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存起来

3月1日上午10点钟，上海虹口区凉东小区内，68岁的张幼珠登门拜访77岁的章亚玲。

出电梯，走过堆放泡沫纸箱、塑料瓶和各式小推车的回廊，玄关留了一道门缝。推门进去，身形佝偻的章亚玲已扶着门框等候。

她穿着羽绒背心，一顶针织帽盖住毛刺刺的短发，身后靠墙倚着一只带锈斑的氧气瓶。因为有严重的肺病，她难以久站，也走不动路，“脚里打飘，人总要向前冲倒。”

张幼珠放下一袋上海青，嘱咐说，“青菜要吃，有叶绿素，通大便的。”章亚玲答应着，被她搀进房内，坐下攀谈起来。

章亚玲独居已有六年了。她与张幼珠在同一个小区做了二十余年的邻居，从2019年起，也成了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中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在“时间银行”中，高龄老人可以请住在附近的、较低龄的老人为他们陪诊、购物、聊天，或是解决其他的日常生活需求。相应的，低龄老人通过服务积累“时间币”，并可凭此换取一定奖励。

2019年6月，上海虹口区“时间银行”小程序上线，包括凉城新村街道在内的两个街道、一个养老院开始“时间银行”的试点工作。随后几年，南京、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的调查，全国范围内目前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独居、孤老是现在的大趋势。”凉城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街道有60岁以上居民33000名，占总人口的44%，其中还包括孤老、失独老人、独居失能老人等1000多名，“像‘时间银行’这样的‘老老互助’是顺应当下的一个机制。”

张幼珠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行事麻利。

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效益不好”，张幼珠离开工作了多年的纺织厂，进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充足，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服务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

在这里，她见证到章亚玲一天天衰老。

张幼珠说，章亚玲的老伴去世多年，唯一的女儿定居国外，她已独居六年。章亚玲是个外向型的老太太，过去乐于参加社区活动，常常下楼到小花园里和其他老人交流。这两年，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有过“呼吸停止6分钟”的危急经历。她的行动越来越不便，成天待在家里，“很憋的”。

服务次数多了，张幼珠成了章亚玲为数不多的“老朋友”。

两人平日保持着电话联系。章亚玲缺了小菜、少了药，都找张幼珠帮着购买或开取;一年一次的拍CT也是张幼珠陪着她去;天气暖和的时候，张幼珠还会帮她洗头——要不她只能推着助行车，颤巍巍地去附近的理发店，花几十元请人洗头，或是在家里，扶着扶手，坐在逼仄的水盆里，小心翼翼地自己清洗，随时要留心摔倒。

2019年6月，凉城新村街道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始施行“时间银行”项目：街道中的低龄老人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在服务的过程中积累相应的“时间币”。而后，低龄老人们可用“时间币”换取一定奖励。

每为章亚玲服务一次，张幼珠可以获得一枚“时间币”，记录在“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中。

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时间银行”中，最热门的服务项目是买菜、看病、配药和过生日。对低龄和高龄则并无严格划分，“有的人六十几岁就只能躺床上了，有的人到了七八十岁还壮得像头牛。”但总体来说，是七十岁以下的老人服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刘青介绍，张幼珠和章亚玲只是街道“老老互助”的缩影——“虹口区在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凉城新村在虹口区老年人口又是排在前列的。”街道登记在册的“时间银行”服务者有140多人，持续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一千余名。

许多困境在这所“银行”里被纾解。一位七十多岁的孤老阿公，肺癌晚期，身体恶化，困在家里将近一周没有吃饭。街道接到求助电话，委派“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上门找到他，叫了救护车一道送到医院去。

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突然中风摔倒，“时间银行”的服务者照料她入院。她不能说话，就打手势告诉服务者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让服务者买尿不湿、缴住院费。

还有位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常常忘记怎么吃药，也要打电话给服务者，服务者会上门将用药说明书念给她听。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去家里，也是服务者替她叫来开锁师傅。事后，她把新配的钥匙分了一把给服务者，还赠送了一张自己的相片。

2019年3月，民政部宣布将“时间银行”纳入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同年6月，包括凉城新村在内的虹口区的两个街道和一个养老院正式试点“时间银行”。有关文件说明：“政府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和支持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按照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时间，储入其‘时间银行’个人账户，以便将来兑换相同时长的服务。”

刚开始，刘青和同事们觉得“无从抓起”，此前他们从未听说过“时间银行”。

街道找来第三方技术公司，共同设计出“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分别注册、认证后，“可以像点外卖一样”，在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承接订单。

小程序刚上线时，街道和第三方公司组织了几次培训，现场指导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如何注册、认证、发单、接单。

1997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博士生的陈功在写作养老方式相关的博士论文时，第一次接触到“时间银行”。

他总结，“时间银行”的雏形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3年，日本的水岛照子组织成立志愿义工网络，组织家庭妇女等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提议用虚拟货币“时间美元”计量，“以劳动为计量标准，将人们每次参与志愿活动的服务时间存于个人的时间银行账户，等自己需要服务时再从时间银行中支取，接受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

后续的研究中，陈功发现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在1998年左右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模式，用纸质“存折”记录时间币。

陈功记得，当时提篮桥街道的街道主任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妇女”，她在居民间的声望很高，组织起街道互助，大家也都愿意参与，“那是个‘能人’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制度或体系性的东西。”2003年后，街道班子换届，这套模式就逐渐消解了。

在提篮桥街道的尝试之后，山西、北京、广州等多省市，陆续出现过与“时间银行”相类似的社区互助机制。它们有时冠以别名，如“道德银行”“爱心银行”“公益银行”等，且往往规模很小，局限于一个社区、一条街道。然而，同样由于体量小、设计不完善、服务难以兑现等问题，它们基本都难以维持。

试点“时间银行”近四年，凉城新村街道一直维持着最初的“小而精”的模式。“整个街道有三万多老人，有供有求，如果把他们都容纳进‘时间银行’，整套机制的运行，就不是街道可以搞定的了。”刘青介绍，“时间银行”还存在一些目前难解的问题，比如只是在自己的社区运行，如果搬离，在新的社区积分兑现就有困难，“因为不同的区、不同的街道，对‘时间币’的价值和兑换标准都有不同。”

“全中国目前都还没有统一的‘时间银行’。”陈功说，他观察到，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在政策文本上强调了“时间币”在“全市范围内通存通兑”，但具体实现的程度，还不好说。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时间银行”的全面推行需要更高的顶层设计。

但政策的大方向是向好的，陈功总结，国内的“时间银行”正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年，国务院颁布《志愿者服务条例》，提出志愿服务时间的记录及存贮。2019年3月，民政部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2019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时间银行”。

据他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设计架构之外，另一个被业界广泛讨论的、亟须厘清的问题是，“时间银行”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依据“公益”，还是依据“市场”?

刘青认为，若用“时间币”可兑换现金、兑换更有价值的生活用品，就显得“功利了，没有意思了。与居民们做公益、做志愿的本心不符”。街道本身就提供一些付费的为老服务，“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花钱请人来做的事，有时候是不如有人自发想去做这件事的。”比方说，有些老人要开药，宁愿把医保卡交给“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也不愿交给雇佣的护工，“在雇佣关系中，那种信任没有建立起来。”

无人来访的日子里，章亚玲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屋子里发呆，通过iPad查看远在国外的女儿家的监控，看女儿和外孙在做什么，进了哪个房间，什么时候吃饭，吃了哪些菜。

今年年初，她感染新冠，高烧烧到39摄氏度，一个人在家里“硬熬”，“有时候怨起来想，死了算了。”

张幼珠的陪伴是她少有的期待。疫情时，张幼珠会买来小菜、馄饨，放在她玄关门口的小车上，再按铃通知她，两个人隔着门说会儿话。现在疫情稳定了，张幼珠更是常来常往，每周总要过来几趟。

“独居和空巢老人群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孤独。”陈功说，“老人们想与人打交道，‘时间银行’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作用。”陈体标也总结，“时间银行”主打的是非专业性的、精神陪伴类的服务。

同是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服务者的臧筛凤说，为老服务做多了，有时她从自家单元楼出发，“半个小时还走不出小区。”一路上都是老头老太向她招呼。有几个孤老，成天给她发信息问候，早上好，晚上好，吃饭了吗?

64岁的服务者盛美芬也提到，有位她常服务的孤老，平素内向，从不愿参加社区活动，也无亲人朋友造访，自己一人整天闷在家喝大酒。不过一见到她，就管她叫“阿姐”，很愿意同她讲话。还有一位九旬独居老人，前阵子摔断了腿，行动也很不便，但每每她傍晚进出小区，总能看到他站在自家窗户边向她招手，“好像知道我这会儿要回家，有时候像是专门在等我。”

服务者可以使用积累的“时间币”兑换奖励。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