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工作的世界级科学家

【此事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批评了乐天宇对李景均的批判并导致后者出走。

乐天宇被撤职后，施平出任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该校工作、纠正极左，为中国农大发展的功臣。施平去年11月1日满111周岁】

李景均先生: 其人, 其书, 及其精神遗产

郭孙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研究所及仁济医院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和李景均先生(在美人们都亲切地称其为CC)的相识是在1997年, 一个对中国来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 二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世长辞. 7月1日由英国统治了150年的香港正式回归中国. 香港回归不出24小时,泰铢崩溃, 触发了一场震撼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场来势凶猛的危机在一些国家导致了灾难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

一些关心时事的中国人会注意到在1997年的新闻媒体时常会有连篇累牍的有关”基因资源大战”的报道.要点是：就像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一样，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对地球上遗传资源的占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拥有56个民族的中国，堪称基因研究的风水宝地，一些学者更把中国称为”基因新大陆”。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外机构对中国的基因资源虎视眈眈，甚至以不正当手段掠夺这一珍贵资源。中国，已经被推到了这场没有硝烟的”基因大战”的前沿。一些专家学者在媒体上慷慨陈词，呼吁政府严肃对待，采取措施，制定相关法律，以防止中国宝贵的基因资源的流失。

背景

新闻媒体的报道及国内专家学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1989年遗传病囊肿性纤维化的基因定位并克隆,以及其他一些遗传疾病的基因定位及克隆(乳腺癌:1991年；杭廷顿病：1993年)，不少科学家为此欢欣鼓舞，认为用同样的基因定位方法，可以对众多严重影响公共卫生,并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负担的且治疗不力的多发及常见病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先进行基因定位及克隆，从而达到筛选高危人群，并在已知基因的条件下对其治病机理作进一步研究，最终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

在此背景之下，国外一些财大气粗的制药公司及科研机构为中国的众多人口及相对来说极为低廉的生物标本采集费用所吸引，开始来华从事多发疾病的基因定位研究。一些大陆留美学者,如当时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徐希平副教授,也期望藉自己在国内良好的人脉关系及对国内情况的熟悉，借助公司的大量资助能在捕获人类致病基因的这场竞赛中一显身手。

旁观者的观点

       古人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这场所谓的”基因资源大战”,作为一个做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的留美学者,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场闹剧.首先, 对常见多发病进行基因定位远非易事。基因定位的首要条件之一是疾病确实有遗传基因的作用.对于多数多发及常见病,如食道癌,II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要确定遗传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致病风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证明疾病具家族聚集性. 然而, 正如我们不能从”苹果是可以吃的”推出“可以吃的就是苹果”一样，具有家族聚集性的疾病未必是遗传疾病。事实上，坏血病，Kuru病， 甚至婴儿瘁死均具家族聚集性，且曾一度被认为是遗传疾病，但最终被否定了。常识告诉我们，许多疾病与生活，文化习惯及环境有关，而生活，饮食，文化习惯往往是呈家族聚集性的。，就像基因在家族中的传递一样，导致疾病的一些不良生活，饮食，文化习惯亦开导致疾病的家族聚集性。因此，在未找到致病基因之前，很难将疾病的家族聚集性归咎遗传或非遗传因素。

       事实上，许多常见多发病已知与生活方式及环境有关。比如II 型糖尿病，一直被认为是“富贵病”，在以前中国农村是非常罕见的。由于基因定位需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所以,在没有对所研究的疾病大致由易感基因引起的比较确切的把握之前，开展大规模的基因定位研究具有极大的风险。

       其次，要保证在一个人群中作大规模的基因定位研究中能取得成果，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具有大量细致深入的前期的群体遗传学及遗传流行病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如果再加上该群体较为特殊的特点（如相对地与世隔绝--如芬兰），可为基因定位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中国，一些流行学家在80年代初第一次听说遗传流行学，有个别改行学习遗传流行学是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从二项式展开开始的。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遗传流行学研究还处于襁褓期，尚未进行过具有开创性的研究，遑论对中国人群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1997年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基因定位研究，其基础之薄弱风险之高是显而易见的。而如果无此基础，”中国具有丰富遗传资源”这一说法，无疑是不科学的。这也就为其成败打下了伏笔。

       第三，至1997年，几乎所有被克隆成功的疾病几乎全是罕见稀少的、公认的遗传疾病，其特征是具有孟德尔遗传规律（显性或隐性遗传）。但是，对II 型糖尿病等常见多发病的大量遗传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这些疾病不具有孟德尔遗传规律，是多基因遗传，所以被称为“复杂疾病”。从方法学上来说，如何对“复杂疾病”进行    基因定位，在1997年没有任何人有底。

       第四，在来华从事遗传研究的外国科研人员中，无疑有觊觎中国“丰富遗传资源“的冒险家，也许还有希冀能在捕获人类致病基因的这场竞赛中能名利双收，青史留名的科学家。如果认识到一个商业机构总是以利润为其终极目标，且科学家也有人性的弱点，这些所作所为，应当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我们也不能排除不乏外国科研人员的确是抱着找到常见多发病易感基因这样一个目的来华的可能。事实上，西方的科研人员不仅来华，也去了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去了位于南太平洋人迹罕至的Galapagos 群岛去寻找哮喘病的易感基因。

       第五,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中国是否真正具有其他国家/地区无可替代的“丰富宝贵的遗传资源”是值得商榷的.例如,芬兰作为一个相对的”遗传孤岛”,由于芬兰科研人员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其遗传资源, 诸如各种遗传病的分布,遗传特性等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芬兰的许多教堂保存有较为详细的家族谱系,且其卫生医疗系统又具有全球一流的全国健康及用药记录的计算机联网系统,这使得在芬兰成为进行遗传流行病学研究及基因定位,尤其是精确定位的首选地区.即便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丰富宝贵的遗传资源”,这个资源并非象矿产资源一样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里首先有一个开发的问题, 而且这个资源如果现在不开发,过了20年后由于人群遗传结构的变化(迁移,通婚,死亡,出生,等等)以及患病人群的变迁,该资源的价值毫无疑问将有变化.事实上,由于中国的经济在1997间正处于急速变化时期,农村人口往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迁移,”一胎化”政策使得每户家庭人口减少,,以及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及饮食结构的急剧改变从而疾病的发病谱也随着剧烈改变.所有这些, 都为中国是否真正具有其他国家/地区无可替代的“丰富宝贵的遗传资源”提出了疑问.

       最后，国内在媒体上慷慨陈词呼吁政府保护中国遗传资源的一些专家学者，严格来说，在这场”基因资源大战”的争论中并非是对此毫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旁观者。西方大公司凭借其强大的财力物力对中国的“大举入侵”无疑会抢走囊中羞涩的中国遗传学家赖以生存的饭碗，从而造成威胁。问题是，有哪一个科学工作者不想以"攸关国家兴亡”为由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能得到国家的科研资助呢? 如果”基因资源大战”确实不日开战,对于该资源国内科研人员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能力在短期内单独开发为国民造福? 对于一个患者, 如果让他在付给跨国公司一笔不菲的药费以尽快取得治疗药物及”爱国主义”但迟缓几年或几十年取得治疗药物两者之间,他会作何选择? 如果政府不出面进行干预,这场”基因资源大战”是否真的会使中国沦为”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反过来,假如政府成功干预阻止了基因的外流,10年或20年之后,中国是否将会成为人类遗传研究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并据此开发出至少1,2种新药?

我和李景钧先生（CC）的结识

       根据笔者在基因定位及遗传流行病学的训练及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个人在当时就认为这场所谓的”基因资源大战”远非国内一些学者所描述得那么严重.而由于中国的一些遗传流行病学基础研究的阙如,西方的投资者的投资也不一定会有可观的回报.更重要的是,一些学者以喊”狼来了”并以”爱国主义”为大旗,短期内可能会如愿以偿得到政府的资助,也可能将一些国际合作拒之于国门之外. 但从长远来说,国内学者由此所做出的一些承诺不一定会兑现.而将一原本是学术界的活动与”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扯在一起,最终将使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科学家眼中留下无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据此,针对《科学》杂志上一篇有关在中国基因大战的报道,笔者在97年10月起草了一封致《科学》编辑部的信,阐述了上述的一些观点,并email给一位对遗传流行病学造诣很深的朋友郑长江(CJ)博士.CJ和笔者曾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念书时，为同一个大老板做研究助理。97年他正在匹兹堡作Internship。CJ是一位很仔细的学者，他对信作了修改，并建议我们请CC一起著名。这就造就了笔者和CC的一段缘分。

       97年的来信发表之后，笔者，CJ和CC又在98年又就中国关于西方遗传学家就中国《母婴保健法》的部分条款似有强制性的优生学之险而常以抵制9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全球遗传学大会之事写了另一篇评论[1]。在98年在丹佛召开的美国人类遗传学年会上， 终于和CC及其太太见上一面。之后，老先生又给笔者寄来过刊登在《炎黄春秋》关于他本人的一篇报道，及他写的一些教科书。我们还就其他一些事有过通讯.

       当然，笔者对CC的了解并非局限于这些沟通。作为科学家传记，人物志及讣告的热心读者，笔者以前也读过Spiess 写的关于CC的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介绍.

CC: 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

       CC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极富色彩的传奇. CC于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一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其父曾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书，之后皈依基督教。他有四个儿子，CC是其第三个儿子。CC 13岁时，进了也是英国传教士办的天津英中学院（一所高中）。1932-1936年在美国传教士办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念书，1937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植物育种及遗传，1940年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CC 阅读了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詹斯基（Dobzhansky）的《遗传及物种起源》，由此接触到了群体遗传学以及赖特(S. Wright)的工作，深感兴趣，决定以此作为研究方向。拿到博士学位后，CC去赖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上了一个夏季的数学和概率论的课程。并在赖特的影响下去哥伦比亚大学及北卡罗林那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ＣＣ在芝加哥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美籍华人Clara Lem。1941年9月，CC与Clara完婚，并携新婚妻子在圣地亚哥登上一艘准备开往上海的荷兰邮轮，开始了蜜月之旅。

       1941年的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CC在美国对此毫无疑问是非常清楚的。而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妻子回国，显然是准备回国施展才华。这艘原本3周到达上海的邮轮，由于要避免遭受在太平洋水下游弋的日本潜水艇的攻击，多次改变航向，辗转在Java补充给养之后又向上海开去。未到上海，就被转到一艘英国船上。而这艘英国船在开往上海的途中听说上海满街都是日本军人，担心船只被日军扣留，就转向往香港开去。结果辗转51天后在12月6日抵达九龙。12月8日，CC 和妻子用完早餐后听见枪声并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大吉---原来当天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香港和夏威夷有一天的时差）并几乎同时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节节败退。结果CC和Clara被困在香港近两个月。且由于他只带了旅行支票而无人愿意兑现，他们两人身无分文，十分窘迫，天天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中。若干年后，当ＣＣ回忆起当时的困境时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就在这时，命运女神眷顾了CC。他遇见了在康奈尔念书时认识的朋友。朋友给了他500元港币及一些大米。之后，ＣＣ又认识了一个香港地下组织的人，帮助ＣＣ夫妇两人徒步绕过日军，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到达广东惠阳。从惠阳再乘船坐车抵达ＣＣ一个哥哥所在的桂林。从九龙到桂林，花了整整３８天。

       １９４２年６月，ＣＣ的第一个孩子,Jeff, 出生了，但出生后没几个小时，Clara就抱着婴儿为躲避日军的空袭，躲进了山洞。当时ＣＣ的父亲在重庆，由于战时交通不便，ＣＣ就在广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职。在这里，ＣＣ认识了两位对中国及世界遗传学都有影响的同仁: 刘祖洞和徐道觉。刘祖洞后来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动物学，１９５２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翌年回国，在复旦任职。专长人体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刘祖洞教授编写的<<遗传学>>教材是国内遗传学教材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遗传学教材。刘先生在１９５６年青岛会议上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言辞犀利，令人印象深刻。１９９８年辞世。

徐道觉那时与ＣＣ很熟。徐“好学不倦。他全身上下至少有８个口袋，上身有四个，裤子又有四个。每一个口袋都装有昆虫或其食物（在玻璃瓶子里）。ＣＣ称其为“会走路的实验室”。ＣＣ当时断言：徐将来必成大器。果然，徐在１９５１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中创造性地把组织培养技术和低渗处理用于研究染色体，为创建遗传学的一门新分支，细胞遗传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令人扼腕的是，尽管当时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被错误地认为是４８，且徐先生发现的技术使得人体细胞的染色体的观测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但他还是与改正人染色体数目的机会失之交臂。令人欣慰的是，他在之后又作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工作。由于其杰出贡献，于１９７３年被当选为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２００３年故世。

１９４３年夏，ＣＣ想去重庆看望其父然后去成都赴迁至成都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但在去重庆的路上，ＣＣ的小孩患痢疾，结果ＣＣ一家赶紧坐火车回柳州看医生，但不幸的是，小孩就在火车上死在ＣＣ的怀抱中。Jeff的不幸夭折, ＣＣ夫妇俩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之后，ＣＣ在１９４８年及１９５５年再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的扉页上都写明书是纪念Jeff的。

       在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时, 生活,教学条件都很差, 遑论科研条件了。在这三年中,CC阅读了大学图书馆内所有有关群体遗传学的资料,并将重要内容手抄写在纸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ＣＣ一家随校举家迁往南京。同年，其在金陵大学的导师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邀请ＣＣ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ＣＣ欣然前往。此时ＣＣ才34岁，为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

       1948年，CC英文版的《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CC在1946年至1948年撰写的.。该书的完成,用CC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半是来自自己的脑子，一半是基于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章“。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CC在美国的弟弟自费翻印了500本，在美国出版。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兼党总支书记）主持下，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CC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 并将CC的《遗传学》换成李森科学派的“新遗传学“。乐天宇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CC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

尽管乐天宇仅仅是校务委员会主任而无任何行政头衔，但凭借其老革命的资历及执政党的地位，乐天宇的话远较当时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话有分量。不久，CC间接地接到一个要他辞去系主任的消息，他第二天就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乐天宇及其随从曾试图在CC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CC的人，但均未成功。

随着对摩尔根学派的诋毁攻击甚嚣尘上，对个人的批判打击也逐渐增多。令人喷饭的是，一个李森科的追随者发现，除了摩尔根， 还有一位叫“黑腹[2]博士”的反动遗传学家！

当时一个对CC 的指责是CC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进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学派的新概念。 为了证明这个指责是毫无根据的，1949年7月开始，CC与陈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遗传及其变异》的Dobzhansky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出版。与陈延熙副教授的合作， 一方面是因为CC与陈交情较深，且陈的中文更为流畅，另一方面也因为陈与官方关系良好，翻译完后出版的机会更大一些。事实上,乐天宇之流在得知CC 在翻译李森科的书时就极力阻扰, 并散布谣言CC的译本是根据另一个”反革命遗传学家”(指Dobzhansky) 的英译本翻译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学说. 幸运的是, 经`胡乔木审阅后, 这本译著很快出版了, 且出版后仅几周就售出了几千本之多。

CC为该译著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译序》。他写道：“农学博士、列宁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院士的轰动世界的遗传理论究竟是什么，是大家急于了解的。本书便是他的一本基本著述。在这本书里，诚如齐门乃夫所说，他阐发了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必得仔细研读体会，才能了解其理论的真谛。”不失尊重客观,亦无娇枉做作粉饰献媚之嫌.

这本出版于1950年一月的译著和这篇《译序》，充分表明CC对于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并非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窍不通。

随着《遗传及其变异》译著的出版, CC对米丘林学说及李森科学派一窍不通的谎言不攻自破。乐天宇之流就又换了一种伎俩。他们又散布谣言说CC曾骂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在当时官方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 任何批评苏联的言论可视为间接批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种对苏联的称呼,不啻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可置人于死地的言论,  还有人说, 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当时尚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这些谣言和言论，无非是想把CC描绘成亲美反苏的“反动分子”。其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伎俩，令人扼腕。

出走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然而，在乐天宇之流日益变本加厉的迫害下，CC认为，这种“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CC决定离国出走。

然而离国出走，在当时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所以风险极大。1950年2月寒假，CC在上海的母亲病重。CC认为时机已到，遂将几个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计划向Clara和盘托出。为减少风险，夫妇俩决定将出走之事做得隐蔽一些， 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准备回来。

    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CC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CC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CC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CC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CC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CC家，劝告CC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CC去意已决，不愿臣服于“米丘林学派”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CC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CC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挥泪拜别”。尽管CC 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来。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只是装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便从此永隔天涯。

CC一家在上海呆了两天，然后坐火车三等座去广州。1950年三月12日，CC 怀里抱着四岁的女儿，和Clara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CC的二哥正等着他们。他将CC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CC在那里住了14个月。

CC在当时为什么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家产而离开中国呢？须知那时是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反五反，反右远远还没有开始。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所有有关CC的传记/回忆录对此大多语焉不详，而CC本人在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访中也仅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double-talk）。对张三，你说这，对李四，你说那。其次，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再见”。

事实上，在当局得知CC离沪几天之后，CC在北京的家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将家里搜查了一遍，但也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结果就派人在CC家驻守了几天。

倾家荡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已经是不可思议，CC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烟幕弹来麻痹, 迷惑一些人呢？或许CC认识到，如果乐天宇之流能用造谣诬蔑的卑鄙手段来迫害CC，那么对于出走，他们可能会用更卑劣的手段来加害于他。此外，基于CC对苏联的了解，他对尼古拉.瓦维诺夫的悲惨命运应当说是知道的。

尼古拉.瓦维诺夫

我们都将走向焚尸炉，

都将焚烧，

但我们绝不会

从我们的信念后退

--- 尼古拉.瓦维诺夫(1887-1943)

瓦维诺夫生于1887年。1913-1914年师从于遗传学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从1924年直至1940年被捕入狱一直担任位于列宁格勒的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他在创建其种植植物起源中心理论的过程中，在列宁格勒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植物种子库。该种子库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达28个月之久而饥蜉丛生时还是被完整地保存着---他的一个助手是在收藏有大量可食植物种子的种子库内饿死的。他曾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全苏地理学会会长，1926年获列宁奖金。由于反对李森科的非孟德尔遗传学，他于1940年被捕入狱，之后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右派阴谋、与白俄有染、破坏苏联农业等罪行判处死刑。但据传，其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试图越境---他是在乌克兰的西部边境地区被捕的。或许是由于其导师的求情，抑或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妻子（瓦氏的师妹）的帮助，之后被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还作了一百多小时的科学演讲。1943年在狱中死于营养不良。

与CC一样，瓦维诺夫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但他即使有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列宁奖金获得者之尊也难逃狱中饿鬼一劫，他CC 作为区区系主任，如果被指控为叛国，其命运必然多舛。或许这也是CC出走之前施放烟幕弹的原因之一？

37年后，CC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发表在The Journal of Heredity 上。在同期期刊里，CC还发表了一篇书评，对书名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但其实是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纪要的英译本及注释的书。令人回味的是，这篇纪念瓦维诺夫的短文， 就提到了有关瓦维诺夫被捕的主要原因的谣传。文章虽短，但仍然感觉到CC对瓦维诺夫在事业巅峰之时锒铛入狱最终成囚中饿鬼的悲惨命运而哀其不幸。

自古英雄惜英雄。在唏嘘瓦维诺夫悲惨命运之余，对比瓦氏，CC有没有一丝对自己逃过一劫的庆幸？我们不得而知。

在香港

CC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教授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随聘书还附有校长的信，言明CC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CC婉言回绝了台大的邀请.

CC到香港后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 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这位朋友将信转给了The Journal of Heredity （穆勒为该期刊的编委之一），该期刊在1950年小月刊登了这封信（显然是征得CC同意之后），并冠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Genetics dies in China）的标题。

CC的这封信引起了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了James Crow 对CC的书写了一篇书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恰巧由CC在美国的哥哥自费根据？？这时美国前任卫生部长托马斯 派伦（Thomas Parran）博士刚刚走马上任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 欲聘一个人类遗传学家。派伦写信给穆勒， 希望能介绍一个人。穆勒随即推荐了CC，并解释说CC现在香港，来匹兹堡大学可能需要一些时日。考虑到推荐人是位诺贝尔奖得主， 派伦表示愿意等待。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写信给CC， 聘CC为生物统计初级研究员。

       然而，此时在香港的CC，既无任何护照，也无任何可证明其国籍的证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领馆的签证。作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海外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援救委员会的一员，穆勒和其他一些美国遗传学家和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就CC的签证进行了大量的信件往来。意识到问题是在驻香港总领馆，穆勒给总领馆官员写了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李博士所著的群体遗传学一书，美国遗传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该书满足了亟待培养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内工作的年青科学家这样一个需求。。。” “李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的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 且能面对极为困难的环境拥有在其所从事的遗传学领域继续教训，著作的勇气。我知道他是唯一的一个在压力下拒绝放弃自己的原则的中国遗传学家。我们十分期望能援救他，以期彰显我们西方科学家对坚持科学自由的原则,向极权政府挑战的英勇行为的赞赏”

此外，穆勒还为CC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

到最后, 由于没有”身份证明”,签证还是不能发出. 1951年3月, 穆勒在印度开完一会议准备回美国.他决定在香港停一下, 以便看一下CC是否还需要什么帮助. 到达香港后, CC一家邀请了穆勒及领馆的一位官员来晚餐.大半个下午及晚餐几乎都围绕着有关CC, 但是该官员最后提出了CC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此时, 穆勒马上说:”这就奇怪了. 在这间房间里, 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 他就在这里.你还要其他什么身份证明?”这位官员就对CC说:”你每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不久,签证就出来了.1951年五月,CC一家离开香港到达美国.

不出20年，人类遗传学领域就多了一颗曦曦闪耀的明星。诚如西人所说，余下的就是历史（The rest is history）.

穆勒为什么会对CC如此热忱的帮助?

ＣＣ滞留香港时，穆勒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第一任主席。其名声自当时如日中天。他与CC非亲非故，但其对CC的帮助之大是有目共睹的。CC的人格魅力可以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穆勒在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是摩尔根的学生，他自己在20年代做的研究发现X-射线可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这项研究使穆勒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32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穆勒对资本主义的前景逐渐悲观。9月穆勒去柏林准备和一位俄国遗传学家短期合作。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穆勒在早期参与的一些政治活动。穆勒就去了苏联，并在列宁格勒主持了一个遗传实验室，继续从事辐射与遗传的研究（好像和vavilov有关？）。到了1936年，由于苏联国内政治上的压抑，李森科的逐渐猖獗，加上斯大林对其所著的一本关于优生学的书的不满，穆勒被迫离开苏联。从此对苏联幻想破灭。1940年回到美国。1946年获诺贝尔奖后人们对不久前美国在广岛及长崎投原子弹后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记忆犹新，且正值逐渐升温的冷战及核军备竞赛而引起的核污染心怀恐慌之时，加上穆勒是一位杰出的演讲者，使得穆勒成为一个很有争议的公众人物。美国在他回去后，仍然对他不好，因为还认为他左倾。

对苏联的希望破灭，加上在苏联期间耳闻目睹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粗暴干预,对科学家的迫害乃至人身伤害，使得穆勒成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外国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救援委员会一些组织一名活跃的成员。耳闻目睹CC的遭遇，联系到自己在苏联的遭遇及对苏联的希望和幻想破灭， 或许使穆勒感到自己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CC。这一点他完美无私地做到了。

CC的书

CC一生中写了10本书,其中包括2本译著.　但是，他在1948年撰写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导论》（英文版，　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是给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ＣＣ在１946年底至1948年初，以其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稿为基础，但事实上为此书的准备从１９４４年就开始了。由于当时不具备任何科研条件，不可能做科研，ＣＣ就在搬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内系统地阅读馆藏的群体遗传学文献，常常将文献抄写在纸上。所以在撰写《群体遗传学导论》时，其内容已经是“一半在脑子里，一半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献里”

不知是由于ＣＣ在《遗传杂志》　发表的信引起了穆勒的注意，还是穆勒本人对群体遗传学的兴趣，穆勒籍其美国遗传学会主席的身份请群体遗传学家James Crow 写了一篇书评。

这篇书评对ＣＣ的书褒奖有加，也指出了一些疵瑕。Crow指出：“随着动植物育种学生以及人类遗传工作者对群体遗传学逐渐增长的兴趣，亟需这方面的入门教程。李教授这本极好的书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同时由于内容足够详细亦可作为一本参考资料。该书第一次以书的形式搜集了费希尔（R.A.Fisher）、霍尔丹（J.B.S.Haldane），赖特（S.Wright）及其他一些学者多得令人惊讶的大量的工作―――统统都以清晰简单的方法来阐述”。

诚如Crow指出的，该书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绍了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的工作。而这三位群体遗传学巨匠通常多用高深的数学来表述他们的问题及结果。这对许许多多学生物，医学，动植物育种出身的人来说，很不容易理解。所以，若干年，Crow还说，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三位巨匠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其（ＣＣ）将他们的成果更能理解”。

这本书的取材编排也是独具匠心。从历史渊源来说,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的发展几乎是相互平行的. 而CC的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了人类遗传学中常常见到分离分析, 然后才阐述了群体遗传的各个方面,其中穿插人类遗传学中的一些问题. 此外,每个章节还附有练习题,对自我测验并进一步理解不无帮助.

从时间上来说，《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的时机是极佳的。在该书出版之期, 已有几本群体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的书, 但均未涉及人类遗传学. 所以, 该书是填补了一个真空.而人类遗传学在1948年正处于起飞的前夜. 《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在１９４９年９月创刊. 1953年Watson 及Crick 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徐道觉在1953年发现了低渗透的溶液.195６年人类染色体的正确数目由华人蒋有兴(Joe Hin Tjio) 及Ａ。Levan 给出。　全世界第一个人类遗传学系是１９５６年由James Neel在密歇根大学创建的。１９５９年JeromeLejeune发现先天愚型唐氏综合症是由２１三体造成的。由此，遗传学的一个新分支，医学细胞遗传学，诞生了。

１９５５年ＣＣ对《群体遗传学导论》进行了一些修改，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斯皮斯(E.B.Spiess)的评价说：“该书对这一领域发挥了决定性影响达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得益于该书。事实上，要不是因为这本书，由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等伟人所创立的基本原理在1970年前还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21年后，即1976年，李景均又出版了《群体遗传学基本教程》，一般认为是北京版的增订版。

７０年代后，由于基因重组技术的发明，人类遗传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　到了８０年代后期，ＤＮＡ多态性标记逐渐为基因定位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也刺激了群体遗传学的发展。在群体遗传学领域，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Motoo Kimura的中性分子进化论的提出，７０年代的Warran Ewens的抽样理论，　以及J.F.C. Kingman的溯祖理论（coalescent  theory）这些理论大多应用高深的概率论和随机过程方法，没有经过严格的数理统计的科班训练， 一般甚至很难理解，遑论作研究了。

此外，计算机及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及普及，也为快速计算提供了可能。简单分离分析也随之为复杂分离分析所替代。到了90年代，人类遗传学研究又转向了利用家族系谱来进行人类疾病的基因定位。

尽管《群体遗传学导论》中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至今仍然有用，它的用处就逐渐让位于一些内容更为现代的专业书籍。和其他发展迅速的学科一样，再好的书也只能是各领风骚几年或10-20年。但不管怎样，《群体遗传学导论》是一部首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群体遗传学的论著，一经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 对人类群体遗传学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遗传学家斯皮斯（Spiess）曾评论说，“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可以说至少统治了二十年。”他又说，“事实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R.A.Fisher）、霍尔丹（J.B.S.Haldane）和赖特（S.Wright）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中获得了教益”。

ＣＣ的其它一些书及其对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的贡献，由于已有文章，本文不再赘述。

CC的精神遗产

尽管CC本人从未在公开场合标榜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其行动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CC博士毕业后，以其学识和专业，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职并非难事。然而，CC放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 选择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携新婚妻子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如果没有一颗报效祖国的雄心，恐怕不会做出此举。1949年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 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 决非心血来潮或应景之举。如叶笃庄先生一文所说，CC所教的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年毕业16人，后来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教学的骨干。他们对中国农业生产所作的贡献，和CC的呕心沥血不无关系。2001年初，CC还将其《First Course in Population Genetics》一书及其俄译本寄赠给了中国农业大学。

1998年，在获悉CC被美国人类遗传学会评为杰出教育奖之后，匹兹堡大学的校刊，大学时报，采访了CC。CC讲述了自己出生在大沽，并讲述了1900年八国联军在大沽登陆，在该地的大规模奸淫。登陆的次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外国兵的小孩出生。村庄的年长者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也不说，啥事都没发生。几千个婴儿出生后还没来得及哭叫就被掐死了。通过重新掀开历史上这一鲜为人知，充满屈辱的章节，CC表示出对大沽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及对八国联军残暴兽行无声的控诉。

在淫威之下，许多人噤若寒蝉，惟命是从，更有少数人卑躬屈膝，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而一个人的屈从，又将助长淫威，使更多的人俯首称臣， 卖身求荣。ＣＣ在乐天宇之流的淫威下，铮铮铁骨，威武不屈，充分展现了人的尊严。这一点，在中国，恐怕很少人能做得到， 应是科学家永远学习的。

运气和个人魅力

毫无疑问，CC的生平充满了不少运气和机遇。如果CC决定出走晚了3-4个月（届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出境要困难得多），如果当年CC的弟弟无力为他自费出版其《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如果他在50年时还心存幻想，留在国内，如果没有穆勒不遗余力地为他的教职奔走， 如果…，他的命运恐怕会大不一样。显然，运气在CC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就像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如果CC没有过人的聪明和勤奋，再好的运气恐怕也只能帮CC一时。

事实上，除了聪明和勤奋，CC还具有许多优良的品德及个性。CC具有不可思议的将复杂的事讲解得简单易懂的能力。他非常谦逊，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在和笔者几次通信中，他都尊称我为“孙伟学兄”---而笔者那时还只是一所州立大学尚未拿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而已。CC非常慷慨，乐于助人，这在Aravinda Chakravarti 及Partha Majumder 纪念CC的文章中， 都可看到。一旦别人有求，即使是难于启齿的私事，CC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悉心倾听，并提供自己的看法。CC还非常幽默，开朗，这就很容易地，不知不觉地解除人们对其因不了解而具有的戒备而喜欢他。CC的英文有些口音。一次在大会发言时，自我调侃说：“这个麦克风有中国口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无怪乎CC在世时及去世后，有5篇讲述其生平或纪念CC的文章发表，足见其口碑之佳。

CC当然也有他不走运的时候。由于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阻挠，CC虽获提名但最终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想得很开，并不对此耿耿于怀。

反思

“李景均出走”迄今已近七十年了。中国虽然在科技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其大国地位并不相称。许多当时导致“李景均出走”的因素迄今依然存在。所以，对“李景均出走”原因及后果的反思在当今中国的科技投入已入围国际水平之时，就显得尤为必要。

    此前任“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乐天宇，就成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当然人选。乐天宇党政双肩挑，权重一时，不免意气风发。据当事人叶笃庄先生回忆，乐天宇很有魄力，在北京农业大学是一言九鼎。“虽说还有两位副主委（俞大绂、汤佩松），但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之列，说不上话，也不敢多嘴。再者，乐天宇是1924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全国解放，进入北平大城市后，对那里‘留用的’旧人员，难免‘骄傲和以胜利者自居’（钱俊瑞语），他对不顺从他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抱着完全敌视的态度”。中国生物学界前辈、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钺先生曾书面要求参加“米丘林学会”，乐天宇不批准，甚至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难听的话来。而李景均不仅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更是与谈家祯先生齐名的孟德尔—摩尔根派学者，更与乐天宇同榻而卧。这种情况下，乐天宇也就不可能不把李景均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了，顽强坚守自己的良心阵地的李景均也就不能不如履薄冰。北京农业大学的“旧遗传学”先是降为选修课，接着停开。稍后，生物统计和田间设计两门课也被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而“关门大吉”。所有这三门课，均由李景均主讲。李景均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学术上陷于绝境的同时，政治上李景均也被逼向悬崖。有人散布谣言说，“李景均骂苏并不只是为了爱国, 不是只带观点的公众代表,他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是怀了一己之私的.

哀莫大于心死

在1998年遇见CC时,笔者曾问他什么时候回国看看.他坚定地回答说,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由于对其的了解，我也没有再问。虽然CC从小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他毕竟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5年。即使CC没有“叶落归根”的打算，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对于自己在抗战时亲眼所见的百姓由于战乱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饿蜉遍野的景象，对于桂林甲天下的山水，对于埋葬自己第一个出生的儿子的土地，对于其早年为之奋斗的人民，为之呕心沥血的学生，CC能不伤感吗？

事实上，ＣＣ对自己所遭受的迫害，就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仍耿耿于怀， 易气难平。在１９９６年８月给叶笃庄先生的信中，写到：“这个结论，是否收入我的档案，迄今一无所知”，“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他还写道：“往事已矣，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

1997年3月他写给叶笃庄先生一封追忆往事长达17页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我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尤其对一个已经历85年人生的潺潺老人来说。其委屈，其凄苦，其遗恨，跃然纸上。

很难想象CC在其垂垂暮年不会对故土魂牵梦萦而无丝毫的眷恋抑或怀旧。他还记得桂林那简陋的农舍,昏暗的烛光吗? 在走过罗湖桥时，他是否会像当年被押往终身囚牢的犯人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边上的叹息桥上回首广场上歌舞升平的景象叹息再三一样，回首大陆而热泪盈眶呢？

哀莫大于心死。学了植物育种准备报效国家不仅报国无门，反而被一些在学业上毫无任何悟性的小人所迫害。而在另一个国度，人们尊重知识，推崇天才和勤奋—即使对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外国人，也是如此，其反差之强烈

历史的脚注

乐天宇是是“李景均出走”事件的始作俑者,擅长打棍子,扣帽子,曾竭尽全力迫害李景均先生. CC出走之后，消息传到中央高层，乐氏受到严重批评。然而，乐氏不思悔改，之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又导演了“转系事件”——乐天宇提出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三个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非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乐天宇却处之泰然，说“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

在批评乐天宇的最后一段总结性文字中，决议指出，作为一个“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乐天宇，其错误集中表现为：“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尽管之后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处分调职,但应当说这对其个人及家庭,,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但在文革期间,他本人也受尽迫害摧残，先后下放到广西和辽宁的干校接受审查.1974年被开除出党.成为佝偻之后获准返京，在其北京一家街道小厂做普通工人的大女儿家里“休养“---数九寒天，室内竟无火炉取暖。1976年文革结束后得以平反,恢复党籍. 1980年乐氏带上补发的全部工资六万余元，由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宁远县，兴建九嶷山学院。建校初期，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茶淡饭，还把自己的离休费除留50元生活费外，其余的全都交给学院公用。1984年因脑溢血辞世。

自费兴建九嶷山学院，是出于自悔，自责赎罪的心理，抑或其他动机，我们不得而知。

乐氏起伏，或许应验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句话, “亨格尔曾评论说历史有重复的倾向.他忘记加了一点: 第一次是以悲剧形式发生,而第二次则是以喜剧形式发生”. 当今, 李景均先生的名字与其对人类遗传学的贡献相联系, 就在今年(2008)４月,在匹兹堡大学召开了第四届纪念李景均先生学术讨论会. 而乐天宇的名字, 只能成为人们在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形态而受到迫害案例中一个脚注.

爱国主义, 多少自私罪恶假汝之名！

科学实际上是一项社会活动. 科学家也是人, 既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也具有人性中的弱点. 由于在任何社会中，资源（科研资金，实验室／办公室面积， 人员）总是稀少的，所以，当科研管理无游戏规则，更无权力制约的机制时，拥有权力的就会以各种名义追求自身的利益，即便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为了掩人耳目，往往又要用一些貌似崇高的理由。　

且在中国，由于“文人相轻”的恶习及“文不惊人死不休”的传统，过度膨胀的自尊，名誉及荣誉感，加上缺乏正确的科研成果评价及科研管理体制的落后，在遇到利益冲突时，不少人就会将一些学术争论上升为爱国不爱国的高度，似乎帽子一扣，大棒一挥，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就CC出走来说，乐天宇和CC在三校合并之前，就有过冲突。1949年上半年，乐天宇曾到北大农学院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并把旧遗传学骂了一通。会后，CC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乐的讲演”错误“，”不科学“。这就触怒了乐氏。此后，华大农学院月刊《农讯》载文批判CC的《群体遗传学》为荒谬。这些冲突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了CC教的三门课程全部叫停，并辅以莫须有的谣言及人身攻击， 最终导致了CC的出走。

很难说乐天宇对CC的迫害毫无个人恩怨绞缠在一起。很难相信他拉起的马列主义，爱国主义大旗以及扣人的”反革命“，”反动“帽子，其目的是真正地为国家的农业发展服务。事实上，他拉起的马列主义，爱国主义大旗无非是为了其清除异己，唯我独尊鸣锣开道的幌子而已。他好像也确实不信摩尔根学说，所以是两个原因都有。

       20世纪的“基因大战“尽管表面上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但事实上，许多在媒介上慷慨陈词的科研工作者远非是这场”大战“中的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不少人在这场所谓的“基因大战“尚未正式打响时已得到了大笔的科研经费。

无怪乎在西方，爱国主义并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褒义词。撒木耳•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名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是脍炙人口的。安卜罗斯·皮尔斯（Ambrose Bierce） 也曾给出定义：Patriotism: Combustible rubbish ready to the torch of any one ambitious to illuminate his name（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爱因斯坦说过类似的话：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disease. It is the measles of mankind（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疹）。

        看来，要理智地解决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首先要认识到科学家也具有人性的弱点。其次，要摒弃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传统，并警惕有人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动辄将问题提高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以此绑架整个国家，最终让整个国家来埋单，而让自己逃避责任，这在当下仍是相当多数人的惯用招数。

尾声

CC与2003年10月20日仙逝于其家中。享年92岁。他是幸运的：姑且不论CC的留美背景及其美籍妻子，其刚正不阿为真理宁折不弯的个性，很难想象他会安然度过反右、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而在新大陆上，凭着自己的天才、勤奋、开朗、谦逊、幽默、慷慨及助人为乐而声名鹊起，卓有成果地度过了一生。

他似乎又是不幸的：离国出走半个多世纪，他从未踏回过生于斯，长于斯，并埋葬了他第一个孩子的故土。当年诬陷他“反动”“叛国”的种种不实之辞也从未得到应有的更正和平反。

而所谓的“基因大战“迄今已有11年了。在这11年中，人类遗传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基因组计划顺利完成。除了许许多多分子遗传学新技术/新方法的诞生之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意识到表观遗传学在发育，健康及疾病发生中的作用。换句话说，DNA并非一个人的最终归宿。

       而在中国，当年那批高喊“狼来了“爱国主义科学家在得到政府资助之后也未能如愿从中国丰富，宝贵的基因资源中找到任何复杂疾病的易感基因。所谓的“基因大战”还未见硝烟，似乎已经落下帷幕了。

致谢

本文是受饶毅博士之邀而撰写的。撰写过程中，郑长江（CJ）博士热心地为笔者找来了一些文献。本文有关李景均先生的一些生平，主要参考了Speiss （1983）的文章及叶笃庄先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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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年初复旦的一位遗传流行病学教授委托我邀请两位遗传流行病学专家在遗传学大会作演讲.笔者通过私人关系邀请了James Neel (与笔者当时在同一学校) 及Neil Risch. 前者为人类遗传学开山鼻祖,美国科学院院士.后者是美国炙手可热的著名遗传流行病学家. Neel 认识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对《保健法》持同情但觉得可改进的态度.不幸的是,之后笔者被告知该邀请已被取消. 两位科学家因此未能来华. 

[2] Melanogaster为黑腹果蝇的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