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过去的三年，2023年的春天显得更富有一层意义。
我们邀请三位诗人翟永明、余幼幼、戴潍娜，请她们分享在这个春天的真实感受，并把自己当下的感受与思考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翟永明创作了诗《今年》，余幼幼创作了诗《宽慰》，戴潍娜创作了诗《小落日》。翟永明在采访中说：“2023年的春天可以用‘绽放’来形容，不仅仅是指季节、气候、花期，也包含着内心、情绪及行动，因为在过去三年的春天里，我们都忐忑不安地封闭着。”2023年，以春为始，让我们像鱼跃入海般地去拥抱更广阔的生活。
翟永明
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4年完成的组诗《女人》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之作。1998年在成都开设复合型文化空间“白夜”，策划、举办一系列跨领域文化活动，使“白夜”成为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并经营至今。岀版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里的素歌》《终于使我周转不灵》《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全沉浸末日脚本》等，岀版散文、文论集《纸上建筑》 《坚韧的破碎之花》《正如你所看到的》《天赋如此》等。曾获中坤国际诗歌奖·A奖、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岀作家”、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奖等荣誉。今年
翟永明
今年，我翘首整个世界的脸庞
衷心的眼光停留在青色绿色上
人间的态度 上天几乎能看到
绽放睛朗的花瓣告诉我：
植物饱满的眼睛已回到世上
今年，会有一首新鲜的诗刻在天上
读诗和不读诗的人
都会看到它的新鲜翅膀
随着春天的风拂过大地
坚固的寒意化为齑粉
会有一首新鲜的诗刻在天上
会有读诗和不读诗的人
跟着它的节奏在心中吟唱
2023.2.18
白色衬衫、深棕色半裙 均为VALENTINO翟永明的生活作息，很多年来都没改变。没有事情需要处理、没有社交的时候，她每天几乎都是这样——早上起来喝咖啡、看书；大概两个小时过后开始写作；吃了午饭，下午再接着写作和看书。就这样度过白天。
到了晚上，她则会换一种状态。因为偶尔失眠，晚上她不再费心思工作。她追剧。《白莲花度假村》（The White Lotus）的第一季和第二季，《人生切割术》（Severance）的第一季,《为全人类》（For All Mankind）的第一季、第二季和第三季，播出平台出了多少季，她就看了多少季。很多热门的新剧她都看，但也有避除的规则，内容要轻松一些，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太压抑的、太惊悚的不太容易接受，会被她排除在追剧行列之外。翟永明是一个非常在乎日常的人。她有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会跟朋友们喝酒、聊天，去串门，去郊外踏青，去火锅店约火锅，她是那种走过很远的路，但离不开故乡的人。她在生活当中总是有明确的目标。她生活得平缓，但又生活得特别。看见她，你会忘记她有名的诗人的身份，而记住她本人。一个人的脸是一个人的生活最精确的指征。翟永明的样子就被很多人记得——九十年代穿着棒针毛衣，头发像黑色的雾一样笼罩着她的脸，眼神氤氲，低颔抬眼，气场非凡。她有那么多让人难忘的照片，从她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到现在，每个年龄段都有她独特的样子。像锻造过一样。翟永明1955年出生于成都。她在1974年高中毕业后, 下乡插队。后来考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激光专业，毕业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之外，翟永明一直在写诗。
1983年，她开始写组诗《女人》。《女人》直视周遭，直视欲望，直视自己，是新的、冷静的、有力的声音。起初，《女人》只是通过自印的油印版本被小范围的人看到。直到1986年，组诗《女人》中的5首和翟永明的另一首新诗在《诗刊》发表。她的诗像风暴一样，震住了读者。翟永明的传奇之处，除了她的诗，还有她的“白夜”。那是她于1998年在故乡成都创办的，在她辞去物理研究所的工作、游历国外之后。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白夜”都被很多人看作是这座城市中很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在2008年之前，翟永明一直生活在成都。去别的地方也只是短暂地停留。2008年之后，她在北京待的时间也多起来。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成都。但她还是更喜欢成都。“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可能就是说（可以）在那儿搞事业，对很多事业心比较强的、想大有作为的人来讲，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应该是特别地好，但是比较喜欢生活的人，还是会更喜欢成都这样的地方。”她在北京总有一种陌生感，在北京的时候除了工作就是待在家，很少会像在成都一样，还会有很多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她喜欢成都的这种人情味。“成都其实以前是一个并不大的城市，我们年轻的时候成都只有到一环路和外面那一点点（的地方）。差不多就是一环路这个圈里面才是成都，出去就都是田野了。”所以，当初“白夜”刚开张的时候，翟永明的朋友们住得都比较近。朋友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到“白夜”来。“买个菜或者散个步就能看到谁在里面坐着，想要见面的朋友也就会进来坐一坐。”
“白夜”对于喜欢“白夜”、喜欢来到“白夜”的人来说，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黑色欧根纱大衣 GIVENCHY
米色浅条纹长衬衫 ZHUCHONGYUN
成都变成大城市是这些年来慢慢形成的。它越来越扩大，尤其是这几年，把周边很多县都扩充进去，它变成了超大的城市。对比翟永明印象里的成都，它的布局、它的街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变了。“尤其三环之外，就很像北京了。我现在就住在城南，有的时候我在街上走着，我都恍惚感觉有点像是在北京。因为有很多人说普通话，街道也特别宽。”
“白夜”到现在已经开了25年了。它换了地方，也换了装潢的样子，成都变大了，很多朋友都搬到比较远的地方，连翟永明自己也搬到了成都的三环路以外。但翟永明珍视身边的成都人，他们始终有成都人的性格，看重亲情、看重友情。大家还是经常会聚会。比如“春天来了”，这就是一个聚会的理由。“春天对成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季节。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到了春天就做那种春卷,（用薄薄的面皮）把（红油）凉菜卷起来，然后带着就去野餐。你们那天拍幼幼（诗人余幼幼）的时候一起去了成都植物园，后来服装师跟我说，幼幼说她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植物园我们在小的时候是经常去的。每次去那里都是春游，就带着这个春卷，在那个地方，铺一个垫子，同学、朋友们就在那里聚会。”翟永明说她和她周围的朋友们现在也有这个习惯。前不久，她的朋友还在跟她说，等天气好一点了，她们开车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玩。当时朋友就说会专门做了春卷带着去。北京的花开得晚，春天好像推迟了一样。但在成都不一样，过完春节之后要不了多久，就开始春暖花开。翟永明喜欢成都花开得早。对她来说，她离不开成都，尤其是春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她想要待在这里。
翟永明始终待在惯常的生活环境里，但她总有先锋的视角。1984年，她完成组诗《女人》，被看作是中国当代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发轫。30年后，她耗时四年写成的长达819行的诗作《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依然锐利，依然沉浸。她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名画《富春山居图》为可游移的纸，往还于当下和过去之间，出入于现实和画卷，怀古又思今，以长诗写长卷。她保持着灵敏的思绪。
“一个人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保持开阔的眼界，没有对自己满足，没有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到达顶峰了。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想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创作，他就希望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东西。”这是翟永明的经验。翟永明谈到写作，总说到一个词语——下潜。她用潜水艇比喻自己的写作，说：“我希望我的写作往一个更深的方向去寻觅，去探寻。”发了“苦”愿，但又视“下潜”无用，她说：“无用也有无用的好处，你自己愿意潜到什么深度，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写作对翟永明来说是热爱。但是她说，从她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她就很清楚，写诗不会给一个人带来任何的利益，它不会给你带来财富，不会带来好的工作，也不会带来一些特别实际的好处。她因此把“无用”和“下潜”放在一起。翟永明在1999年写了一首叫作《潜水艇的悲伤》的诗, “……潜水艇它要一直潜到海底 / 紧急但又无用地下潜 / 再没有一个口令可以支使它……”。其实这就是她当时自己内心对创作这件事情的认知。“九十年代，那其实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那个时候我的诗出版社也不会出版，文学书籍都很少，诗歌就更加边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潜水艇作为一个意象。”“大部分的时候潜水艇都是潜在水底的，它只是偶尔地冒一下头。”“潜到最深处。它既是一个无用的事情，又是一个我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个人简介）
2004年开始写诗，岀版中文诗集《7年》《我为诱饵》《不能的风》《猫是一朵云》等，岀版英汉双语诗集《我空岀来的身体》(My Tenantless Body)、《擦身》(Against The Body)。2021年岀版首部短篇小说集《乌有猫》。曾获《诗选刊》“年度先锋诗歌奖”、星星年度诗人奖“年度大学生诗人”奖。
绿色钩针编织连衣裙、牛仔裤 均为GANNI
黑色乐福鞋 TOD'S
很多相反的词语在余幼幼身上都不产生冲突。她的诗好像就诞生于此。比如：她喜欢思维活跃、喜欢热，喜欢汗流浃背的那种生命外溢，喜欢由此带来的鲜活的能量、生命的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做事的动力。但问到她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要列出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词语，都是什么？”余幼幼列出的第一个词语就是看起来跟刚才那些描述完全相反的词语。她说：“第一个重要的词语就是平静。”余幼幼觉得平静有时候就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内心的笃定，是对自身以及周遭的确认。她喜欢跟自己相处，因为独处时最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平静不是逃避，是直面，是接受, 是内心的坚定和不动摇。”只有心态极大的稳定，才能摆脱许多外在的干扰，完全投身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哪怕速度缓慢，也始终能保证持续的行动，只有行动才会有所改变。于是，平静指向行动，与活跃的思维、热的空气、外溢的汗水，还有躁动、能量、动力如出一辙。
余幼幼出生在四川峨眉山下的一座小城，离小时候的家不远之处就是峨眉山风景区，岩石、森林、溪流在此环绕, 人们很容易就能深入和亲近自然，自然给予了她生命最初的野性和元气，她身上表现出的自如都来自于此。
大学之后，余幼幼一直生活在成都。
她说，她对都市生活有一种迷恋。
都市生活的氛围跟余幼幼小时候那种和自然很亲近的状态不太一样。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种无声的对话, 而城市喧嚣、涌动，更具有张力。余幼幼觉得：“城市和你之间有一股力量在拉扯，但是你可以控制，太闹了可以躲起来，太静了可以走出去。”
余幼幼说：“城市生活让我感到更加地充沛，有活力，而且能够给予我更多的选择。还有人与人之间因为城市文明，因为规则，树立起来了很多边界。这种边界能够让人保持一定的自我空间和自由度。”
“就像走在纽约的街头，没有人关心我是谁，因为大家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当每个人都很不同，就不会显得你有多么地不同，就不会受到一些过度的关注，反而获得了某种自在。”
余幼幼喜欢处于复杂的事物之中的感觉，出于一个创作者的职业属性。她特别喜欢观察各式各样的人，城市能给予她更多的观察样本。通过观察别人，与不同的人相遇，通过跟这些不同的人互动，从他们身上得到反馈，再回过来反观自己。
余幼幼目前住在成都市的主城区，过着一种普遍日常的城市生活。她在自己家附近租了一间工作室，每天去那里写作、画画，到晚上吃饭才回家。
她自由，但追求规律的生活。看起来是——“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过上了公务员的生活”，她这样自嘲。每当她进入到创作状态，计划要去完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她会如此要求自己，只有规律的、规范的作息和生活，才能让自己完全沉浸、投身于创作的事情本身。
白色大衣、抹胸连衣裙 均为WE11DONE
除了平静，余幼幼说到的生活当中重要的词语还有松弛和持续。
“放松地去对待很多事情，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专注于当下所做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结果产生。无论好坏，都不要影响到自己接下来做的事。起码让它不要去动摇你的信念和决心。就是因为你把人生拉长了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只是你跨出了一小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持续地走下去。”
因为这样的心态，余幼幼在描述自己的写作目的的时候总是很简单。余幼幼是1990年生人，但她开始写诗的时间很早，从2004年到现在，她已经写了接近20年了。诗集《7年》 《我为诱饵》《不能的风》《猫是一朵云》《我空出来的身体》（My Tenantless Body）和《擦身》（Against The Body） ——她一首一首慢慢地写，一点一点持续地走下去。
关于写作的欲望，关于写作要完成什么，余幼幼说：“我就想写出好的作品。怎么认定它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这个评判非常复杂，也不由作者本人决定。这通常取决于它所处的时代以及传统，也包括阅读审美、经验和批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诚且用心，竭尽所能去把每个作品做到我认为的最好，如果里面还能提炼出一些贴近人类自身永恒性的东西，那就很不错了。”
诗人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仍然像大多数人一样平凡地活着，很多诗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业余才写诗。余幼幼说：“像我这样不上班的诗人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少之又少，而我平时也是通过做一些文化项目的工作来营生。因为写诗不能维持生计，包括在国外也是这样，所以在我看来，诗人不能算一个职业，但凡一个职业都是要付出劳动力去换取经济回报来维持生计，但写诗却不能，所以诗人顶多只能算作一种身份。写诗完全是我纯粹的喜好，如同一个生命的出口，也是一种很个人的坚持。”
“在另一些人和事物上，总会反射回一部分我们自己，这是最直接的感知到自己的方式，遭遇不同的人和事，得到不同的反馈，我们会接收到好的、坏的、恶的、丑的、美的、悲的、灵的、钝的各种碎片，由此去拼凑出‘我’的画像。”
余幼幼会在社交网络上分享那些她觉得比较有价值的“思考成果”。
“我们在寻找的无非是正在经历的，而找到的或许早已逝去。‘自我’其实是一种最为流动且不能确定的东西，保持‘自我’很难说是在保持什么。或许是一种无限接近的理想状态，一个让人有别于他者的、独立的、舒适的思考和行动的人格区域。”
她这一段关于反射和自我的思索很有意思。在这一段的最后，她写：“它看起来如此迫切想被拥有，却无法锚定它的真实模样。最终，我们依旧看不清自己的全貌，仍然需要靠着不断的经历去获取拼图游戏上的一块小小的零件。”就像照镜子。那些相反的，并不冲突。当你有一面镜子，那些相反的会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变成同一件事物。
绿色钩针编织连衣裙、牛仔裤 均为GANNI
黑色乐福鞋 TOD'S
戴潍娜 牛津大学性别研究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成员，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奖”、2020剑桥徐志摩银柳叶青年诗歌奖获得者。岀版中文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岀版英文诗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爰你》（Loving You at the Speed of a Snail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主编诗歌译介杂志书《光年》。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小落日
戴潍娜说，因为相信，所以反叛。在那些被爱包裹的童年时光之后，她以一颗写诗的人的心，漂流在人生的不同岛屿，用文字对抗虚无。她相信，无限生机和欣欣向荣总会在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刻，穿破层层冻土，又一次焕发。
1月上旬的北京，大多数人经历了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波感染高峰。年轻人在网络上分享和调侃着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后的难受和“阳过”的后遗症，而很多老人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与病毒对抗着，或是无奈而疲惫地松开了曾经攥紧世界的手。
戴潍娜彼时也刚康复，她去石景山参加由她创办、主编的诗歌译介杂志书《光年》与郎园Park联合举办的诗歌生活节。她说，诗歌生活节的立意是希望“用诗，来拯救我们支离破碎的亲密”。在其中一场诗歌朗诵会，上台前，戴潍娜有点儿迷失：“我有点儿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所有人都刚刚‘阳过’，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这里要读个诗。”当缓缓走上台后，她忽然意识到，他们这一群人，就在距离八宝山不远的地方。那段时间，许多离开的人甚至没有机会举办一个悼念仪式，“我心里升起一个念头：我们在读诗给那些亡灵听，我们是来给匆匆离去的亡灵补这么一个仪式，一场送别”。那一刻，戴潍娜觉得只有二百多人的剧场特别“满”。写诗的人，或许天生就更加敏感。戴潍娜经常开玩笑说：“一个人能写诗，他得能尝出水有十八种味道。”经历了汹涌而来、将人类社会打得七零八落的疫情，她的感官依旧同样敏锐：“这三年对我来说，打破了很多幻觉。”当互联网无孔不入地用梦幻般的泡沫包裹每个人，人类好像被带到了无限遥远的美好未来，“但是疫情打破了那种永恒增长的幻觉，它抽掉了很多关于世界和未来的滤镜”。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戴潍娜见证过许多关于增长与进步的历史时刻：从中国改革开放、加入WTO组织，到全球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她曾经也像很多人一样，期待互联网能让这个世界真正连接在一起，以为经济可以消弭国家政体之间的敌意；然而恰恰相反，一个越来越具有对抗性的世界仿佛正在成形。“人类依然那么地脆弱，甚至某种意义上脆弱才是美丽的，脆弱才是人之为人，区别于工具的本质。”而现代诗，大多数时候恰恰是这些脆弱、黑暗的证人与注脚。几年前，戴潍娜曾经怀抱着让公众重新认识现代诗的愿望参加过几档综艺节目，然而最终总感觉不满足。她发现，节目上最终展示的总是那些光明的诗。她说，这很像她曾经读过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在那些故事中，女性总是很容易晕倒。她奇怪，为什么她们这么容易晕倒？“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办法面对尴尬或者糟糕的时刻，而她们能选择的最好方式就是选择晕倒。”现代诗则更像一个坚毅的当代女性，直面那些晦暗。在戴潍娜眼中，现代诗当中充满了幽灵，它可以去容纳那些黑暗的元素。于是，“时代性”像葡萄藤般在诗人的文字间缠绕，最终结出诗歌的果实。对于戴潍娜来说，它像一个内嵌在诗歌中的密道、开关，与诗歌纠缠不休。她说：“关于时代性，茨维塔耶娃（俄罗斯著名诗人、散文家、剧作家）有过一个很好的论断，她说诗人跟时代之间这场婚姻最好的结局就是强颜欢笑。”在文字中，写诗的人最终将压在他们身上的山, 以他们的生命、血肉揉碎，最后结出个人主义的种子。白色印花衬衫、开衩半裙、宽腰带 均为CAROLINA HERRERA疫情期间，戴潍娜多了很多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中学生的状态”。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她感觉回到了那种被她称为“结结实实的亲密关系”中。童年的戴潍娜生长在一个多世同堂的家庭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通，这个家庭有着在她看来“没大没小、自由任性”的独特灵魂。“我父母就是别人嘴里溺爱子女的反面教材，老师也很担心，但是爸妈依然我行我素，把我当成一个体格较小的成年人对待。”不过，这样的家庭似乎和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回望青春，戴潍娜觉得那个时代有一种可能性的匮乏：“人本能有一种创造的欲望，但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上升的路线非常单一，几乎都是‘小镇做题家’的命运。”而文学成了反抗的出口。谈及最初写作的目的，她说那是源于一种本能的冲动。“你觉得你有一种表达的欲望；如果你不写出来，你就快被憋死了，你就要爆炸了，所以你必须把它写出来。”最初，戴潍娜写的诗关于自然，关于动物和植物。她喜欢春天，春天有一种一切将要开始的冲动，“爱即生机，一种欣欣向荣之气。它反对一切陈腐的状态、僵化的状态、停滞的状态”。家庭涌出的源源不断的爱则让她生发出了日后对抗的勇气。少年时代，这样的爱像一个安全屋，令戴潍娜更加勇敢地走出去；成年之后，这样的爱则成为一个蓄水池，将人生道路上的坑洼填满成湖泊，“日后在社会上遭遇各色人和事，都仰赖不断地从这个蓄水池里舀出水来把坑填满。小时候蓄水池蓄得足够满，日后你便可以舀出来湖泊大海”。从南通的“独木桥”走向北京，而后又远赴英国牛津求学，戴潍娜眼中的地理世界迅速拓展，她的精神世界也从自我探索逐渐变为对公共空间、外部世界的关注，“我渐渐意识到，只有像一滴水、一滴酒精一样，让自己蒸发在、挥发在空气当中，你才能渗透逬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渗透进他人的生活，渗透进万事万物当中。诗人应该是以万物为情人的人，对吗？”从早年诗作《塑料做的大海》中带着伊甸园般的幻想，到疫情期间写就的透露着生死哲思的《清明夜祭》，她的写作边界逐渐发生着变化，表达的声音也逐渐洪亮而浑厚。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受限的憋气感却持续存在着。自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自觉或无意识地成为发言者。“但是我们表达的自由真的更多了吗？我对此存疑。这样一个人人握有话筒的时代，究竟是让人人都成了艺术家，还是在集体宣判艺术的死亡？”戴潍娜看到现代诗数次在互联网被泼脏水的时刻，仿佛它变成了一个时代荒诞的小丑形象，“互联网的讨论让很多原本精妙、深邃的感知和悖论，变得口号化、粗鄙化了”。她十分喜爱的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曾经做过一个小剧场戏剧，现场观众依性别被分别安排在剧场左右两侧的座位，中心则是一条分界线。戏剧开始后，舞台上同样是一对男女辩论、争吵；随着冲突的升级，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的现场男女观众也成为争吵的对立方。“帕维奇用这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让你亲身体验到性别撕裂的荒谬与荒唐，讽刺现在的互联网语境。”于是，戴潍娜转而投入了更加真实的现实世界。在“诗人”这个身份之外，她的人生轨迹有着许多面向，从主修外交学、做性别研究，到在碳交易领域创业，再到如今在中国社科院主攻比较文学和女性解放运动，她以体验主义拥抱生活。不过，诗歌始终与她如影随形，“各种工作或者经历对我而言，更像是游戏里面购买的不同皮肤，但诗人是那个ID本身。”就像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时终于选了文学专业，她说，一个写作的人，最终会无可逃避地回归写作，“诗歌一朝中毒，终身服药。体验过了一些其他的职业和人生以后, 慢慢意识到我们的人生有限，但是文字无穷无尽”。“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伴随了戴潍娜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她20岁，“当年的回答好像是说：诗意是美妙情境与美妙心灵相互呼应，共同生出的一段美好。空山翠郁间，一人临水而呼，尽兴高歌。和他声声相和的，到底是他自己的回声，他以和自己心灵交流的方式理解了自然。作品往往是一个温情的媒介，人们通过欣赏，照见自己内心的天使与魔鬼”。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诗让我们“重新发明汉语，发明爱人，发明信仰”。而此刻，她的答案又一次简化——“诗就是一种本能”。
采访、撰文/晏文静（翟永明、余幼幼）张林鑫（戴潍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