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在这所大学呆,你可以换个学校,何必要脱离体制呢?”
今天中午,放下酒杯,走出菜馆,李教授再次劝我重新考虑辞职决定。辞职报告提交半个月以来,我遭受了好多次类似善意的劝说,它们大都来自省内外高校同行。
正因为那些不怀好意、想看笑话的人,心里都巴不得我赶紧办完手续,以免突然后悔,收回报告,所以,我才更能清晰地意识到,上面这些劝说者都是心怀善意的人。这些善意,固然让人感到一丝心暖,但是,不客气地说,听多了,委实也让人心烦。我原本平静的心情,被这些善意一次又一次地搅乱......我不过是给余生换一个赛道,在他们看来,为什么就像犯了一次大傻呢?在无意识里,这些善意的劝说者,无不给我的辞职决定,大致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受到排挤,我待不下去;二是,我的职称待遇被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感到堵心。其实,经过入职以后两三年时间的磨合,学院同事和领导都非常了解我的性格。一旦摸透我的性格,大多数人都会发现,我非常容易相处(说我难相处的人,大都是自己有问题)。所以,这五六年,在工作上,我和大家一直是和谐共事。2021年4月,在17级学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因为意识形态争论,我和刚刚调来的新院长发生了一场误会。事后误会很快得到澄清。我理解了,那是作为浙大校友的他,对我怀抱比别人更严格的期待和要求。半个月前,我提交辞职报告的时候,院长还语重心长地拉着我在沙发坐下,耐心地劝我不要走。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有过一场误会,但是,事后这两年多的相处模式,其实挺好的。继续用这种模式相处下去,彼此都愉快,你何必要走了?”
所以,请大家相信,我的辞职与人际关系毫无关系。当然,同事之间暗中攀比,在任何地方,都在所难免。那是人性使然,自己淡然处之就是了。除了人际关系角度,有些同行,基于职称待遇被降低的角度,对我的劝说更是单刀直入:“你鄙视国内学术环境,导致过去几年科研积分不够,待遇被从副高降为讲师,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可以选择调到小城市或地级市的高校。到那里,副教授待遇完全可以保住。没必要因为这个而辞职。”两年多以前,也就是我的工资待遇还没有被降为讲师的2021年6月中旬,在一个电话里,我曾经对校级和院级领导提出,那个学期末,考试一结束,我就走人。不想工作了,从此做自由职业者。然而,前年9月底,认证评估在即,教师队伍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领导劝住了我。而我的待遇被降为讲师,不过是去年的事情。所以,我的辞职与职称待遇等级毫无关系。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反复说过,我单身一个人,平时真的不需要花多少钱。三十块钱,就够我一天的吃喝了。再说,少了那几百元钱,我在外面轻轻松松赚得回来。每个月多多少或少多少工资,我是真的不太在意。从高校辞职,告别体制,于我而言,原本应该是一件平常事,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很多人眼里,在五十岁的年纪,我选择脱离体制,简直无异于蹈海自杀,岂能不让他们一惊一乍。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要让把体制内的稳定和福利看成“人生最高追求之一”的人们,去理解一颗不羁的灵魂对自由的超常渴望,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然而,作为高校教师,学历比大多数人高,自我感觉普遍不错,他们潜意识里无法接受“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自己无法理解的人与事”这样一个事实,只得倾向于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基于人际关系和福利待遇的角度,煞有介事地评判和推测别人的辞职。比起那些看着或鼓励我“干大傻事”而暗自窃喜的人,比起那些平时几乎从不交往,在关键时刻却突然跳出来说“无论如何我都支持你辞职”的探头乌龟,不可否认,这些劝说者都是出于好心,才劝我“不要蹈海自杀,赶紧回头是岸”。他们的言辞散发的温热和暖意,人到中年的我,怎能感知不到呢?尽管听多了心烦,我却暗暗感谢他们,庆幸自己在职场上还能遇到这些好心人。然而,横亘在彼此之间那一道价值观的巨大沟壑,导致对话和理解变得异常的艰难,屡屡让我坠入无力和孤独之中。在这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哪怕在教授堆里,要找到与自己处于同一精神维度、能够真正理解自由的人,竟然也这么困难。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对于在笼子里关久的小鸟来说,飞翔是一种病”,因为笼子里有吃有喝,遮风挡雨。飞到外面,就得自己觅食,风吹日晒。飞翔的小鸟,尚能理解笼里的小鸟,而笼里的小鸟,永远无法理解飞翔的小鸟。或许,这就是孤勇者的宿命。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勇敢,我不过是,在人到中年之后,又一次践行了“人生短暂,随性而活”的价值观而已。
既无能也不想说服什么人,我不如引用尼采的一段话,来安慰和鼓励自己吧:“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问,你走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