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诒谋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

“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显然，爷爷希望把老张家的优秀基因都传给这位宝贝大孙子。

事实证明，不愧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县长，张爷爷是很有卓识的。

不过在张诒谋28岁之前，这一切都完全看不出来。

那一年，陕西临潼人张诒谋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招工来到咸阳棉纺织厂，已经当了整整七年的搬运工。苦不堪言，看不到人生希望。

张艺谋给人普遍的感觉是，比较土，不时尚，不讲究，脸部棱角分明，像是脸长成之后，又拿刮刀修过，冷，硬。他和高仓健有一些轮廓和神采上的相似，但在高仓健这里，就是酷，是爷们儿，到了他那儿，就是苦，是营养不良。

当年吴天明看中这张脸，才用他演了《老井》中的男主角孙旺泉，那是1987年。第二年，他便拍了第一部独立导演的《红高粱》，代表作，赢得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电影大奖。

也许是他作为男主角的旺泉形象实在神形兼备深入人心，也许是他的前几部作品对准的都是中国农村，他在电影中运用的色彩浓烈、热艳、张狂，加上他在镜头前很少精心修饰，很少谈笑风生，强化了他的“农民印象”。

张家在临潼曾是大户人家。

老爷爷辈是临潼的大财主。民国初年，张艺谋的爷爷从燕京大学毕业，回到柞水县担任县长，心怀一腔热血要带着家乡父老剿匪。

但事与愿违，剿匪没成功，却遭到土匪报复，家里老宅被洗劫并烧毁，只好举家逃到了西安城。

经此一劫，张爷爷便把三个儿子都送去黄埔军校，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了要职。

老大张秉衡，黄埔军校九期毕业，官至国军参谋长。

老二张秉权，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十五期毕业。跟着胡宗南混。

老三就是张艺谋的父亲张秉钧，在黄埔军校当过军需官，军衔是少校。

人称“临潼张家三杆枪”，这在民国时自然是风光无限。

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国民党军界，到新中国新成立的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后来又到到陕西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

29岁的张秉鈞认识张孝友时，她才19岁，还在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读书，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

张孝友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职位虽然不高但收入不少。张孝友是他的第四房太太所生，也是标准的大户人家的千金。

一年后，张诒谋出生在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张孝友再次产生了读大学的想法。开明的丈夫答应了。

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学院（2000年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合并为新的西安交通大学，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

1954年，张孝友读大学期间，诞下了第二个儿子张伟谋 。两年后，她又诞下小儿子张启谋。这样一来，张诒谋有了两个弟弟。

1955年，张孝友从西安医学院毕业，留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交大二附院皮肤科。

父亲张秉鈞是个性格沉闷的人。

在张艺谋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

和父亲一样，张诒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

1968年到1971年，张艺谋在北倪村插队三年。相比同代人，他插队的地方离家不算远，时间更不算长。他自嘲：“三年农民，一辈子农民。”

现在的张艺谋在穿着上是比较讲究的，他的衣服色调较暗，面料精致，颜色层次搭配看似不经心，清越有风致，毕竟这么多年的影像训练，他轻易能找到适合的风格。这些很难在镜头前面看到。

唯一有点不拘小节痕迹的，也是因为他说话时会动不动站起来，抡开了比划、扮演，有时候动作幅度太大，他习惯性地要时不时把宽松的裤子往上提提，于是就能不断看到他坐下，站起，提裤子；坐下，站起，提裤子。循环往复。不少人也很难觉得他有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背景。

上了大学之后，张诒谋改名了。新名字叫张艺谋。艺谋，艺谋。改名明志，后半生就是要献身于祖国的艺术事业了

1997年，张艺谋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导演歌剧《图兰朵》，父亲去世。张艺谋没来得及赶回来。在此之前，父亲跟张艺谋说过多次，要把家族故事告诉他，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要细说。

母亲跟父亲商量，老大时间紧，要不就说两天？父亲很坚持，家族故事很重要，细节很多，两天说不完。张艺谋是个不能停的人，别说两周，就是两天也得咬牙。“我们这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我每天有很多事在做，根本不会在家待十几天听我父亲讲故事。”

母亲做了很多努力，让父亲写下来，但老父坚持要亲自跟老大说，也许他早已做好了面对儿子讲述的准备，其他的方式，都更间接。对老人来说，亲口对儿子讲述家族历史，可能既是一个心愿，也是一种仪式，就算在他身体每况愈下来日无多之时，他都坚持等着这一天。可惜这个庞大、复杂的故事，被父亲带进了坟墓。

张艺谋说：“我对不起我父亲。”

父亲见缝插针跟张艺谋说的故事，被他一点点串起来，他现在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拼图，可惜这拼图中的细节，已经彻底丢失。这段故事中最重要的物证，还是照片。

张艺谋的祖籍在陕西临潼田市镇，那里出兵马俑，陈凯歌在那篇流传很广的《秦国人》里，说张艺谋长得就跟兵马俑一样。他的爷爷，大致也是这个模样。

张艺谋的爷爷是临潼的大户，父亲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说爷爷家当年就是这样，只大不小。爷爷是老燕京毕业生，私立大学，家里没底子上不起。

爷爷有报国之志，后来到了陕西柞水县当县长。柞水匪患甚烈，民众不堪其扰。爷爷打算剿匪，那时候政府没钱，爷爷回到田市镇，从家里拿了大洋买枪，装备了一个县剿匪队。

做文人的爷爷实在低估了剿匪的难度，枪买了，土匪抢先一步收买了剿匪武装，行动彻底失败，队伍土崩瓦解。张艺谋跟评书演员似的总结道：“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更坏的结果是，爷爷购买的枪暴露了他的家底，知道他家里有钱，土匪一路追杀。爷爷县长也不做了，落荒而逃，跑回临潼。土匪随后赶到，把家里大院儿给围上，要好几担大洋赎围。家里拿不出这些钱，土匪一把火烧了院子。

爷爷家就此衰败，人跑得跑散的散。爷爷捡回一条命，带着家小隐姓埋名跑到西安，开药铺为生。人到了西安，听说土匪还时不时在临潼找他。

剿匪不成，连累家人，这段经历刺激了爷爷。他觉悟“生逢乱世，家里没有拿枪的不行”，把三个儿子都送到黄埔军校。大伯是黄埔九期，二伯是黄埔十五期。张艺谋的父亲排行老三。

黄埔毕业之后都要带兵打仗，奶奶想留一个在身边，于是张艺谋的父亲做了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军需官。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父亲和奶奶留了下来，根据解放初期的肃反政策，军需、军医等技术人员可以留用。正是奶奶的坚持、父亲的孝顺，保住了家，也才有了张艺谋。

大伯一家1948年去了台湾，从此音信杳然，直到1981年，才辗转跟家里取得联系。

二伯从黄埔毕业后，和一批同学一起被蒋介石派到胡宗南部。胡宗南对他们很忌惮，弄了个军官团，把这帮人养起来，不给带兵。

这群人报国无门，成天闲得发疯，很痛苦。延安缺少军事干部，听说了之后，派人过来策反。胡宗南部队流传两句话：老蒋不要老毛要，老胡不用老朱用。

策反到二伯的头上，他很动心，打算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他只是跟母亲说，要和一个朋友一起出差。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千方百计在军队内部动用各种关系打听。这件事怎么也打听不出来，很神秘。有些人肯定了解发生过什么，就是不说。

1949年，二伯的一个好朋友，姑且称之为张三，拿一包东西到奶奶家，说是你们家老二的东西，放下东西就走了。奶奶打开包裹，里面是二伯贴身穿的衣服和零星的个人用品。奶奶一看，浑身发凉，可能人已经完了。等跑到街上去追张三，早已没有张三的踪影。

张三跟二伯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年曾经寄存过一只箱子在家里，以前没人会去动别人的箱子，现在二伯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而张三是唯一的线索，顾不得那么多了，父亲撬开了箱子。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些普通衣物，只有一张合影照片，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大家只辨认出，张三在其中。

父亲拿着这张照片在军队系统内问，有人认出了这张照片，是军统培训班某一期某一班的合影留念。大家这才知道，张三是军统的。

父亲根据这条线索，顺着蛛丝马迹，一个人破解二哥失踪之谜。最终捋出了大致经过：二伯和几个朋友，包括这个张三，打算投奔延安，不过最后一刻，二伯一群人被张三出卖。

胡宗南把人抓起来，不好处置，给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半信半疑，置而不论。直到1949年，国民党军队政府一片大乱，也顾不上了，二伯和其他人最终被枪决。

父亲探查出真相的过程可能非常艰辛，里面有很多故事。“可惜我听不到了。”张艺谋说。

在台湾的大伯一家和奶奶断了联系，大伯觉得，母亲和弟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81年，大伯得知他们还在，激动得难以自抑。

大伯很小心，怕给母亲添麻烦，从台湾托人到美国，转了一大圈，给母亲寄来了一张家庭合影。在断了音信几十年之后，张艺谋的奶奶在91岁高龄，收到了大儿子的一张六寸全家福。

“我现在还记得，奶奶家的小桌，上面铺着塑料布，奶奶就在桌前，灯光底下，戴着老花镜，一遍遍看照片，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张艺谋说，“照片的四周都被摸黄了，摸黑了，卷起来了，奶奶还看，还掉泪。”

照片背面在每个人的位置上，标注：“长子某某，长媳某某……”母亲提醒张艺谋，在他小的时候，奶奶就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巷口，向远处张望。他们都知道，奶奶在等人。三个儿子，一个去了台湾，一个失踪，生死不明，老人的残年，只指望着能见两个儿子一面——二哥已经被枪决的事，张艺谋的父亲一直没敢跟老人提起。

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和弟弟在隔绝了40年之后重新见面，可惜他的母亲已经等不了，于几年前去世。大伯带着一家给母亲上坟，快80的老人，跪在坟前，哭倒在尘埃里。“家里人让我看上坟时的录像，谁看谁掉泪。”张艺谋说。

张艺谋去台湾看望大伯，父亲特地到荣宝斋买了几只毛笔，他记得大哥爱写字。又把张艺谋叫到一边，神秘地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张印在石头上的黑白底片，是张艺谋大伯的戎装照。

母亲大惊，十年运动中家里经历过多次抄家，这么危险的东西父亲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连母亲也不知道。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历史背景复杂的家庭，就算普通家庭中搜出这么个东西，也可能会带来很大麻烦。

张艺谋到了台湾大伯家，台北小巷里很普通的一家人。张艺谋拿出父亲给的纸包，里三层外三层拆开，露出里面的石头底片。大伯一看生气了：“他留着这个干什么？！这有用吗？！不就是一张照片吗……”他责怪弟弟。

军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不同的。藏着一方哥哥的照片，瞒着世界上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妻子、孩子。冒天大的风险，张艺谋的父亲也许并没有什么奢望，就为有了它，他就不是一个人撑着，至少还有个兄长。

哥哥当然知道，但他更后怕。

张艺谋问起大伯1948年是怎么到的台湾，大伯讲的故事更为传奇。

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大伯接受了一项命令，留在大陆打游击，他需要找白崇禧要50挺机枪。当时一片大乱，白崇禧也不大听蒋介石的命令。

大伯老实，在白崇禧那里待下来，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正在此时，遇见了黄埔同学，同学告诉他，先别忙这些，学着别人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伯这才找关系带着家眷到了台湾。

安置完家眷，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又返回大陆。人到了上海，白崇禧找不到了，他也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土崩瓦解，正发愁怎么办，遇见了他的另一位黄埔的同学，是炮舰的舰长。同学说，别想着完成什么任务了，搭我的炮舰回台湾去。

炮舰到了基隆港，几天靠不了岸。当时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负责对撤台的所有军人集中管训。岸上布满了宪兵，大喇叭里滚动播着：“来台的军人们，请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武器交给上船的宪兵，然后依次下船接受安排。”上岸官兵必须先缴械，按照规划重新编队，港口拥堵非常严重。

舰长见老同学着急，想了个办法。那时候只有厨师和采购可以上岸采办，舰长建议大伯换身衣裳，冒充采购。临走，舰长不放心，自己也换了身衣裳，护送老同学上岸，“送佛送到西”，上了岸他才能放心。

上岸不久，身后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接着发生了连环爆炸，正是同学那艘舰的弹药库发生事故引发的。一个舰的人全完了。两个人痴痴呆呆看了半天，恍惚不知身之所至。

大伯说，后来舰长扑通一声给他跪下：“老同学，你救了我。”

张艺谋说：“后来我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有很多感触。故事不一样，感受是相似的。”

今天再说起这些，听起来就像传奇故事，对于亲历者来说，比如张艺谋的奶奶，一辈子唯恐自己的身份会影响孩子的父亲，惴惴不安的姑姑。“我都已经算隔了一层了。”张艺谋说。

也许张艺谋有一天会拍出类似题材的电影，如同他用《我的父亲母亲》来表达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一样，他的这些感受可能会因为一个剧本的触发奔泻而出，形成另一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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