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丨谈谈赵园和我们“这四家人”

2023-04-05 16:04

平原兄安排我写一篇随笔，谈谈我心目中的“赵园印象”。可写的东西确实不少，却不知从何入手，就迟迟不能动笔。大概是前天清晨，梦中醒来，突然冒出这个题目，就似乎有了一个切入口。尽管并不十分准确：我们这四家从未有拉帮结派之意，不过是彼此相容，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把我们异中有同的选择，放到这几十年的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来看，似乎也有点儿意思，至少有话可说。

所说的“四家”，自然指赵园与王得后、陈平原与夏晓虹、黄子平与张玫珊，以及我与崔可忻这四户人家。除了崔可忻、张玫珊之外，都属从事文学研究的学术界专业人士，而且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足足走了40多年，并且似乎都是“初心”有调（整）而不变。

一

我们四家八人中有四人（赵园、陈平原、张玫珊和我），都是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王得后则是王瑶先生鲁迅博物馆的同事。因此，我们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时，是被视为王瑶先生的“学生辈”的。王瑶先生对我们也都有具体的评价与期待。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王瑶先生生前多次对师母说，凡是有关“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事，都找钱理群；在我的感觉里，这是老师对我的托付：一定要坚持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也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先生并不看好现代文学研究，他认定，在现行学术体制下，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不会有大的发展余地的。因此，他一再强调，他“属于清华”，而不属于北大：他尽管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开创、奠基者，他更重视自己的《中古文学史论》的研究。他晚年最看重、用力最多的，是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强调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而他最后选择了陈平原做他这方面研究的助手，也非随意。他早就批评我的致命弱点是不懂外文，古文修养不好，语言文字太不讲究。在这些方面，赵园与平原虽也有不足，却都是超于我的。晚年的王瑶先生显然对平原寄以更多的期待，平原到20世纪90年代转向学术史、教育史的研究，也是对王瑶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对于赵园，王瑶先生只有一句话：赵园有很强的独立性，不要多管她，让她自己去发展。这也是深知赵园之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个同学中，受王瑶先生影响最小的就是赵园，而且她是自觉的，尽管她后来把自己的学术重心转向明清，是最接近王瑶先生的研究的。在我们这一群人中，王瑶先生最欣赏的，自然是得后：他根本不把得后视为学生，而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得后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对之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二

而我们这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走到一起，起关键作用的，则是黄子平。他是我们这一群中，最早为学术界看重，产生社会影响的。他那篇评论林斤澜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文学评论》发表，一举成名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找到他，问他的同学、朋友中，还有哪些出色的人才，他推举了赵园和我。我的第一本鲁迅研究的专著《心灵的探寻》才得以顺利出版。而在此之前，我的书怎么也找不到出版社愿意接受。赵园的第一本书也是这么出版的。子平的出手相助，就是“雪中送炭”。陈平原也是子平推举的：他和子平是广东老乡，平原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想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子平把平原的论文推荐给我，我看了大为感佩，立刻向王瑶先生郑重介绍，王先生也十分欣赏，毫不犹豫地就收了平原为弟子。子平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谈到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新启蒙”的“态度同一性”走到一起的。他还提出了“同时代人”的概念，并这样描述我们这“同代人”的特点，主要是我们和时代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另一面又不合时宜地格格不入”。我们“属于这个时代，但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我们“紧密联系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我们“紧紧凝视自己的时代，又最能感知时代的黑暗”。（参看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在’与‘不在’”的关系。应该说，正是子平概括的这样的与自己时代“属于又批判”的关系，构成了我们这“四家人”终生为伴的思想基础。而这样的概括由子平提出，也非偶然。如我在2019年召开的“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所说，“子平是我们中间智商最高的”，他的“理论自觉与修养”“艺术感悟与美学自觉”“对语言表达的独有情钟，讲究与独特运用”“社会、历史、学术视野的开阔，多学科把握学术的高度自觉”，实际上也构成了我们这四家人共同的学术追求，子平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对我们“同时代人”特点作了四点概括，我的依据、心中所想，主要就是身边这群同学与朋友：“一是思想、精神、学术上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二是思想、性格、学术个性都十分鲜明，各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三是在彼此交往中都深知对方的弱点，保留不同意见，但又求同存异，彼此相容。不是党同伐异，也不亲密无间，相互合作，又保持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四是彼此欣赏，形成良性互补。”我由此而发出感慨：“我万幸生活在这样的朋友圈里，没有任何内斗、内耗和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心爱的学术，还可以时刻感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很多人都惊讶我写了这么多。我心里明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时有大的环境的干扰，但我所处的具体小环境，却极为和谐、安静、温暖，有利于我的自由创造。”“这是我要永远感谢我的老伴和周围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老学生，我的同代人的。”（参看《关于“同代人”的两点随想——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收《八十自述》）

三

还是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这一群人在那个启蒙主义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大概就是子平、平原和我合作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读书》杂志，连续6期发表我们的“三人谈”，我们也就被推到了学术界的前沿。可以说，我们三个人都对此做出了不同贡献。如平原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的，这一概念的最初设想，是我提出的，这与我总喜欢“出新点子”的学术个性有关。但我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有新发现以后，又多有自我质疑，因此总是犹疑不决：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我，就为我们知识准备不足而感到有点儿发怵。而青春焕发的子平、平原，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认为认定了大方向，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勇往直前。最后由子平执笔写出，由平原在“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首先把我们的想法公之于众，就绝非偶然。当时的考虑是：“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对现行学术的一个挑战，可能引起质疑，子平是我们三人中“最会写文章”的，由他执笔，就比较稳妥；而我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由五四提前到晚清，也容易引起争议，平原正在研究晚清文学，由他主讲，是最合适的。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这样的安排是正确有效的，子平和平原也就自然成为倡导“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推动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我们三人都参加了“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子平与平原都是其中的主要骨干，我也只是参与而已：我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闭门研究周氏兄弟上，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都保持一定距离。

赵园更是没有参与：以她的学术风格与个性，都不会主动、积极参与集体性的学术研究活动，她是真正的“独行侠”。但她对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还是理解与支持的。由于得后担任了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她家的住房比较宽敞，我们这群朋友也常常约在她家聚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我的50岁生日就是在她家过的，同时过生日的，还有40岁的黄子平和30岁的汪晖。赵园也许比我更是集中精力闭门著述，于是就有了她的四大代表作：《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代表作，更是20世纪80年代启蒙时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我去年重写现代文学史，她的这四部著作都是主要参考书，引述的文字也最多。据王富仁的学生宫立在其所写《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里回忆，王富仁在私下多次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他最佩服、以至“崇拜”的就是赵园。原因是她“永远走自己的路，说的是自己的话，用的是自己头脑里自然呈现出来的概念。她从不与时俱进，但也不与时俱退，是一个按别人的标准无法分类的人物”。她的文章“没法作内容提要，没法提取关键词。勉强做出来，提取出来，也无法说明她的文章的要义，无法概括她的文章的要点。但这恰恰是她的文章的魅力所在”。说得太好了！赵园说她“很少读老钱的文字”（《话说老钱》），其实她做研究就很少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而是直接面对历史文本和相关原始资料，以自我生命投入，逐渐进入，深入，就有了仅属于自己的发现。赵园说，学术对她来说，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理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学术更给自己“提供‘反思’赖以进行的空间”。因此，她也“不需要为‘耐得住寂寞’而用力”。赵园说“无人喝彩，从不影响我的兴致”（《〈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在我看来，这才是赵园学术的真谛与魅力所在。樊骏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时说，第三代学人中，赵园“可能是最富学术个性的一位”，这是道出了“真实”的。

四

我们很快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迎来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环境，知识分子命运的大变动。

首先面对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存在”。在我们群体中，首先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明确选择的，依然是黄子平。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幸存者的文学》命名自己的著作。在评论者看来，我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与黄子平的《幸存者的文学》，构成了转折时期的又一次“三人行”。也如评论者所说，“幸存是一种深刻的生存体验”（袁一丹《用众不如用独——赵园与九十年代学术转型》）。现在我们提出“幸存者”的概念，就包含了既然“幸存”下来，就还要“坚守”下去的意思。问题是“如何坚守”？这就有一个“在政治与学术，体制与市场之间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勇气和韧性，也要有自我反省与调整。如评论者说，我们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启蒙主义”的幻觉中惊醒过来，“正视自己的现实境遇。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们中首先作出新的选择，找到新的历史定位的是陈平原。赵园说：“朋友中，平原有大将风范，长于策划、组织，能实际操作。”（《话说老钱》）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年龄算是最小的，一切还在起步阶段，来不及充分发挥，到20世纪90年代，就真正到了属于他的时代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创办《学人》杂志，到1999年建立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以后在21世纪又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平原积极倡导胡适开创的“学院派学术”，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领军人物。但他依然煞费苦心地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反复强调要有“人间情怀”。人们由此隐隐感到了他倡导的学院派学术与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学术的内在连续性，就和主流学院派区别开来了。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赵园也有自己的“另作选择”。她敏锐地发现，“曾有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第三代’的说法，已不大被人说起”“曾被归为一‘代’者，渐由‘世代’中抽身而出，重新成为单个的人”（《话说老钱》）。她自己就是如此，作为“单个的人”，就有了更为独立的学术选择：她毅然走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我完全能理解她的这一选择：现代文学中，真正能够引发赵园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的作家作品，本就不多；在她写完了她有话可说的作家，真正有兴趣的作品的研究文章以后，她就得“走人”了。据说，是陈平原、夏晓虹建议她转向明清士大夫研究的，他们两位是很有眼光、远见的。对于赵园来说，这不仅是由现代走向古代，也是从作家研究走向“士大夫”（知识分子）研究，从文学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的边缘”（赵园语）。这样的变动可谓不小。但仔细考察仍不难发现她的学术研究的内在连贯性：她的明清研究是“从现代看古代”，这就有别于古代学术的专业研究者；她的士大夫研究，也如她自己所说，依然是出于“对‘人’的兴趣”：“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他们的诸种精神体验，以至我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情，由这些极具体的人交织而成的那一时期复杂的关系网络”，赵园也因此强调，“我在面对‘明清之际’时，仍然是‘文学研究者’”。在我看来，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她的学术研究内在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依然延续了下来。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最引人注目，反响最大的是她的《说“戾气”》，就绝非偶然。赵园自己说，“有关‘戾气’的话题，吸引我的，首先不是那一时代的政治暴虐，而是有关明代政治暴虐的‘士’的批评角度，由此彰显的士的自我反省的能力，他们关于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士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以及由此表达的对‘理想人格’的向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我读到这里心为之一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作“士（知识分子）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啊！我也因此强烈地感受到，赵园的“明清士大夫”研究，与我当时正在做的对“国民性批判”“知识分子批判”研究的内在相通。

这就要说到，20世纪90年代我的选择。陈平原曾做过这样的概括：“老钱的文化立场”，是“拒绝成为纯粹的学院派，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这位学者的大部分著述，都不局限于书斋，而是连接窗外的风声雨声”“蕴含着当代中国思想进路及社会问题”，是“有社会实践垫底，有思想道德引领”的：“这是孕育于大转型时代，记录着风云变幻，投射了个人情感，有可能指向未来的思考与写作。”（《老钱及其〈安顺城记〉》）这都是知我者言。我与学院派的关系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与“不在”：在学院教书，写学术著作，是我的本职工作，谋生手段，更是我的生命存在方式；但我同时又不局限于书斋，思想与行动都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这是由我不同于“这一群人”的特殊经历决定的。最近这几年，我多次提到1974年我们那个“贵州安顺民间思想村落”，尽管我们都是边远地区的边缘人，却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自己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这以后就成了我终生思考、追问的问题。我们这些不能再“小”的“小人物”认定，历史将发生巨大变动，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大变动做“理论准备”。在历史大变动真的到来时，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小溪”立即毫不犹豫地汇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我的两个安顺“小朋友”都是其中的主要骨干。我在思想、学术上的启蒙主义的努力，其实是对他们的默默配合。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都被边缘化了。这样，我的“幸存者”的命运和身份，就具有了格外的意义和使命，这就是我在2010年写的《〈幸存者言〉自序》里所说的，作为一个多少有点儿发言权的学者，我不仅对“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像我的两位安顺朋友那样的“民间思想者”，“多多少少有了点义务和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而且，我在获得学术发言权和影响力以后，就积极参与北大教育改革和中小学教育改革。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当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院研究的一个组成，但却另有特点，多少有点儿“异类”。从纯粹学院派研究的观点来看，就是个缺憾。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虽然也对1980年的具有浓厚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甚至英雄主义色彩的启蒙主义思想与学术有所质疑和反省，但我同时又是一个坚守者。这就是平原感觉到的，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论述风格依然“较多地保留了80年代的特色，年轻一代不见得愿意接受与欣赏”的原因所在。我那种在许多人看来，多少有些过分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有时候就显得可笑。其二，就是赵园、得后、平原都有所批评的“好做全称判断（包括所谓的“大判断”）”，这也是我承认的学术弱点。但我天生地喜欢关注与思考“大问题”，不只是国内、当下的，更是世界的、未来的“大问题”的习惯以至嗜好，而自己的思想、理论准备又严重不足这样的先天的矛盾，就决定了我的尴尬：明知是毛病，却改不了，最后就干脆不改了。其三，也是平原所说的，我的“大处着眼，不过分拘泥于史料及规范的研究与写作，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院派所不敢想象的”“借用老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不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而是灵光一闪，发人深思”“老钱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主要不是‘完成’，而是‘提出’。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追寻其思路，辨认其缝隙，克服其缺憾，而使论题获得大力推进和展开”。这就一语道破了我学术研究的成就的有限性。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坦白地说，这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我从投身于学术研究一开始，就明白知识结构上的根本缺陷，决定了自己只能充当学术研究史上的“历史中间物”。

赵园与平原都能如此坦言我学术上的不足，都让我有所触动，更是感动：因为在我取得相当的学术地位以后，就很难听到这样的“不同声音”了。赵园说，“小友”告诉她，“听钱师母说，老钱最怕他的小师妹”；赵园还说，“至今老钱仍然是友朋中我可以当面以至当众‘怼’一‘怼’的一个”。我和赵园都认为，“这样的朋友不可再得”“‘直’、‘谅’乃交友的高境界”“有能受诤言的朋友才可能‘直’”。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其实“畏友”才更加难能可贵。这也是我特别看重“这一群人”的重要原因。我的学生姚丹在为我编选《钱理群研究资料》时，我就特地关照她：一定要选得后兄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的《对于鲁迅的发现与选择——和钱理群学兄讨论》一文：这样的朋友间的公开商讨，本身就自有一种价值。

赵园对我还有一个批评：老钱“对‘天下’‘国家’关心太过，对周边的小事视若无睹”。我是自觉地与本单位的人保持距离的，我拒绝卷入单位内部的思想、学术纷争，特别是人事纠纷，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好不受干扰地想自己愿意想的“大问题”，做自己想做的“小事情”。这也暴露了我性格的弱点，就是赵园所说的，“骨子里的软弱”。从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我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好斗之士”，其实我真的是赵园说的“心太软，心太软”，很少“发脾气”。该发脾气的也不发，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而且往往是“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乱发脾气”：崔可忻也经常以此来嘲笑我。我注意到，我们这四家人中，子平和我与所在单位都比较疏远（我现在在养老院里也是如此）；而赵园和平原在本单位多少有点儿职务，担任研究室主任或系主任，就免不了要介入单位的人事，蹚本不想蹚的浑水。不过这也是赵园所说的，“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话说老钱》），没有什么是非可说的。

或许正是我这样的学院学者的“异质性”，引来的麻烦也就特别多。身边这一群朋友自然是理解与同情我的：不仅是出于友情，更是价值观念上的相近以至认同。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之间却达成一个默契：暗地里理解、支持即可，不必公开介入。这也是我的理念、性格、脾气。赵园对此特别理解，在私下多次对我提出“表扬”。这就是评论者所说的，“理想主义的知识群体不是一个个的山头，而是‘独而群者’的松散联合”（袁一丹《用众不如用独——赵园与九十年代学术转型》）。这样的“群”是以“独”为前提与基础的；而所谓“独”，不仅是独立选择，也包括独立承担；相互支持、联合，主要是精神上的，更多的是一种默契，这样的有距离地默默地持续地相互支撑，是更加难得与可贵的。

五

2000年春，黄子平、张玫珊和他们的儿子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2010年以后，子平又有机会在北大、人民大学任教，我们这四家就又相聚一起了。子平后来回忆说，阔别10年后回到北京，发现“许多当年同时代人都变了，就我们这个小群体没有变”。按我的分析，大体来说，到了21世纪我们就逐渐进入“人与人之间，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之间，都失去了共识。能够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的朋友越来越少。子平概括的‘同时代人’已经分崩离析了”（《关于“同时代人”的两点随想——在“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对话会上的发言》）。平原后来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里，也有这样的分析：“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大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道，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我也因此有这样的观察：在大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教授，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启蒙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学院派知识分子”；到了21世纪，最活跃、占据中心位置的是“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也边缘化了。我们这样的顽梗不变的一群人，越是靠边，彼此就走得越近，甚至第一次有了“一家人”的感觉。张玫珊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一家“第一次回北大，崔老师在燕北园亲自忙碌，准备了一桌筵席”：“一道一道有名堂的美味陆续登场，引起一阵阵惊叹，满桌的笑颜，酣畅淋漓的气氛永远难忘。仅只一次足矣。再难复制，也不需要再露一手了。”（《崔老师点滴》）此后，我们这四家人就经常聚会、聚餐，有时候还一起唱歌，崔大夫就自然成了大家的家庭医生。2019年可忻第一个远行，得后、平原、晓虹、玫珊都写了文章，赵园在《话说老钱》里也特意写了一大段回忆可忻。岂止是悼念，更是怀念我们这四家人在艰难的时代相互“抱团取暖”的深情厚谊。赵园特别为玫珊写的那一篇所感动：她从中看出了玫珊“体情之细心”，她“如此细致地观察了我们每一个人”。而最触动我的，则是玫珊特意提到我们家“安然坐在沙发上”的“布娃娃‘咪咪’”：真的是心心相印，亲如一家人啊！我在《崔可忻纪念集·代序》里则强调，可忻这一生，也包括我这一生，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生，“只是坚守了医生、教师、研究者的本分，尽职尽责而已。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再寻常不过，本不足为谈；现在，却要在这里纪念，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守底线的失职，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有坚守，就自然觉得弥足珍贵了”，让我们“再抱团取暖一次，彼此欣赏一回，大喊一声：‘我爱你’！‘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这样的坚守，也是自有收获的：可忻刚走，赵园就交出一部有关当代史的巨作。此书一出，在网上传开，立即引起一片惊呼：赵园又把她的笔触伸向了当代！其实，这对赵园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赵园在20世纪90年代“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就提‘尽快出台财产申报法’的提案”。她还“特别关注农村养老问题，提出‘创造多元化养老模式’的议案”。研究者因此提醒我们注意，“赵园有更广大的精神世界”，在她看来，“书斋外天地很大，值得关心的东西很多”（宫立《风骨：现代文学学人素描》）。而现在赵园“费时五六年”交出这本研究当代史的著作，也是有一个大背景的。这就是平原在2012年所说，“下一个30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却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深耕，不问收获’——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共视野”（《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赵园的这本书就是一部“只讲深耕，不问收获”的“自我放逐”之作。作者也未必期待立即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但却自有追求。这就是赵园在《前言》里所说“存史”的意义与价值：“存史，从来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分，对历史，对未来，为后人，为我们身后的无尽世代。”按我的说法，也是我的追求，就是“为自己，更为未来写作”。这背后是自有一种“独立性，批判性”和“自信”的。赵园说：“本书尝试讨论的是，一个拥有自信的民族应当如何面对历史。”没有明说的意思是，要努力地追寻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赵园明确宣称：“本书的作者相信有真相，致力于寻求真相，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人文知识分子有责任努力揭示此一事件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她也因此给自己的研究定下了两条原则：一是“有时‘倾向’（或曰“立场”）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诚实。面对‘基本事实’时的诚实”；二是要“打开反思的空间”，因为“未经充分反思的历史仍活在现在”。赵园的“自信”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她借用雷蒙·阿隆的临终遗言，对自己的研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这一评价也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一直关注赵园的研究，并给予全力支持的黄子平也因此而评价说，赵园“贡献了一部必将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经典的大著”。赵园就立足现代，往上走到古代（明代），往下走向当代：将“古——现——当代”联结一起，将历史与现实汇为一体，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不但真实，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我始终认为，女性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上是具有先天的优势的，她们的天性更接近学术与文学。在我们“这四家”里，在学术上我最看好的是赵园和夏晓虹。而晓虹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是远远估计不足的。本想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对晓虹的学术多说几句，但我对她的研究对象不熟悉，也就说不上什么，只能把问题提出来，有待他人的研究与讨论了。

六

就在可忻病重之时，得后也进了医院，动了手术。在可忻远行不久，得后、赵园一家也搬进了我所在的泰康之家养老院。这就意味着“我们这四家”中的两家人：得后、赵园和我，都进入了“养老人生”；另外两家人：子平、玫珊，平原、晓虹，都逐渐进入了晚年。

而且，时代又发生了巨变：2020—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进入了“疫情与后疫情”的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危机，大变动”。在这让人手足无措的历史与个人生命的关键时刻，对于孤身一人的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有得后和赵园与我在一起，与平原、晓虹常有见面的机会，与子平和玫珊也时有沟通。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大事、大问题的认识上，基本一致或类似——这真是一个奇迹，太难得，太可贵了！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午餐时和得后、赵园聊上二十分钟。早就因为对鲁迅的高度认同而心心相印的得后，自不用说：我们不用多说话（得后出于身体原因也不多说话），彼此看一眼，就会心一笑了。从来没有过的近距离的接触，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与懂得了赵园。我惊喜地发现，我的这位“小师妹”实际比我更加忧国忧民忧世界，她的许多敏锐的政治、历史，人与人心、人性的判断，都让我感佩不已。她也因此十分地爱憎分明，立场比我鲜明得多。有评论者提到赵园“对人品的纯度有极高要求，对自己和身边人的要求更加苛刻”，她的“洁癖”有点儿“道德严格主义”（袁一丹《用众不如用独——赵园与九十年代学术转型》）；现在，我就有了切身体察：多次看到她听到不合之音就拂袖而去。虽然我也劝她不要太动感情，伤了自己身体，但在内心是欣赏的，因为我一直认为，人到了老年，特别是进了养老院，就要脱掉工作时不得不戴的“面具”，还原一个不加掩饰的真实的自我，哪怕是缺点也摆在明处。这才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和老太！——当然，也可能是可笑的。

我们也还在合作做事。其中最有意义的，自然是“王得后著，钱理群选评”的《鲁迅研究笔记》。我也因此有幸重新审视这位大师兄：他的“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丝毫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创新和自由”，同时“律己极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的治学与为人的“纯洁性”（我们圈子里类似的老人就只有得后、樊骏、王信三人），他的一辈子研究鲁迅，来世也还要研究鲁迅的“古板和梗顽”，都让我感佩不已。而他对鲁迅研究的四大贡献：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两地书》研究，“鲁迅左翼”传统的提出，“孔子与鲁迅”这一重大课题的开创性研究，也和赵园的研究一样，都具有“经典性”。我也因此有幸将自己的鲁迅研究和得后、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相联结，命名为当代鲁迅研究的“生命学派”，并且有这样的自我评价：从长远看，成就、影响都有限，但“并不平庸”（《“如一箭之入大海”——〈鲁迅研究笔记〉总评》）。唯一遗憾的是，得后对鲁迅还有许多想法没有写出来，已经提出的命题也都没有充分展开。本来我们准备在编完《鲁迅研究笔记》之后，还有个“两人谈”，把得后没有说完的关于鲁迅研究的思考整理出来；但得后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这样的“大工程”，就只有作罢。这样的学术与人生的“未完成状态”，难以避免，却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想象空间。

我们四家人中赵园、平原、晓虹和我，想写的已经基本写出，没有什么遗憾了；没有写完的，还有子平。我一再期待着他把在北京几所大学讲课的讲稿整理出来；读了他最近写的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更强烈地感到，在鲁迅研究方面，子平还大有施展的空间。得后、我和子平最后在鲁迅这里会合，这当然绝非偶然，更有一种说不出“暖心，舒心”之感。子平还有一个特点：当平原、晓虹、我，以至一定程度上的赵园的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逐渐远离了文学的时候，子平始终坚守他所说的“文学信仰和方法”。前不久在洪子诚和吴晓东的学术讨论会上，子平作了一个网上发言，让我大受启发，我也期待着子平在“文学性”问题上的新的论述。

平原是我们四家人中唯一还活跃在当下学术界的“幸存者”。他也在奋力做出自己的最后贡献：几经周折，平原终于组建了由自己主导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提出了“现代中国人文史”的概念，把我们一再提及的平原学术研究的创造力、组织力、引领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也为之称羡不已。除了在研究所成立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我自己的理解与发挥外，还在商金林老师的启示下，为平原的研究新思路找到了历史的渊源和依据。1934年成立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其主办的《中国文学月报》上对鲁迅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作了这样的评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论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的支那（中国）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它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支那（现代中国）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的唯一的钥匙，是这部《大鲁迅全集》”。我读到这里，眼睛为之一亮：陈平原所倡导的“现代中国人文史研究”不正是对鲁迅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它更是照亮了我们“这群人”的学术与人生：我们一辈子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精神史、政治史的研究，不也都是这样的解“现代中国之谜”的“人文史”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自己近40年的研究和探讨，为如何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揭示现代中国之谜”的人文史研究，积累了基本经验。我将其总结为两条：一是坚持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呈现“自我生命存在的真实”，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即使在特殊情况下说了、做了，也要有自审与自省。二是坚持学术与人生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反思性）”。

但我们也只是开了一条路，留下了众多的遗憾，也自然把希望寄托在今天的中、青年，以及他们的后代身上。我们当然清楚，之后的几代人面临的问题远要比我们这一代复杂、曲折得多。我们因此而提倡“等待”精神，大概要积累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后人将在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厚的层面，对“现代中国之谜”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读，对其中的“中国经验与教训”作出更深刻的总结，并创造出对现当代中国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我对此充满了期待与信心。

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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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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