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访杨紫琼：8年前一场灾难，改变了我的生活

纽约时报3月13日发布了一篇对杨紫琼的专访，以下是专访内容：

最近，世界各地的人们和我一起庆祝我职业生涯中的许多第一次——我的第一个金球奖、演员工会奖和独立精神奖，以及我的第一个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虽然我很感激这一难忘的时刻，但我想把这一全球焦点转向一个值得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8年前，当一个时刻震撼了我的世界观时，我的生活改变了。

那是2015年4月25日，我和我的伙伴让·托特（Jean Todt）在尼泊尔访问当地的民间组织。突然间，我感到大地开始剧烈颤抖。我所在的低层建筑外，一场致命的大地震袭击了这个国家。我此前从未感受过像那天的那种恐惧和惊慌，当时我脚下的地面摇晃得如此厉害，我的脚都站不住了。我不得不爬行，试图走到门口逃生。当我们逃出建筑后，我们不得不在室外呆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不确定哪些建筑物足够坚固或足够安全，可以让人们进入。

我很幸运，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那一天。但那次经历真的非常可怕，那场大地震的影响至今仍萦绕着我。我们下榻的酒店在地震中受到损坏，不再能安全进入，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机场，在机场住了两晚，然后乘飞机撤离。我们去往机场的路上，我看到了周围遭到的破环，废墟。我无法摆脱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还有家可以回，而不像这里成千上万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突然变成了废墟，这是多么的不公平。

如此巨大的灾难对那些人的生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地震发生3周后，我决定回到尼泊尔帮助救灾。一年后，我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亲善大使再次回到尼泊尔时，我见证了那里的改变。

当我看到了上个月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报道后，我再次想到了尼泊尔。甚至在地震发生之前，叙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很糟糕，大约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数百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许多人现在无家可归，没有办法重建他们的生活或保持他们家庭的安全。

这些危机不仅仅发生在灾难性的时刻。它暴露了现在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特别是女性和女孩儿首当其冲。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缺乏卫生设施、保健设施和安全，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在我担任亲善大使期间，我近距离地看到，女性和女孩儿往往是最后一个回到学校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获得清洁水、疫苗、身份证和咨询等基本服务的人。她们通常是最后获得工作和贷款的人。

在叙利亚，联合国预计约有4万名女性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分娩，但无法获得卫生的条件。当女性不得不睡在露天，通常是在建筑物倒塌或不安全的情况下，或睡在没有足够隐私或保护的集体庇护所时，她们遭受性暴力和攻击的风险就会增加，而这种风险在灾难发生后会急剧上升。

为了从灾难中完全恢复，并为下一次灾难作好准备，女性和女孩儿的具体需求必须被纳入人道主义反应的考虑范围。

女性也必须在恢复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在危机时期，在影响她们生存前景的决策中，代表女性发声的人数少得可怜。这种差距产生了非常危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女性在灾难中受到的打击最大。在救援工作中，女性和女孩儿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饥饿。

我们知道，女性支撑着她们的社区。她们的声音、领导力和充分参与是实现包容性、成功和可持续恢复的关键。这意味着在重建社区、建造学校和市场时需要考虑女性的需求、优先事项和安全。这意味着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信息、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以及贷款和保险机制等等，这些都是恢复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

我们知道，让更多的女性在社会、国家和机构层面上担任要职和决策者，能产生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法律和做法，在各个层面上保护和促进性别平等。这意味着要努力实现对家庭、工作、网络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性别暴力的零容忍。还意味着投资于女性教育，以确保她们的声音在政府和社会的最高层得到体现。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反复出现的流行病、战争和灾难所困扰的世界，并且正在与气候变化作斗争。这可能让人感到难以克服。但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进步的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我们与这些危机作斗争的最强大的盟友。技术使基本的社会服务得以运行，改善了危机应对，加强了社区并促进了经济复苏。

然而，数字世界也是一个不平等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内，有27亿人被排除在数字连接之外，其中更多的是女性。因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女性在获得生活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源方面面临障碍，包括如何充分准备、应对和处理灾害。

缩小数字鸿沟对于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社会规范和确保女性的声音和领导力在灾前、灾中和灾后被纳入最高级别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必须对女性教育进行可衡量的投资，促进数字扫盲和STEM领域。

今年，我们距离2030年实现联合国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日期已经过半，这是一个没有贫穷和不平等的世界的全球共同愿景的蓝图。通过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我所了解到的是，只有我们在任何地方和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实现这些全球目标，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并迎接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我已经60岁了，而且我刚刚赢得了我的第一个奥斯卡奖。我对毅力有所了解，而且我非常清楚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是什么。我也很清楚，我的经历完全不能与我遇到的那些站在危机前线的女英雄相比。但是，如果我可以用我的职业快乐的这一时刻做一件事，那就是把聚光灯对准那些经常不被承认的人，那些正在重建社区、照顾孩子和老人并把食物放在桌上的女性。让我们确保在做出对她们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时，房间里不会缺少她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