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不可小觑

在最近的国际舞台上，土耳其非常抢眼。它在俄乌战争中“左右逢缘”，被各国看重。

除去地缘因素，近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土耳其的成功转型与顽强崛起应该被看到。在奥斯曼帝国荣光暗淡甚久之后，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强势领导下，重新追逐大国梦想，力图构建以自身为主体的地区格局，并以越来越积极和自主的姿态影响国际局势。未来，土耳其和东西两方的关系都会日趋复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昝涛长期专注于奥斯曼-土耳其近现代史、中东-伊斯兰研究，最近出版了新书《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集中探讨了土耳其的历史与现状、中东地区的复杂纠缠和新近变化。就这些话题，南风窗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

如昝涛教授所说，我们需要打破某些固有情结和刻板印象，如其所是地在国别、区域、文明或全球的层面上，分层次、分类别地、客观地看待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南风窗：此次俄乌战争中，土耳其的表现非常抢眼。俄乌谈判曾在土耳其进行，土耳其封锁了从地中海到黑海的通道，对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尔多安也表态土耳其“原则上愿意成为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国”，甚至可以说土耳其是这次军事冲突的大赢家。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使它能够游刃有余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昝涛：从土耳其的地缘位置来看，它跨了欧亚分界线，北为黑海区域，也就是这次俄乌战争直接影响的地区。

东为伊朗-高加索地区，南为地中海-阿拉伯地区，西为东欧-巴尔干地区，在这个大的地理范畴里面，土耳其具有突出的综合实力，不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或者夹缝中生存的小国，而是一个地区性强国。

它是欧盟的关税同盟国，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在北约里面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综合实力第一。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政治身份和综合实力，这些因素是它能够在地区层面发挥自身重要角色的原因。

南风窗：土耳其正在崛起，走向有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乃至国际大国。土耳其自身也不满足于之前的国家定位，表现在外交政策上，它更积极地介入中东事务和国际事务。土耳其是怎么崛起的？它的崛起将对地区和国际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昝涛：其实，土耳其一直不容忽视，在历史上就很强大，奥斯曼帝国时期就不必说了，仅就共和国时代来说，凯末尔时代从独立到改革，土耳其都是一个对亚非国家和民族有重要榜样意义的国家。

二战中，土耳其基本保持了中立，但始终是各方拉拢的重要对象。二战后，土耳其投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北约针对苏联的前哨与桥头堡，是西方重要的一员。

更不用说土耳其还曾为了讨好西方而积极参与了朝鲜战争，到1960年代，土耳其已经被西方学界视为继日本后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1980年代，在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厄扎尔领导下，土耳其实行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出口导向战略，其遗产被21世纪的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所继承，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规模远小于中国，但在国际上也是令人瞩目的。

应该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在地区事务上，土耳其都不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国家，而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

冷战后，土耳其更加重视在地区事务上发挥自身作用，改变过分亲西方的倾向，搞平衡外交。由于有比较好的制造业基础、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以及与西方的特殊关系，土耳其与中东、巴尔干和黑海区域的国家都加深了经济联系。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也改善了其过于世俗化的形象，注意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中建立软实力。由于以上多种因素，土耳其对周边地区乃至欧洲的局势都有较大的影响。

南风窗：土耳其对外关系和国家发展的成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平衡术玩得如何，如你在书中所说：“土耳其的政治建立在一个价值分裂的社会之上；它的支柱在于正发党和埃尔多安保持经济发展与维系政治-价值平衡的能力。”据你的观察，这种平衡是否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土耳其的政局和社会形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昝涛：在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还是比较牢固的，已有的政治业绩就是证明。当然，受到新冠疫情、俄乌战争、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跟很多新兴经济体类似，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尤其是金融市场近年来特别不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其经济结构过于依赖外部，对外部环境影响特别敏感。

土耳其的价值分裂，是一个长期的难题，主要就是世俗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撕裂，但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埃尔多安集团还是可以维系相对平衡的。最近，虽然经济形势不太好，但前面说了，俄乌战争突出了土耳其的地位，土耳其在政治上是得分的，对于执政集团来说，这也是一个机遇。

从土耳其的内政来说，眼下可能主要是着眼于明年的大选，但结果不太好预测。虽然埃尔多安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反对派的情况也不太明朗。

南风窗：土耳其是特征鲜明的伊斯兰国家，近些年其伊斯兰色彩也愈发浓重。伴随着其国力日盛，有力量主导地区格局，它和东西两方的关系都会日趋复杂，除了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较量，未来它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文明的冲突？

昝涛：我认为，以“文明的冲突”分析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适合的框架和视角。现实中，大部分国家都是实用主义的，土耳其更是这样。

土耳其的所谓伊斯兰主义色彩增多，主要还是社会生活领域、价值观领域的一定的保守化，但这还不是政治上的。我看不出土耳其有变成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趋势。土耳其还是一个坚持世俗主义的国家，只不过是从激进世俗主义逐渐变成了消极世俗主义，基本架构上仍然是政教分离的。

南风窗：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是综合国力最强的，人均GDP一度超过1.2万美元，它的国家体制和法律体系也是相对较为完备的，它的国家治理较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昝涛：首先是历史原因。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土耳其人就致力于搞现代化，向西方学习。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土耳其的努力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也是真诚地想走这条道路。共和国建立后，摆脱了帝国的包袱，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更是大刀阔斧地对国家进行了现代化变革，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较为忠实的世俗主义精英。这就是说，土耳其具有较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

其次是结构性原因，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且长期追求加入欧盟，在这些外部规定性之下，土耳其一直在实行改革，这也是其国家治理较好的原因。

再次，土耳其是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比较国际化，土耳其人的留学比例比较大，长期以来，土耳其的家庭，无论是世俗的，还是保守的，只要物质条件允许，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海外学习。国家也愿意为专业人才发挥作用提供一定的条件和空间，这也是很重要的。

土耳其的共和人民党是最重要的反对党，尽管很长时间里没有上台执政，但仍然发挥了给正发党挑刺儿、监督等作用，这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南风窗：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的调和做得相对比较好，并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土耳其模式”的发展道路，在你看来，这种土耳其道路的独特性是什么？能够形成的因素有哪些？

昝涛：从你问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西方人经常提的“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仅以共和国史来看，凯末尔主义的革命与改革是能够形成所谓“土耳其模式”的基础，凯末尔主义造就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并长期存在强大的世俗主义力量。

因此，即便是保守主义的、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党上台，仍能被很好地规训和限制在世俗主义的基本架构中。至于说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我在书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二战后土耳其在应对国内危机和苏联威胁，并倒向西方的过程中实现的。领导人个人的作用也值得重视，这就是伊斯麦特·伊诺努，不过，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实证。

南风窗：世俗/宗教视野几乎遮蔽了普通人对土耳其和中东国家的认识，往往忽略了包括阶级在内的其他视野，比如保守主义、宗教性浓重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大多代表平民利益，而西化的、世俗的取向往往代表精英立场，近几十年来土耳其保守主义的不断回潮，是否也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反映？在世俗/宗教、现代/传统、进步/倒退的维度之外，还可以怎么认识土耳其的复杂性？

昝涛：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正发党，加上它的领导人埃尔多安，都有一些平民主义的色彩。在正发党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对于解决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百姓的民生问题，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并且是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回潮，不但不是贫富分化差距拉大的反映，反而更多是边缘与底层民众崛起的表现。

一般地，我们认为，厄扎尔时代开启的出口导向型发展，以及持续到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打破了土耳其长期存在的国有垄断，开始出现一个以中小企业主为代表的新兴的安纳托利亚中产阶层，他们成为保守主义政党的重要支持者。

快速的城市化，也使更多的人口流向了大城市，保守主义政党很善于做这些基层工作，也赢得了普通人的支持。1990年代末的繁荣党，21世纪的正发党，都是得到了上述这些人的支持。所以，除了世俗/宗教、现代/传统、进步/倒退的维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和政治-社会学的分析。

南风窗：中东地区各国、各族群在宗教文化上有共同基础，但政治上是破碎的，历史上一团乱麻，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以从哪几条主线来厘清和把握各国复杂的竞合关系？哪些因素对于理解中东国家内部关系中较为重要？

昝涛：很难厘清，因为历史也很漫长，不同的时期情况是不一样的。我想，如果历史地看的话，可以用几个帝国或政治体及其关系来讨论，这就相对简单，毕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国家，比如倭马亚、阿巴斯、马穆鲁克、奥斯曼、萨法维，这几个大帝国的时间线和横向关系，会使问题看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到了民族国家时代，政治体数量很多，那可能需要用别的方式来区分，比如从民族的角度说，有阿拉伯国家，有土耳其，有伊朗，有以色列，这样看起来已经很简化了。复杂的当然就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有20几个，就不容易把握。但可以先抓大国，比如埃及、沙特、伊拉克、叙利亚等，大国的影响力大一些。所以，抓大放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进路，但仍然是高度简化的。

如果说从内部关系上来说，有几对关系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沙特与伊朗的关系，一个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再就是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

伊朗与沙特主要是围绕着海湾或波斯湾地区的地缘、利益的竞争，但掺杂着教派因素，所以说，对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也是需要有所了解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围绕着巴以问题展开，但随着时间是有变化的，从最初的战争状态，到1970年代末埃及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再就是不久前几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都是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土耳其与伊朗也有地缘竞争关系，不过土耳其与西方关系长期是比较好的，当代伊朗则长期被美西方制裁。

南风窗：以西式现代化作为标准来衡量中东各国，就会以世俗化与否来评价其进步或倒退，但这种标准已经不合时宜。曾经为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欣然接纳的世俗化现代化方案，已受到怀疑和挑战，从一种激进伊斯兰视角来看（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基督教的世俗化改造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堕落，也是引发如今西方种种问题的根源。你觉得应该如何理解伊斯兰与现代化的关系？中东地区有哪些国家的探索是比较成功或值得借鉴的？

昝涛：首先，可能是不要把伊斯兰与现代化看成某种本质主义的事物，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简单清晰地界定的伊斯兰与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说，讨论这两者的关系，肯定是非常笼统的，甚至可能是无法讨论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有预设的，比如它们的关系要么是符合，要么是不符合，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在笼统的意义上，我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找到，既可以积极，又可以消极，关键是取决于人、群体、组织及其环境。

如果说要找模式的话，我觉得土耳其应该可以算一个。另外，伊朗也可以算。不过伊朗的模式与反美、反以色列的动员机制纠缠在一起，显得过于复杂，不易厘清，而一旦解绑，伊朗模式就会令人瞩目。

南风窗：欧洲的“伊斯兰化”正在引发西方世界的担忧，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通过民主选举扩散为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在你看来，西方世界的穆斯林是否存在走向政治上聚合的条件？

昝涛：这个事情首先得讨论“伊斯兰恐惧症”，也就是对伊斯兰的各种刻板认知，以及将其视为威胁。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些问题了，但仍然无法与成见相抗衡。所谓欧洲的“伊斯兰化”，到底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假命题，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不是定论，而可能更多地是一个政治性的话语。

的确，欧洲存在移民问题，而移民的来源是多样化的，移民内部本身也是多样化的。如果将移民放置在“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单一视角下来看待，无论从学术，还是政治上来说，都不够实事求是，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那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能制造出更多的问题。“文明的冲突”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编辑 | 赵义

新媒体编辑｜陆茗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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