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作家群体里 一位奇异存在的耶鲁人

《苏 炜  论》

作者 李 良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一、

丰富人生里坚硬的精神底色

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讲，往往都具有相对特殊或复杂的人生经历。就是最平常地看，生存空间的越疆域跨国界式的大范围位移对于任一个普通人（尤其是成年人）就已经是震动比较剧烈、影响比较深远的阅历了，更何况是对于思想相对丰富深刻、感官相对敏锐的写作者呢？

要把握苏炜的华文创作，最好先来寻绎他的内在文化心理心态。因为同其他新移民作家相比，苏炜有着不同于一般大众的身份意识与角色认同，即使此种身份角色的自我认同与实现个别时候是外力综合影响的结果而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人活在世，也许正是在诸般愿意与不愿意、接受与拒绝、停留与告别等因素相互揪扯从而构成的综合力的作用下走向成熟与成功的。

苏炜， 1953年出生于中国广州。1968——1978年曾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工作。

1986年回国后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赴美国，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中文部负责人。就创作而言，苏炜自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30余年，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等。

作品数量的多寡，不能决定写作质量的高低。从新时期最早阶段的一位留学生到回国在国内最高社科研究机构从事文学研究，再到重新返回留学国家名校担任教职，无论是站在母国还是异国的位置看，苏炜都是一位经历“去——返”体验的写作者，身份的跨国式性变化不仅仅是地域的，更是心灵的。就是站在文学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苏炜集评论研究、课堂教学、多体创作、文学交游等行为于一身，多角色的社会性承担，对于其文学创造来讲，不自觉地烙上不同一般的移民文学色彩。

在相对丰富而多彩的人生经历中，对于苏炜个体生存（尤其是文学创作）的影响相对剧烈深远的应该说是“文革”知青身份与异国生存现实。知青下乡、去国留学教学，是现实世界里的离乡，更是心灵世界的离乡。空间距离让现实生存的不便与满足并存，心灵距离在挤生痛苦思想的同时也使情感倾诉成为可能。曾经的“知青”生涯，是苏炜成为作家的必要契机。

作为特殊时代千万知青中的一员，苏炜不普通，是有自己精神底色的。这不是因为他在相对漫长的十年下放后考取大学回城，而是在于他知青身份出现的背景力量的特殊性。

“父亲苏翰彦，‘文革’前曾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秘书长和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一职，‘文革’中含冤下狱，‘文革’后赋闲在家，晚年定居香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民主人士’。”

“也许不是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政坛耆老或者社会名流，但也不是一般市井的平头百姓”，“或许可以看作是上一代、老一辈向往革命进步并为之赴汤蹈火的中国读书人的巨大群体中的一个普通代表吧”，“无论在实际的权利和权位上，或是在具体的声名和业绩上，都只能算是普通而微末的一位‘机关干部’，简直是宦海滔滔中的一叶扁舟”（《走进父亲》）。

就是如此宦海中扁舟般的家庭，自幼年起给苏炜培植了一种不一般的成长世界及其精神灵魂——“以理想主义作为其基本质地的”担当，“那种敢于为自己的人生、为社会公众给出承诺、承担责任的担当；那种当民族危难时、社会困厄时敢于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那种关怀广大、体恤弱势而直面真实、蔑视权势的担当；那种不吝名利、浮沉、毁誉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为着承担责任而需要在日常琐细中不求闻达、勤恳敬业的担当，在面对顺境与诱惑之时那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担当”。

父辈的理想主义式的担当意识深深地楔入苏炜的生命里面。15岁，下放到一片古来朝廷贬谪罪臣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如此遭遇对于任何一个这般年轻的人来讲，可能都是残酷的、惶恐的、绝望的，甚至可能是沉沦的。

“‘文革’遭劫，父兄系狱，整个家族受牵连，竟有大半成员进了‘牛棚’。我是当时全村知青中‘家底最黑’的人，又是‘岁口最嫩’的人”，“那时候，与父母家人音讯断绝。下乡头两年，别人有‘探亲假’，我甚至无‘亲’可探。”（《东坡书院三鞠躬》）物质环境的相对贫乏恶劣也许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而特殊的政治高压下社会位置的逼仄、尤其是连基本需要的亲情也无法沟通的痛苦是难以想象与承受的。

坚持、坚忍，磨难塑就了坚韧的性格力量。

年轻的苏炜学会了担当，直面自己的命运，积极介入地生存，“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就在海岛的小山村“打响”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发令枪，从而完成了灵魂真正的拯救，成就了一个“不死的流亡者”，“承继古来中国士人重义守节，‘为天下，济苍生’，‘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的那一脉幽幽香火”。

理想主义者往往是单纯明净的，常常表现出对于单纯存在的天然亲近与感动，甚至有一种令人心颤的纯粹。“曾经或许是京城某个圈子里排得上号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之一”的苏炜，《快乐的行板》（是指柴诃夫斯基的吗？应该是《如歌的行板》吧？）对自己有着启蒙的意义。

他对它的感情就是极其纯粹、亲近与沉醉的。刚刚从艺术荒芜的文化荒漠“文革”中艰难地走出来，面对“从小就是乖孩子出身，从班干部到‘三道杠’”的“党小组长”的“谈话”，苏炜“从‘雄赳赳、气昂昂’的样板戏和革命进行曲的多年浸淫里醒过闷儿来，这样忧郁隽美的旋律，实在有着勾魂掠魄的力量。那种不是纯粹来自听觉的兴奋，而仿佛轻轻拨动你的灵魂之弦、潜入你的冥想深处的音乐感受，是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种‘全新’的音乐，能够穿透自己灵魂上结起的硬壳，可以不断享受那一种穿出有偿的黑暗隧道而世界为之豁然一亮、一变的奇妙感觉”（《旧游时节好花天》），单纯的艺术渴望与纯粹的音乐感受遇合，音乐语汇与欣赏主体精神的纯粹“一如灵魂的吞吐呼吸一般的单纯，真是单纯得让你心惊”，“是超越的、典范的、永恒的姿态”（苏炜《灵魂的舞蹈》）。

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单纯不是指疏离社会、不谙世事，而是不放弃追求与坚守信仰，故常常在涉入世事时满含激情力量、真性情、同情心。在谈到小说《米调》时，有学者指出：“米调像一匹‘黑骏马’般始终追寻着一种现在已消失的情怀，凭内心一直涌动着的强大意志支持着他的信仰。结尾处米调对作为理想和爱情双重隐喻的‘罗布泊’从喃喃自语到抽搐大吼，除了缅怀生命历尽沧桑后的失落之痛外，也显示了他所积蓄的蓬勃不倒的力量。

《米调》带来的情感冲击力，全在人物强大的精神追求。这种追寻理想主义的激情，放在80年代不出奇，但在当下所谓‘小人文学’充斥文坛的环境中却难能可贵。”（王颖：《看<钟山>》）没有真性情的作家精神上不会有理想主义的激情力量，没有精神力量的写作不会有强大的精神追求的人物形象。

而精神力量不只是意味着坚硬式的强大，有时还表现在温柔式的同情心上。苏炜曾经在提到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理论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广阔、真实、富有同情心”这一点：“建基于康德说的那种对‘头上的星空’和‘心底的道德律’大敬畏之上的‘同情心’”，“是一个看似普通却具有难以企及的理想高度的高标准”，因为“太多的痛苦令人麻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在痛苦和不义面前闭上眼睛的毫不迟疑和脸红的推搪理由”。

“‘文学里的同情心’是什么？它为什么竟然成为了‘伟大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其实，它就是今天西方人说的那种‘终极关怀’，也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那种‘文章千古事’——那种为天地立言、为万民立心的大关怀、大悲悯啊！”（苏炜：《回溯文学的童年》）而如此的同情心完全可以拿来解读苏炜的写作立场，因为这同情心也正是苏炜的为文原则。

《为树哭泣的女儿》一文写到因搬家而不得不面对“人树相亲的真实图景”即将不再时女儿的嘤嘤哭泣，写尽“人树相聚，更是一种天造地设的大缘”的关怀与悲悯之心；《小鸟依人》则着力于“人鸟相依”，以一个人、一个家庭对一只小鸟派翠克所倾注的无以复加的关爱为全文核心事件，摹写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美好，通篇洋溢流淌着的人性光芒，救赎意识与悲悯情怀毕现：

有时捧看着怀里这长成小拳头大小的小不点，想：别看这只是一个微末的生命，他来到这个嚣攘的世界上，却给这些号称万物之灵的大活人们，带来多少的欢欣、多大的乐趣啊——简直连世界的意义，都由此而变得鲜活丰富了！原来，每一个生命自身，也许并无价值和意义可言（派翠克在我的掌窝里滴溜溜着他的小圆眼睛，他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么？），生命的价值与分量，正在于它是相对于其他生命而存在的——它能给别的生命带来意义，它就递增、叠加了自身生命的意义。就此而言，人和鸟的生命是等值的，这个生命和那个生命也是等值的，它们互为参照，同样都是界定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物，参照物。——哦哦，这么说来，派翠克，简直是带着上天的使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那是造物主，让他昭告我们生命意义的别样思考呢！

当然，理想主义的纯粹性与同情心也不是没有标准或不追求实践效果的，苏炜对于这一点十分警醒：“当一种从理想主义出发而最终导致理想主义的失落、理想精神的堕落从而损害大众利益、为祸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势发生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应该——敢于面对自己的人生抉择，面对一生的精神情感历程，对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加以质疑、反思和批判，同时义无反顾地走上坚持革新、坚守符合人类基本价值的理想道路。

其中，也包括坚守被权力和功利所扭曲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原初理想，坚持对权势说真话的求真立场、坚持被主流、权势所漠视的弱势群体的基本要求，等等。”（《走进父亲》）理性的反思是当代理想主义者保持清醒而不致于重蹈历史覆辙与把握当下、走向未来的必须，也是理想主义得以存活高张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们会更多的感受到世界的温暖与生存的希望。

二

改革开放后去国求学，回国再去国，现在执教于美国名校，曾经被迫卷入了几次大的事件的苏炜对于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体验很深。青年时求学美国、游历欧洲，在较长时间浸淫于西方社会后，中西文化比较互读，苏炜对文学艺术有着超乎一般的独到见解，这使其写作呈现出题材丰富而跨度大、意义能指丰富而深刻及语言的感性与理性统一等特点。面对一个阅历多彩纷繁而又越界写作不居的苏炜，要想真正走进他的文字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上文所述，作为一个相对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苏炜，即使“平素个性乐天外向，好热闹，爱朋友，人来疯”，然而一旦“要为小半生‘一锤定音’”，只能是“独自面对”为妥。

“这‘独自面对’，莫非又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另一段宿命么？或者，它本身，早就是自己人生来路上一道挥不去、摆不脱的烙痕和印辙”？“孤独而充实的童年”，“十二岁开始离家到远地上住宿中学，只有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我的‘远行人’生涯于焉开始”，“从粤地乡间到海南岛山寨，我是一次走得比一次更远。

大学四年，是‘远行人’成年后终于可以回家、傍在父母身边的仅有日子。却万没想到，人生中真正的‘远行’，这才于焉起步了”。“1982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在《花城》上连载刊发，《酒娘》等短篇获奖。恰逢七七级本科毕业，在大家为毕业分配绷紧神经的时刻，我出其不意的向全班同学宣布：我决定到美国去留学”。

“自美归国，京城蜗居。恰赶上80年代中后期的诸种‘热点’、‘新潮’，亲历亲炙了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跌宕与激变，又不期然地卷进时代狂涛之中而二度去国远行”（独自面对——散文集《独自面对》后记，《多维时报》，2004年12月31日）。

几十年来，一个始终“在路上”的苏炜颠簸着、寻找着、创造着、收获着，其海外华文写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新移民文学的本质性超越。

首先，移民流散路途上苏炜始终捧着一颗中国心。作为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的负责人，苏炜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值得行文的故事。《给美国学生起中文名字》、《为美国学生改中文作文》、《第一个教吃“中文螃蟹”的人》、《史力文为什么终止了学中文？》，望文生义，每一篇都与“中文”关联，而行文当中无论是赞扬抑或批评，都深深渗透着作家浓浓的中国情怀。

2007年CCTV国际大学生中文辩论赛耶鲁队打败哈佛、哥大、普林斯顿代表美国出线赴北京的胜利照。

耶鲁大学校园一景

苏炜在《母语的诸天》中说：“是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说，是母语，带给了我在耶鲁的‘诸天’”，“有什么乐土比能让自己的母语在异国的职业疆域里尽情驰骋，是更大的人间乐土呢？”“在此地，对于我辈，我以为没有什么比教会美国孩子说中文、用中文、热爱中国文化，是更有成就感、更值得你交付心血与生命你的职业了！”

一个对于母国语言如此骄傲的人，其情怀的根本肯定也是母国的，即使生命处于流散之中，也不会放弃故国之思、家园寻觅的，而是会把胸膛撕开，直然袒露一己的热烈之心。

身居异域的苏炜那颗炽热的中国心表现在日常例行的教学实践中，而其小说世界里表现得更为深厚而激荡人心。作家对于身体流散（漂流）的认识是清晰的，中篇小说《米调》以一个留美学子阿苍暑期在沙漠旅游的一次奇遇为线索，讲述了米调从红卫兵领袖到沙漠精神流浪者的传奇故事。米调曾是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他上过山，越过境，参加过缅共，打过仗，当过“克钦帮”，曾与死亡擦肩而过，后受佛教高僧的点化，得知自己的远祖来自一个湮灭了许久的古国。

为此他苦学“古梵文”，在丝绸之路到处流浪、考证、寻根。即使米调见证了一切疯狂、苦难、人性的残忍、理想与自然的毁灭，也许他苦苦寻找连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其存在的人的“根性”从而注定也会成为人类理想祭坛上无数个 “祭牲”中的一个，但是其西西弗式的思考与追寻的确深深地影响渗透到旁观者阿苍的眼睛与心灵里面，给这样一位留美学子以关涉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契机。

苏炜在论及刘再复的漂流写作是曾说：“鲁迅先生曾有捧着故人遗稿有如‘捏着一团火’之言；捧读刘再复的‘漂流手记’文字，却是真真切切地‘捧着一颗心’。”“这颗向你直然袒露的心灵对于任何阅读者都是那样可触可感,却是毋庸置疑的——想想看,果真捧着这样一颗热辣辣、滚烫烫甚至是血淋淋的心,能不悚然?”（苏炜：《捧着一颗心》，《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这话用来阐释苏炜本人也是基本合适的。

其次，苏炜是整个新移民写作集体里讲故事的高手，其想象力实为翘楚。不可想象，对于文学、尤其是小说而言，如果没有了想象力的积极介入，其内容世界与阅读效果会平淡到什么地步。

笔者一直认为，文学是离不开想象力的；人类只要还需要想象力，文学则不会消亡。当今文坛，不能不承认，相对具有高妙想象力的作家实为不多。这不是几十年来文艺政策口号的引导钳制使然，也不是长期以来阅读接受者的欣赏习惯可资质疑，而主要在于我们作家的知识才情的相对匮乏。

没有了生活就没有了创造，没有了生存真实便没有了艺术真实。

学者李陀在谈到《米调》与《迷谷》时说：“当代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匮乏，让我感到的沮丧真是日甚一日”，“文学想象力应该有更多的维度,更多的层面，更多的可能，它应该像一种香味，不受任何拘束地向任何地方散发和流动”，“我喜欢《迷谷》和《米调》，就是因为我在这里闻到了想象力的另一种香气。比如阿佩这个形象，无论是她的那种带着强烈的野气的个性，还是她和身边几个男性建立的那种奇特的关系，以及她在这种关系里绝不接受男性权力支配的独立意志，不用说在‘文革’时期，就在今天,恐怕也是在现实生活里找不到的。

我以为想象力的解放，是你这两部小说写作上的最大的特点。《米调》在这方面似乎比《迷谷》更突出。这个小说从头到尾笼罩着一种似真若幻的气氛，可是在匪夷所思的经历和奇遇里，却又贯穿着某些沉重的写实性断片，贯穿着某些严肃的历史思考。”（李陀、苏炜：《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他——关于《迷谷》和《米调》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比较于诉诸视觉为主要接受手段的声画艺术而言，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进行想象的空间很大，这个空间的完成可以有许多手段。

苏炜往往能够以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指挥者角色调动各种感觉功能，让它们积极运动起来，甚至把它们掺杂集中在一起，创造出超乎寻常的想象世界。这里权且从声音和通感两种角度分别选取一小段以证之：

米调却不答不应，侧起耳朵在聆听着什么。

瀚海之中，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那么多古怪的声音。开始是闷雷般的，像是脚底的沙原在打鼾，猛然间便有了一个调过了音量的喇叭在耳边昂昂地尖叫起来。随后是巨幅幕布被撕裂的咝咝怪响，马上又变成了气锤砸在铁砧上或者蒸汽机车启动的咣咣轰鸣。以后，一片喧声混杂，反而似乎进入了无声的深海之中，只觉得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起来。我们伏在倒卧下来的骆驼身上躲避飞沙劈打，在每一阵骤风过过后，吆喝起骆驼在软沙里疯赶一阵路。在骆驼队拼力进入一个大沙窝避风的时候，才陡然发现：我们迷失了方向。

——《米调》

午后的定时雨，是海南岛夏日特有的一种景观。热。满世界里都是可以把生铁煮熟、把死猪烫活的毒热。早晨太阳刚露脸，林间露水滴落脸上，还带着沁人的凉意；太阳才升高一个巴掌，那草尖树叶，转眼就变成银戟片片，一阵干风吹过，只听见林间发出一片窸窸窣窣的脆响，你已置身在一场杀气震天的热浪重围之中了。就像是川菜里的一堆肉，在“铁板烧”、“炸子鸡”、“辣油火锅”之间滚来滚去——麻、辣、烫，哪一样你都逃不了。连树阴都是专为你设下的陷阱。毒日之下，身上的汗水一冒出来就马上被灼干，让人想起北方极地哈气成冰的酷寒；可是一踏进树阴里，那汗水就像缺了堤，添了胶，如同糨糊一样把你每一个毛孔死死封住，人就像煮在汤壶里的饺子，要喘喘不过气，要吐吐不出口。

——《迷谷》

想象力的飞腾制造出不同寻常的真实的艺术世界。难怪李陀谈及《迷谷》时说：“在美国读到这部小说，让我吃了一惊。汉语小说中，以往很少这种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又写得饱满、有力度的作品。其中阿佩、八哥、阿秋几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也是以往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鲜少出现过的。

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大陆‘知青文学’与‘寻根文学’的一次大超越。我特别重视它在写实的知青框架里，把山林、蛮荒、奇情、神怪等等这些超现实的东西，结合得这么有机。它提供了许多人们在现行秩序里不可能想象的、同时尚未被文学充分描写过的伦理价值、生活方式和艺术意象，批评家可以从中作出各种各样的解读。”(http://www.zhongshanzazhi.com/zskh_list.asp?articleID=687&classId=64）

第三，学者作家的二重身份，使苏炜的创作具备了学院派温情的质疑批判色彩。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期间，苏炜已经广泛涉猎西方文艺理论，不是与当时学界大家一起谈文论艺、指点文化，从而建构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根本底色与人间情怀。一旦某种生命情绪或思维习惯深潜入思想的核心区域，主体在面对叙述对象的时候，就往往难以摆脱、拒斥这种情绪或习惯的介入或干扰。

苏炜自己坦承：“米兰·昆德拉曾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提出过，小说创作中有四个召唤：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前三者并不费解，‘时间的召唤’在我的理解中，是对个人记忆里的‘集体时间’或集体记忆里的‘个人时间’的追究和发问。

作为作者，《迷谷》和《米调》在创作过程中，确实好像在冥冥中听到了这四个召唤。具体地说来，在这两部以‘文革’作为背景材料的小说中，《迷谷》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做文章，截取时光之流中一滴水珠，把它作透视式的放大、观察；《米调》则是在截取各个时光之流的片断，想在每一段历史碎片里，观察时光和世态的维度。在写法上,我是确实想刻意和以的‘文革小说’、‘知青小说’拉开距离，也可以说，算是一种‘后文革小说’吧”，“写一部‘很不一样的文革小说’”。（李陀、苏炜：《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他——关于<迷谷>和<米调>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在苏炜之前，“文革”题材小说已经很多，充斥文本的情感往往都是集中于“文革”伤痛的倾吐、控诉乃至愤怒的声讨，表现手段直白而缺少余力。而苏炜笔下的米调与路北平两个形象，都在作家着力打造的原始情境与原始欲望里走出来，从而完成了个人探险与成长。

作家对于“文革”的质疑也已经从既往的雾霭里走出，不再纠缠于曾经广为争论的“有悔”、“无悔”，而是把眼光放得更宽更远，以相对“很不一样的文革小说”异质性地关注阐释过往、当下与未来的历史开合和逻辑推演，应该说作家确实推进了“文革”历史叙事的层次与深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的学者身份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一定程度地破坏文本的完整度与流畅度。“叙述多随意，结构不够凝练，使得情节未能跟得上人物强烈的精神紧张度一起先后前冲，元本能一气呵成的厚重深邃被冲淡了。苏炜喜欢讲道理，固然许多问题都有对应现世困惑的当下意义，诸如狼性与人性，有限与无限，理想与现实等，同时也展现了自己对知识、哲学、人生的思考与积淀。这对于长篇的容量或许可行，但作为中篇结构的《米调》频频让人物以漫谈式的节奏做大师议论就有问题。”（王颖：《看<钟山>》）此言确不为过矣。

从小说到散文，在曲折丰富的生命中淬炼出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底色，帮助苏炜实现了新移民文学写作的本质性超越，这种超越是应该记入文学史的。苏炜是一位具有相当写作自信的人，只是其思想还稍显琐乱，因为还没有建构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话语体系，故其形象在整个移民作家群中还稍显模糊，近年来作品不多，其症结也许就在这里。

最后，记起其书斋名为“澄斋”。澄，清也。期待苏炜澄清之象早日到来。

 作者李良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主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总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威廉帕特森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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