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地方国资实力最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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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3 09:03

按照我们的思维惯性，会想当然认为：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国有经济越没有发展空间，规模大或有竞争力的国企就越少；而那些传统国有经济发达、民营经济落后的地方，自然国企更方便做强做大。

这几乎被认为是最简单的常识，或最基本的经济逻辑，无论你的所有制立场如何。

但是笔者近年在研究国有经济时发现恰恰相反：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国企发展也做地越好。

我们以入围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169家地方国企为观察样本（注释一），这些企业可以视为13.6万家国企的最优秀代表。

我们可以发现，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地方国企基本集中在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区域，以企业总部所在城市排序分别是：上海（15）、北京(13家)、广州(13家)、杭州(8家)、深圳（5家）、厦门（4家）。

广东是民营经济第一强省，理应是国有经济的不毛之地，却共有 19家省属或市属国企入围。

而东北三省作为国有经济传统重心，民企也长期发展滞后，理应是国企发展的沃土，反而仅有一家地方国企上榜，也就是排名第500的盛京银行，甚至过去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企业入围。

表一：广州沈阳等10个副省级城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对比，各地国资规模基本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一致

数据来源：各地财政局发布的2021年度或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详细来讲，广州市国资委，号称“宇宙最强”的地方国资委，去年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到5.47万亿，有3家市属企业跻身世界500强；

深圳市也突破5万亿，1家市属国企跻身世界500强。

广东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6.9万亿，这相当于东北三省的2.5倍。

浙江、福建这两个民营经济占比最高的省份，国企表现也非常亮眼，杭州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宁波、厦门也都超过2万亿，两省共有7家地方国企跻身世界500强。

表二：入围2022年度中国企业500强的广州市属国企

此外，北京、上海虽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汇聚了充裕的金融资本、科技和人才，在改革开放中，也形成了非常发达成熟的民营经济（如联想、小米、百度、美团、物美等），这两个城市的市属国企表现也特别优异，上汽、北汽、浦发行、华夏银行、首农、光明食品、绿地等在都各自领域脱颖而出。

到2022年，这两个地方的国企资产规模分别达到8万亿和27万亿，位列副省级以上城市前两名。

我们再来看传统国有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情况。

东北三省是市场化改革前，全国大型国企最集中的区域。1981年全国大型企业1476家中，有277家在东北三省，而东南三省仅有76家（福建12家、浙江20家、广东44家），两地国企实力明显不在同一层次。

而如今情况发生逆转，2021年辽宁省国企资产总额为2.8万亿，不足广东省的六分之一；沈阳市国企资产总额为4736亿，不到广州的9%；

东北三省中，国企资产存量最多的城市为哈尔滨（7649亿），其规模也不足广州的15%。2020年，辽宁省近5000多家地方国企营业收入加起来（分别是3589亿），还不如广汽集团一家多（3954亿）。

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东北以外的西安、兰州、太原、洛阳、包头等传统国有企业发达的地方可以看到。

比如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西安及周边聚集了24个，太原及周边有15个，洛阳及周边有10个，兰州及周边有8个，但是如今这些地方的国有经济，除了依托垄断经营权的能源、有色金属类国企经营业绩尚不错外，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

从2002年国企改革完成后（注释二），各地国企的资产增长速度来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五省市速度最快、发展效益最好，浙江国企资产总额增长了48.9倍，其次是江苏38.1倍，福建、上海也增加了20多倍，广东在规模非常大的基础上，也增加了15.2倍，而辽宁和黑龙江增幅均不足6倍。

考虑到这期间我国M2增长了近13倍之多，扣除货币通胀的因素，其实很多北方省份国有资产总量都在萎缩，这20多年来国企的保值增值，实质主要靠东南五省市地方国企以及个别经营成绩优异的央企。

表三及附图：1981年至2021年，北方五省与南方五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增长比较（单位：亿人民币）；附图为八省2002至2021年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增长倍数

注：1981年的数据采用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值统计，之所以选取大中型企业，是因为其皆为国有企业，而小企业中有很多是社队自办集体性质企业。另外，根据近年国务院国资委的统计数据可以推算，某些北方省市数据失真嫌疑较大，故不纳入比较范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2）、《中国财政年鉴》（2003），以及各地财政局、国资委网站。

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是经济重心转移到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东南沿海还取代东北华北诸省成为新的国有经济重心。

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和江苏五个东南省市加上北京，其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占全国地方国企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远超北方各省总和。

在利润上，这六个省市更是贡献率更高，占比近八成（2020年全国地方国企利润为12665亿，六省市合计9417亿），深圳一市的国企利润就超过黑吉辽蒙津蒙冀晋陕豫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市区。

总之，这些民营经济发达区域，不仅为国家贡献了最多的赋税，还贡献了主要的地方国有资本增量。

表四：部分省市自治区2020年地方国企营业收入、利润额和利润率

数据来源：国务院国资委编写组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21）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那就是：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关系。

那么，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是市场生态“溢出效应”或“带动效应”。正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外企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溢出效应一样，这二十年来，地方国企的发展壮大实质上也很大程度得益于本地民企的创新模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溢出。

通俗地讲就是，民企发达的地方，市场机制也就很完善，整个市场生态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需求都很强大，民企发挥了“长板效应”。

比如，一个地方入围民企500强企业数量，与这个地方国企入围中国企业500强及财富世界500强的数量基本成正比。

即便现在被诟病的，制造了巨额地方债务的城投公司，其区域差异也非常大。利润最高的30家公司，有25家分布在粤闽浙沪苏京民营经济发达的六省市，其中，深圳地铁集团和浙江交投被称为城投利润之王，而负债率最高、信用等级最差几乎全都是民企不发达的省份国资平台。

其次是民企对国企具有强大的回馈反哺效应。这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资源都非常充沛，因此，政府有较多的资金用来充实国有资本，扩大国有资产规模。

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多年以来，国企资产总额创下了增长2.46万倍的奇迹，这不仅跟深圳国资经营水平高有关，也跟深圳民营经济发达、财政充裕，可以不断向国企大额注资有关。

比如，得益于腾讯、华为、万科等民企逐渐走向成熟暴发期，深圳市财政在2008年至2016年之间，从800亿跃升到3136亿，受惠于此，深圳市财政部门不断向国企注资，仅在2014-2016三年间规模就达3200亿，深圳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一般国资大市（2008年国企资产总额仅为大连的40%），向万亿级国资强市的突破。

表五：深圳历年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规模变化的正相关关系（2008—2016）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2009—2017）

我们还可以从黑龙江和宁波（1.59万亿vs1.57万亿）这两个经济体量相当的区域，对比两种效应的差异。黑龙江民企总体发展质量不高，2022年百强营业收入总和为4643亿，利润为140亿，相比之下，宁波百强民企营业收入达到2万亿，利润突破700亿，均为黑龙江4倍以上。

受此影响，2022年度，黑龙江民企仅为本省财政贡献了约520亿税收，全省财政收入因此只有1320亿；而宁波市的民营企业，本年度为本地财政贡献了约2500亿财政收入，市财政收入突破3600亿。

这种情况下，“财大气粗”的宁波市政府则可以屡屡拿出大手笔，支援国企发展，仅2019年度成立的“国企发展专项基金”就达500亿，这绝对是黑龙江无法相比的。

由此导致，从2003年至今，黑龙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仅增长了5倍左右，而宁波从888亿增长到2.68万亿，增幅达到了30多倍；当年宁波国企资产总额仅是黑龙江的四分之一，如今已经是其1.6倍。

表六：黑龙江和宁波民企、国企发展情况比较

再次是载体效应。近年来，国资发展思路逐渐从做产业转换到管资本，简单说就是从直接办生产经营性企业，到投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转变。目前，已经有21家央企已经脱离实体产业，改组为资本运营公司，全国已有36家省级国资委组建了14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资本化、金融化的变化趋势，使得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二者是并行竞争关系，现在变成了上下层的关系，民营经济成为国资经营的载体之一。

从实践效果来看，很明显最近六七年，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国有金融资本可以投资的产业机会就多，尤其是高收益率的新兴产业就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与本地民企的投资互动中，都实现了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

比如，深圳创投投资项目中上市的已经达到248家，投资额达955亿以上，资产管理规模也达到4000亿以上；广州金控至去年已经成功孵化了9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上海高科、苏州元禾、北京亦庄国投等孵化的上市公司也都在50家以上，企业管理的资金规模都增长到千亿级别以上。

而那些民营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国有金融资本往往陷入没有好的企业、好的项目可投的境地，国有资本增值也就非常缓慢。比如，投中网评选的2022年度国资投资机构百强中，仅有4家北方省份的地方投资平台，而广东一省就有18家。

注释一：之所以剔除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央企，是因为其发展政策更受中央政策影响，而不是本地经济环境影响，地方类国企则更受地方市场环境和地方经济治理水平的影响。

注释二：之所以不选择比2002年更早的时间，是因为在1998年-2000年之间，我国进行了力度颇大的国企改革（“三年改革脱贫”），通过破除、改制、重组等手段淘汰亏损严重的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同省份私有化程度差异较大，像北京市属国资减少了60%以上，而江苏、广东等省份几乎没有减少。到2002年，各地国企改制基本结束，国企数量和资产存量逐步稳定下来，因此有了一个公平的参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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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略主笔凯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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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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