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二代”们再混蛋，也无法证明罗翔错了

公众号新闻

2023-03-12 13:03

这是两码事

沉寂很久的罗翔老师发了一篇，“一个人犯罪影响子女考公，这公平合理吗？”

然后就被网暴，被骂上热搜，普及一下常识就像点了炸药桶，真是自寻烦恼。

原因是罗翔在文章中认为，连坐亲属这条规定是不合理的。“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

罗翔老师的道理说的很美妙，但无奈的是，大多数人似乎压根不愿意听他说这个理。他被主张严惩罪犯的人骂为“圣母婊”，甚至是“为贪污犯洗地”。

在这些反驳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被频频提及——曲婉婷。

给不了解曲婉婷的网友简单科普一下：曲婉婷原本是个华语歌手，曾去加拿大学习音乐，并以一首《我的歌声里》走红。此人平时接受采访时洋范儿十足，说话带英文腔，旅游去普吉岛，连谈恋爱找的都是老外，平时奉行素食主义，爱说些“牛奶都被人类喝了，那小牛喝什么？”之类的胡话……

总之，乍看上去，这人似乎应该是海外华侨富二代，家里在国外做生意，日进斗金不差钱，所以才来玩音乐的那种感觉。

可是后来一起反腐案，揭开了她的老底——原来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妹子，小时候恨不得喊“翠花上酸菜”那种。她能装的这么“洋”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个被她视为“英雄”的妈妈张明杰。

据公开报道，这位时任哈尔滨道里区副区长的老妈，利用主管国企改制的职务之便，贱卖国有资产，将单土地价值就超23亿的哈尔滨原种繁殖场，以6160万的价格卖出，吃了大量回扣。此外，还虚构土地使用权转移，骗了近3.5亿征地款……

贪墨这些钱之后，身为单亲母亲的张明杰得以支持她的女儿去追寻“音乐梦”。她们家九十年代就摆上了万元的钢琴，曲婉婷想出国留学，就能读加拿大最好的公立高等教育学院，学费一年近20万，一读就是9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下岗重灾区的东北，发生在国民收入尚低的上世纪末，虽然曲婉婷一直宣称自己“追梦”花的钱都是她家合法收入，可当时一名东北公务员的正常工资有多少，说真的，只有鬼才信。

在其母东窗事发之后，她在社交媒体上，诉说自己非常痛苦，天天以泪洗面，年年为母喊冤。可是，她又死活不肯回国，依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着夜夜Party、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当然，她始终坚称，这些钱都是自己靠劳动挣来的，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

对于这么一个“贪二代”，得了便宜还卖乖，人民群众当然气得牙根痒痒。所以罗翔一说“个人犯罪不应该株连子女”，很多人本能的就想到了她，然后义愤填膺地质问罗老师——

“曲婉婷们听你这么说，要笑死了。”

“曲婉婷：罗老师懂我！”

“别说了，再说曲婉婷要连夜回国了！”

把这个名字搬出来一质问，当然就会觉得罗翔的提议很荒诞。

可是如果你肯破除网络的迷雾，稍微深想那么一点，你就会发现，网友们骂罗翔所抖的这个机灵，看似巧妙实则诡辩。

只消问一句，已经移民海外、开豪车、住别墅的曲婉婷，她真的在乎被剥夺考公务员的权利么？

你对曲婉婷这样的人说，因为你妈是贪污犯，你受了她的好处，所以作为惩罚，我要剥夺你考公的权利。她会怎么回答你？

她只会嗤笑一声：“你请便！”

是啊，人家在海外早躺平了，守着老妈留下的巨额资产吃香喝辣不爽么？曲婉婷的脑袋得被什么门缝给挤了，才会抛下“贪二代”的逍遥日子不过，哭爹喊娘地非要回国来为人民服务？她就为考个编制，做条体制内的社畜，每天按时上班开会写材料拍马屁？

你看，这就是骂罗翔的网友思维中的扯淡之处——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状态去推己及人，本能地认为考公是一种多么了不得的“权利”、“福利”，觉得一旦金榜题名，捧上铁饭碗，就“上岸”了，从此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走上人生巅峰。

他们似乎不懂什么叫“公务员”。公务员只是政府的雇员，也是社畜打工仔，收入不会过度高于社会平均薪酬，唯一的优点是相对稳定。（未来也够呛，经济不行财政没钱，政府恐怕迟早降薪裁员）

真正勾兑权力与金钱的政商游戏，远远不是普通公务员们所能理解和参与的。在公务员群体中，“官”也是少数。吃瓜群众不知道的是，他们无比珍视的“上岸”，对张明杰、曲婉婷这样的官宦家庭来说，其实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公务员，干部，官，层级森严，是一座权力资源的金字塔。当大官，掌大权，办大事，立大业，搏大名，发大财，无限风光在险峰。

张明杰之所以如此疯狂的贪，为的是什么？难道是让女儿接着考公考编吃公家饭？别扯了！公共权力，对她们来说就是一个跳板，一个杠杆，一个工具，等到你抓住张明杰，想用“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去惩罚她们的时候，她们早已经把手中权力变现，把自己后代送到了你鞭长莫及的地方。

甚至我们可以推想，正因为有这样的规矩，张明杰们在贪的时候还会多了一分“紧迫感”——要抓紧，加速变现，因为一旦事发就没机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你看，这才是现实中的法律。法律不是死的，它是能动地参与到社会运作中的。当我们制定一条严厉的法律，希望它能“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些本应受制裁的人并不是死的，他们根据这条法律制定相应的对策，最后很可能产生的就是这种“扑空”的情况——

我们只会跟曲婉婷们怒吼：不让你考公务员！

曲婉婷们却笑道：我爸妈早知道，所以已经替我捞够了。

而这条本来想制裁曲婉婷们的规矩，真正能打击到的人是谁呢？

很可能真的就是罗翔老师说的那些确实无辜的子女，他们没有从父母的犯罪当中获得什么好处。因而和我们一样还要在这个尘世里混，想要争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因为出身问题，把他的机会剥夺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待社会呢？

当然我知道，即便我这样分析了，告诉你这条棒子打不到该打的曲婉婷们，很多人依然也反对罗翔。因为他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时候，秉持的是一种“能可错杀，绝不放过”的前现代司法原则。这种思维的底层计算其实是：我父母没有犯过罪，我这辈子估计也不会犯罪，反正铁拳惩罚的是别人，你生在罪犯家庭是活该，对我来说只有收益，没有损失。

可是，任何过重或不当的刑罚，都是具有外溢性的，一旦被制定出来，它在执行中绝不会老实待在一个地方，一定会不断膨胀，“污染”其他的法条——犯罪者的亲属当中，曲婉婷这样的人，也许是少数，也许很多，但绝对同样存在大量没有跟着犯罪父母“沾光”的子女。

把一种惩罚无故加之于这些人的身上。这种做法最有隐患的地方在于，它突破了现代法律对个体“无罪不罚”的底线。而这个底线如果可以突破，所有人都在危险当中——

如果你认同一个人即便没罪，但社会为了实现法律的功利主义目的（宁可错杀，绝不放过），依然可以惩罚他。那等到某一天，这种逻辑运用到你自己头上的时候，你又能向谁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