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收藏，后存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双红堂文库。他仔细考察了这个抄本，初步推断它抄自《肉蒲团》最早的一个版本，而这个版本也正是现存清代木刻本的底本。清代木刻本广为人知，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但它在第十二回误排了一页，从而造成了叙述的中断和混乱。无独有偶，刊行于1820年之后的清木活字版也出了同样的错误。可知这两个本子出自同一个误排的模板，不排除木刻版是根据一个装订错误的印本刊刻的，因为韩南先生还发现，木刻版的一些严重错误往往出现在每一回的末尾，这或许正是因为原刊本每册结尾处最易磨损。而这个抄本却没有这个问题。韩南先生认为它抄自同一个底本的更早的一次刊印本，那个刊本还没有出现错页。他更进一步推断，这个底本就是《肉蒲团》的原刊本。支持这一推断的证据很多，其中一条与版式有关。木刻版和木活字版的错页一共641字，约半页320字。而现存李渔小说的原刊本都是半页八行，每行20字，共320字。回头看抄本，也严格保持每行20字。如果还原为半页八行的格式，则错排的641字恰好合为抄本的两页，也就是原刊本的一页。因此，尽管原刊本已不复可见，但拿抄本与木刻本对勘，仍然可以大致重构它的面貌。韩南先生还指出，虽然这个抄本也略有瑕疵，但总体质量优于木刻本，并且足以纠正木刻本的许多错误。此外，抄本还保留了原刊本的一些特征。例如，它抄录了70条眉批，很可能出自李渔的朋友杭州人孙冶之手。通过抄本的序言还可知，原刊本的出版时间为1657年夏天，原题为《肉蒲团小说》，或许还附有插图，尽管已不见于抄本。总之，在现存所有的版本中，这个抄本最接近《肉蒲团》的原刊本。可惜的是，韩南先生把文章的译稿交给《书目季刊》发表时，《思无邪汇宝》中的《肉蒲团》已经见书了，因此失去了参校抄本的机会。我在这里概述韩南先生的这篇短文，既是为了欣赏它考据艺术的妙处，也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愿将来无论谁有机会重印这部小说，都不要忘记这个抄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南先生主要转向晚清小说研究。他结合考据、历史和文学史的解释，以及翻译注释，为这一领域拓展出了一个新的空间，也迫使我们重新估价19世纪中国小说叙述的内在活力和创造性。先生很早就写过关于鲁迅小说的论文，但晚清研究对他来说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而且晚清时期的小说作品和报刊史料浩如烟海，漫无际涯。弄得不好，摊子铺得太大，难免浅尝辄止或顾此失彼，结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先生以近七十岁的高龄转入19世纪文学，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精彩的个案研究，为自己找到了突破口。在今天这个众口一词大谈特谈学术“内卷”的时代，这一点很值得大家借鉴，我尤其希望学界的新生代能从中获得启示，受到鼓舞。韩南先生的晚清文学研究成果涉及王韬的《圣经》翻译和晚清的翻译小说、《恨海》对《禽海石》的回应、传教士小说的历史，以及傅兰雅(John Fryer)的小说征集活动等不同话题，而每一个话题都有持续拓展的空间。傅兰雅于1895年5月发起一场小说征文竞赛，号召作者以小说为社会改良的工具，以革除鸦片、时文和缠足这三大弊端。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次小说征集活动的确开了七年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先声，韩南先生因此称之为“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当然，这次征集的作品当时并未发表，而且从回应来看，仍以教会的圈子为主，因此直接的社会影响相当有限。韩南先生承认这一点，但也指出，其影响所及，仍出现了像西冷散人的《熙朝快史》和詹熙的《花柳深情传》这样的小说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当年在中国的文化界十分活跃，也颇有一些名气。他在《孽海花》的第三回中露过一面，说“一口好中国话”。后来去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有趣的是，2006年伯克利东亚图书馆迁址，意外发现了当年征集的小说作品，一共162篇，今存150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1年影印刊行，题为《清末时新小说》，共14册。韩南先生曾应邀到伯克利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去宣读他的这篇论文，让那里的同行重新认识了他们一个世纪前的先辈。韩南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除了冯梦龙与李渔的短篇小说和《肉蒲团》，他还翻译介绍了《三遂平妖传》《蜃楼志》《风月梦》《恨海》《禽海石》和《黄金祟》等作品。先生的译笔精准到位，而又清通晓畅，有很强的可读性，用于课堂教学，效果极佳。在国外大学的中国文学课上，李渔的作品之所以风行不衰，令学生忍俊不禁而又爱不释手，在相当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韩南先生精彩风趣的译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韩南先生重新发现了李渔，并且对他艺术创新与机智(witty)谐谑的一贯风格，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描述和估价。这一切都奠定了韩南先生在中国小说研究与英译中国文学领域中难以匹敌的地位。而在晚清小说的译介上，更是无人能出其右。不难看到，上述作品中有好几部鲜为人知。先生披沙拣金，从中发现了一些耀眼的亮点，真可谓来之不易。他的译文和评介蕴含了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的眼光和判断。可以看得出来，韩南先生在他的晚清小说研究中，相对注重以城市为背景的《蜃楼志》(1804年)、《风月梦》(1848年)和《海上花列传》(1894年)这类小说。《蜃楼志》描写的是通商口岸广州的生活，新时代的面影隐然浮现，又似乎来得太早。韩南先生称《风月梦》为扬州小说，但在结尾处预示了上海的崛起：一个旧时代的享乐中心，即将被新时代的国际大都市所替代。那正是《海上花列传》所呈现的世界。这一城市小说的历史谱系仍有待充实，但参考近年来相关的学术成果，其基本脉络已隐约可辨。
英译《蜃楼志》封面
就语言风格而言，韩南先生不希望过高估计所谓白话小说的通俗性。晚清乃至民国初期通过报刊而流行的作品，通常半文半白或采用了浅近的文言风格。对于当时的作者和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易于写作和阅读的风格。我认为这一看法是接近实情的。韩南先生翻译了民国时期的陈蝶仙的《黄金祟》，还对他的传奇身世和其他的自传性作品，包括《桃花梦》《他之小史》和《泪珠缘》，做了一番考察和梳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笔名为“天虚我生”的浪漫才子，不仅勤于写作出版，还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实业家：他是无敌牌牙粉的创始人，先后经营了造纸厂、印刷厂和其他企业，产品包括玻璃、蚊香等。自从韩南先生把陈蝶仙发掘出来之后，后续的研究接连不断地涌现。他的生平和作品不仅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兴趣，还吸引了社会史家的注意，由此提出了社会史、经济史和科技史的新问题。除此之外，韩南先生在传教士小说的研究上，也有筚路蓝缕之功。近年来传教士小说研究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领域。在材料繁多的晚清小说领域，以考据擅场的韩南先生也几度小试牛刀。1873年至1875年在《瀛寰琐记》上连载了26期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前半部，这是第一部汉译长篇小说，但英文的原著究竟是哪一部？多少学者为此殚精竭虑，但漫天撒网，又何异于大海捞针？先生着手研究这部小说的时间并不长，可似乎没费多少气力，就破解了谜底。原来是爱德华·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于1841年发表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作为小说家，利顿生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的作品仍然多见于英国中产阶级读者的书架，并且与狄更斯相提并论。但好景不长，此后声誉日跌，几至于默默无闻。有趣的是，韩南先生还发现，他的另外一部小说于1879年被译成日文，可以说是第一部日译小说。钱锺书先生曾经写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讲述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这首诗如何被译成汉语的曲折故事。韩南先生的这篇《论第一部汉译小说》与之堪称合璧，背后的故事同样引人入胜，而由此引出的问题还更胜一筹。尽管1905年的一份广告误将《昕夕闲谈》的译者写成了蒋子让，韩南先生还是令人信服地确认了《申报》主笔蒋其章的译者身份。他接下来指出，《申报》报馆主人美查(Ernest Major)扮演了合译者的角色。他看上去并没有通读过译稿，因此译文中留下了一些英文理解的错误，但这种双人合译的方式在晚清时期相当普遍。在其他几篇论文中，韩南先生对这一翻译方式做了更为细致的描述。他推断说，最初或许正是美查向蒋其章推荐了这部小说。当时利顿的名望仍如日中天，他的《昕夕闲谈》不仅以英国为背景，还写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正如《申报》的广告所说，它提供了关于西方风俗的丰富信息，这一点对两位译者来说颇有吸引力。
爱德华·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生于伦敦，182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即在英国及欧洲崭露头角。1831-1841为英国自由党国会议员，支持1832年的改革法案。1831-1833年任《新月刊》杂志编辑，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即勤于写作，其中以《庞贝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 ,1834）最为著名，其余尚有几部受人喜爱的通俗剧，诸如《莱昂斯夫人》（The Lady of Lyons ,1838）、《利希留》（Rienzi ,1835）等。1858-1859年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并于1866年被授予男爵。韩南先生大量阅读了利顿的作品，包括他的自传。在他看来，利顿虽然写的是小说，心里却惦记着讲演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长篇独白。他喜欢冗长的格言体，热衷于倒叙、插叙，迷恋戏剧化的效果和浮夸做作的语言风格。这一切显然给《昕夕闲谈》的汉译制造了不少麻烦，且不说它在叙述方式、结构顺序和人物介绍等方面，都与传统的章回小说相去甚远。于是，韩南先生仔细考察了译本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他更进一步总结了译者如何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风俗，即广义的西方文化。他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如果着眼于译作所行使的文化功能，及其具体运作的复杂机制，翻译研究实在是妙趣无穷，大有可为的。韩南先生的敏锐观察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富于启示性：其一是关于译作的评点，其二涉及小说的报刊连载的方式。《昕夕闲谈》的译者评论体现在小说的正文内外：译者有时越俎代庖，把自己的意见混入小说叙述者的议论，而附加的小说评点又为译者提供了一个额外的途径，从外部对读者的阅读施加控制。韩南先生注意到，译者自评显然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有趣的是，译者通过评点称赞小说的精妙之处，往往出自译者自己的改动，而并非属于原作。这一点与金圣叹对《水浒传》中自己修改的部分不吝溢美之词，也完全如出一辙。至于在评点中借用传统小说的评点语言，盛称《昕夕闲谈》如何“烘云托月”之类，更预示了此后林纾的做法。林纾在他“翻译”的欧美现代小说中读出了太史公笔法，既不是无可理喻的例外，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奇葩。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起，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就已蔚然成风，由此塑造了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对小说自身的写作方式、情节结构和叙述时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界关于连载小说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将这一现象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考察，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开始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来研究它，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昕夕闲谈》不仅是第一部汉译小说，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报刊连载小说。然而在报刊上连载的《昕夕闲谈》看上去却有些水土不服，运气欠佳。尽管利顿的小说在日本一路走红，《昕夕闲谈》却仅仅刊登了前半部便黯然收场。韩南先生根据钱征的《屑玉丛谭初集·序》，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小说的版面太过局促。在这方面，《瀛寰琐记》的编辑尚缺乏经验，而读者也一时难以适应。这一尝试的失败不无后果，下一次报刊连载小说，要等到1882—1883年《字林沪报》推出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今天的读者大概很难把《野叟曝言》与通俗小说相提并论，但它的连载在当时大获成功，却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恐怕不止一个，我想至少与《字林沪报》改进了刊载方式和扩大了每一期的篇幅不无关系。历史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奇和不解，《野叟曝言》的连载成功并没有当即产生示范效应。此后还要等上九年，也就是到了1892年，才有了《海上花列传》的报刊连载。从此逐渐进入了连载小说的黄金时代，而连载的方式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了。在这个现代写作、出版和发行阅读的领域里，仍大有深入研究的空间，用不着担心题目被做完了。考据一事，不免要靠运气，毕竟有的历史之谜已经永远地沉入了时间的海底，不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然而考据又是对一个人的直觉、知识素养和判断力的综合考验。读韩南先生的考据文章，可以看出他的一贯风格。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学者不多，韩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无论材料如何浩繁，问题怎样复杂枝蔓，他总是能凭着经验和直觉，找到恰当的切入口，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接近正题。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学生说，做考据要有分寸感，要懂得适可而止，学会及时修正或调整自己的假设。切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以至于在无法论证的题目上浪费时间，或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对根本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自己的考据能引出什么新的有意义的线索，怎样才能推进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与相关问题的思考。读韩南先生的《论第一部汉译小说》可知，考据只是起点，而非终点。考据的意义取决于它最终将我们带向哪里。
与韩南先生的合影(1999 年)
我第一次见到韩南先生，是1987年10月的一天。那一年我通过北大递交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博士奖学金申请，而韩南先生也正巧刚刚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的主任一职，并且前来北大参与面试。面试的地点是临湖轩的会客厅，在朝东那一侧，当时好像主要用来接待外宾或举办小型的座谈，之前我只去过一两次。我们先是在隔壁的房间等候，轮到我的时候，自愿作陪的外事处负责人恰巧有事不在，或者出去抽烟了。韩南先生与我握手寒暄之后，当即言归正传，告诉我说：虽然我申请的是博士学位奖学金，可是寄到燕京学社的还是早先申请访问学者的表格。他已经为此跟北大外事处交涉过了，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看起来，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由我本人出面，催促外事处尽快把奖学金的申请表寄给燕京学社。原来如此！若不是先生告诉我，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初次见面，前后不过二十分钟，韩南先生的善意和处理事务的审慎态度，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这次谈话，也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韩南先生性情温润如玉，待人接物有君子之风，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帮助，也早已成为学界的佳话。他一生以学术为乐，于人于己皆无所求，更不会张扬自己。曾多次获奖，也得到过其他形式的荣誉，却从未听他自己说过。有一年，新西兰政府给他颁发了一个大奖，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偶尔听来的。听到别人的赞扬，先生会立刻变得局促起来，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不自在，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可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需要，他都会默默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给予最大的支持。先生的无言信任，既是动力的来源，也设置了更高的标准，令人无法懈怠，更不能庸碌无为。记得先生退休时，曾经根据学生的研究兴趣，将他办公室的许多藏书分赠出去。我的办公室的书架上，现在摆着好几套丛书，就是先生当年送给我的。他说：我现在主要研究晚清文学，这些书不大用得上了。哪怕偶尔要用，在燕京图书馆里也可以找到。就这样，我无功受禄，得到了一大批好书。其中有一些，后来还果然派上了用场，但愿没有辜负先生的初衷。韩南先生心里惦记着学生，却从不显山露水。他无论为我们做了什么，都不愿让我们感到有任何附带的期待或回报的压力。我还记得1995年我参加博士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一大早就聚集在哈佛院子(Harvard Yard)中，然后列队向桑德斯剧院(Sanders Theater)走去，仪式即将在那里举行。快要进入剧院的时候，忽然看见韩南先生，穿戴正式，打着领带，正穿过马路朝我们走过来。他来到队列的旁边，与我们东亚系的这几位博士毕业生一一握手，表示祝贺。我们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先生，连声说谢谢。他摆摆手说：“不用谢，我只是碰巧路过，看到了你们真高兴！”这的确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真是太巧了！可事后回想起来，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其实是先生在轻描淡写。他从家里到办公室，不路过这里，何况还是早上？每次想到先生起了一个大早，站在路边等待我们列队经过，我都会心头一热。他总是这样心细而又低调，让我们感到温暖而舒适——这是一种老派的作风，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商伟，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及硕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自1997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为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东亚系系主任。研究领域以明清小说戏曲为主，兼及思想文化史和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主要著作包括《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并编注《给孩子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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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帆集》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先生近十年来学术思考精华首次集结，由点及面，蔚为大观。上编文章与他兴趣点紧密相关，展示了他如何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而把视野拓展至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人类普遍处境的种种思考，见地高明渊粹。下编文章专门回忆授业恩师，使人看到一位执教于世界顶尖学府的学者的个人成长脉络，和他未被磨灭的赤子之心。上下编同时存在，形成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张力，较纯学术作品而言，更显人性光辉，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学术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以及“学问背后更大的关怀”。 编辑推荐 ★ 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一份从求学者到执教者的诚意样本 16岁负笈北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度过了十年时光，是当代国学大家袁行霈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教书，同时成为“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林庚先生的得力助手； 26岁远渡重洋，赴哈佛大学东亚系，跟随“海外汉学界古典小说和明清文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韩南先生攻读博士； 35岁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先后成为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东亚系系主任。数十载耕耘，已成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面鲜明旗帜。 ★ 古典诗歌、小说戏曲、文言文与白话文……一次中国文学风景的巡礼点睛 唐诗中的胜迹题写、杜甫的造物想象、韩愈的诗囚之喻……《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如何化作紫禁城长春宫里的巨幅壁画？“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小说主题怎么就在清宫之中掀起了“造假”风潮？《儒林外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清朝当时的学术思潮？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儒家士人是如何通过小说写作对“礼”进行反思的？从经典文本出发，以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多维视角观照“文本内外”，让我们以文学为翼，去拥抱更辽阔、更久远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想象。★ 他说，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思考构成了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校园的围墙为我划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师长、同事和学生给我创造了一个宽松、温暖的环境。从内心里，我是不想离开校园的。做自己喜爱的学问并且与自己喜欢的、有趣的人打交道，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生活吗？我想不出来，所以根本就没考虑别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当中总是有好也有坏，关键在于看清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学会分析和调动自己的经验，最终将它转化为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资源。这一点既适用于小说家和艺术家，也适用于学者。”★ 装帧清新典雅，便携好翻，让“卧看云帆万里天”的快意潇洒点亮疲惫生活书中首次披露商伟先生与三位恩师的珍贵合影，以及未对公众开放的紫禁城长春宫几组巨型通景壁画。文图对照，更能感知时代的变迁，触摸历史的温度。
目录 上编 甲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上）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下） 我们为什么要读古文 一本书的故事与传奇 乙 《红楼梦》中的“假”宝玉和“真真国” 紫禁城中大观园：长春宫的《红楼梦》壁画 丙 小说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传统小说是取之不尽的富矿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 时间也蕴含了错误和遗忘：谈文学史的写作 丁 唐诗与题写名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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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