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出版人涂涂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乐府遇到了困难，我们决定向死而生》，他把乐府交付了出去，写出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在网络求助。
仅仅几天，这篇文章被同行和读者转发。涂涂说，这是爱降临的时刻。“不是我们做了这些书，而是这些书，造就了我们。对我来说，做书，是我的道路，我需要做这些书，我需要这样做书，我需要这样的书，被读者看见。这一次，无数读者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他们，看见了“。 短短几天，他们凑足了运营资金，还接到了无数的消息和电话，有问候，有帮助，有合作，有鼓励。
出版人涂涂在行业20多年，经历过图书业务好的和坏的时代，成立乐府文化，让这家专注于原创文学的图书公司存活下来，重要的是不丢失理想特质：让喜爱书籍的人拿到书那一刻，感知“乐府”想要传达的风格。涂涂对此做了很多努力，也在继续坚持。
2022年的夏天，Lens和联想合作了一支短片，在成都拍摄了涂涂。
我叫涂涂，是一个做书的人，和书有关的工作做了20多年了。最早是在出版社编儿童杂志，2003年新京报创刊，我进入报社做书评周刊的编辑，一待就是14年。2016年，我来到乐府文化出版公司，从评书的人变成一个做书的人。从媒体到出版人，身份变化并不大。在书评周刊，我不认为自己是媒体人，而是做文化的。在“乐府”，很多人看来我们是用媒体传播的方式做出版，所以两边的工作我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把自己放置在媒体和出版之间，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与书有关的事。
但到了乐府文化，我不再是评价别人的作品，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作为出版人，我可以经历一本书从书稿到面世的过程，这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创作过程，所以我会有很强的作品感。
和书共事23年，从入行到现在，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行业的繁荣与迭变。我初入行，正是很多民营出版也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型的图书市场。有一次我在图书批发市场翻着看完了《窗边的小豆豆》，心想这书简直太好了，但当时它还没红，现在20年过去，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卖出了超过1,000万本。这样看来民营出版行业以前也经历过“爆发式、野蛮式”的生长时期。现在又开始返潮，你会发现，好像一切都变得更不容易了，比如那时候做任何书都是有可能的，既有可能做出来，也有可能卖出去。而现在，做出一本创造性的新书的可能性变小了，卖出去的可能性也变小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虽然可能性在变小，但是愿意做创造性事的人反而变多了。正因为行业变得越来越困难，机会也正变得越来越平等，一个有创意的编辑，在这种环境下他可以尝试变成一个优秀的出版人。
这与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人群蓬勃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阅读人口基数，此外，阅读人口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所以各种各样的图书相继出现。现在很难出现像80年代、90年代，一本或两本超级畅销书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潮，比如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谈论“四大家书”或者《围城》，这种情况现在很难发生了。现在我们可能有好几万本同样好的书，如果同时要出，每本只能卖出四五千册。但就这么高的销量，也足够让它活下来。书号变成一种更稀缺的资源，这直接影响民营出版商的成本。正如最开始我们做的书，最后工价比卖价还高。因为书号变少了，出一本不知名作者的书，没有任何IP，没有流量的书，会变得特别冒险。对于出版社来说，要通过一个选题也更加不容易。而公版和重复出版的书基本是定性的，会买《简爱》《白鲸》的读者，会再买这类书，出版社能一直做。但出版社不敢轻易尝试没有流量和卖点的书。
从出版人的角度，做民营出版的小公司以及独立编辑正在变多。这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创意和创造力并没有丧失，反而是在变多，只是创造力实现的成本变高了。另一个更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卖书变得越来越难，主要是渠道发生了变化。从7年前的主流卖手当当、京东，到现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新兴卖书渠道，书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行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是渠道本身巨大的不确定性。毫不危言耸听地说，哪怕是最强大的渠道，也有一夜之间轰塌的可能。出版行业要一直追踪这样的渠道，成本非常高。所以出书变难了，卖书也在变难。但即使这样，创意本身并没有丧失。我特别喜欢《乐府诗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乐府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诗歌的一个机构。乐府文化出版公司的书也是如此。这类书需要去寻找，有点类似于采风，所以我们把它的英文译成了LO·VE，我们寻找对自己身份、职业和生活都有强烈拥抱的那种人，有点像一种爱的感觉，比如写《雪山》的乔阳。这是对乐府以及它英文译名LOVE的一个阐释，它采风来自大地的，民间的，新的，一种强烈的关系。
Slogan“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这是我从一本民间故事集里看到的，它是埃塞俄比亚的一句谚语。我读到这句谚语的时候就决定要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上。Logo的设计师叫崔小静，她做出一个像水滴又像火焰，源于大自然最基础的图象，这和乐府想对这片土地传送和探讨的东西理念是一致的，所以一直沿用了下来。
“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
乐府出的书有辨识度，从纸张到整体，都有乐府的风格。这说起来有点玄学。2016年决定做乐府的时候，我就和团队讨论说，希望我们对书的编辑制作是通过意识化来实现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让每本书有一个本来应该可以有的样子，想象它，然后成为它。所以我们的书差异性很大，但与此同时又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我觉得它玄学，到底怎么实现的不知道，也可能与选题有关，我们大量的选题是边缘化的。至于如何判断文稿能否成为一本好书，大部分时候并不会一开始就有实体书的样子，需要和设计师一起判断。但第一眼一定是从文本出发，只有文本足够特别，才可能引向一个书名。文本和书名构建一部分读者，甚至可以构建起一种与当下社会情绪或时代精神的联接。会有这种直觉的。直觉有时候就是对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比如我们曾经有一本书，当时觉得一定能成，最终失败了，我和制片人复盘这件事，依然认为是行得通的，但就是没成。不过大部分书，当你能想象出一个通路的话，它就有可能实现，就像《秋园》那样。刚开始我是光杆司令，虽然想做书，但没有任何做书的经验，当时很费了一番心思，通过朋友介绍，遇到了一位刚刚从重庆出版社离职的编辑。我们找到他，告诉他想做什么样的书，他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这就是我第一个同事李杰，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一起工作7年了。
他再拉了前同事到我们团队做版权的工作，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他们在北京，我在大理，就这样工作了两年。第一年只出了一本书，第二年也只出了一本，然后干不下去了。虽然只出一本书，但我们当时签约的书已经有三、四十本。因为人手不够，每个人齐头并进在做的事好多，所以出得非常慢。
后来我到北京，新招了3个同事，我们六个人租二居室的房子，一间用作办公，另外一间我住，就那样待了一年，然后就熬过来了。2018年，我们出了6本书，出了《诗人十四个》，2020年出了《春山》和《秋园》，还出了《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这几本书出来之后，我们才感觉活了过来。
招到大概10个人，去年我忽然发现，签书的量太猛了，我们出了六七十本书，但手里还有上百本没做出来，所以又扩充团队，现在有近20个人。一直是有点超负荷在滚动。但因为100多本书的基础量已经完成，现在可以正常滚动起来了。我们的同事有近半在北京，有些是居家办工；另外的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有一个编辑在大理，扬州和杭州各有一个同事，有个美编在重庆，有三个编辑在上海。我觉得分布在各个地方有一个好处是，把触角伸到不同地方甚至不同的阶层，去和新的作者接触，如果整个团队都在北京，真正跑出去的可能性反而没那么大。差不多磨合了一年，这样多线程的协作办公才基本能够实现。这种叫移动办公也好，数字游民也好，未来能否成为中小企业或者文化型企业的一个趋势，和老板的状态有很大关系。有些老板需要跟他的员工有强链接，但我偏向跟同事保持弱链接，我不希望自己被工作绑得很紧，也不想和我的同事形成那么密切的、密集的、控制型的工作关系，所以我愿意牺牲一点效率。有编辑只能做出一本、两本书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不要开掉他，结果到第二年，他会做得很好，更多的作品又出来了。我以前常说，好书需要等待，那么对于做书来说，编辑需要空间，然后等待，它就有可能开花结果，但你也要承担它不开花结果的可能性。在北京，我们没办法真正进入到那个城市的真实生活，但在成都可以。我想真的生活才能做出真的作品。真的生活是一种松弛感，在松弛感之中融入这个城市，你会觉得，我对这个城市有认同。在北京需要花太大时间和精力在路上，城市生活很难实现，没有一种扎根的感觉。但在成都，夸张点说你可以买一个楼，最直接地是可以看到那个楼扎根，就在黄花溪边上。这样说来，我的生活工作也融为一体了。我最喜欢的事是去作者家里吃饭，或者邀请作者来我家里吃饭，吃饭就是生活。在这种关系之中，我发现我对这本书的感情会特别深。成都给我的感觉是很多人都比较先锋，有国际性、尝试性和创新性。这里有社群，有活跃的地方文化生活，有丰富的先锋教育的探索。大理的国际性又不太一样，很多外国人到大理去，我们做的《六》这本书，作者是日本人，我们马上会做《六》的第二本，和一个法国人合作，他带着小朋友在农地里干活，于是就做了一个给孩子的自然绘本。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从业者，无论未来行业会怎么变，个体通过这种所谓“数字游民”“在线办公”的方式，获得机会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成本可能也就没有那么高了。更现代性的工作，已经摆脱了地理的束缚，不再局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因为工作核心是伴随人，而不是伴随着地理，这是所谓的“科技的力量”。因此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想做的事，然后和那件事在一起，而不是跟任何一个你想象中的大城市或者你想象中的阶层在一起，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热爱的事建立起密切、实在的关系。一本书和一杯咖啡的价格差不多，平台售书可能要降到3折5折，极为便宜。但是平均做出一本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这还是在有书稿的情况下。许路的《造舟记》做了三年，最初只有资料，我们探讨完逻辑后，他开始着手写，但第一稿被我毙掉了，我说不能这样写，他又重头写第二稿第三稿，最后才成为现在这样。也有快的几个月就出了，他夫人乔阳的《在雪山和雪山之间》大约两三个月就写出来了，到出版完成七八个月的时间。
总的来说有这样一个流程。首先认识了一个作者，想为他出一本书，通过认识的编辑联系到作者，给他写信，约他写作，这是一个选题的开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杨本芬奶奶写了《秋园》，当时它还不叫《秋园》，叫《乡间生死》，她在网上贴了一部分，希望把故事传达出来，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方，于是搁置了10多年，最后遇到了我们。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去想这本书的“书感”。这本书要传递给读者什么，为什么能抓住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它是一个纯粹、明确的意义，还是作为一个历史项目，或者具体的公用方面或艺术方面的意义。之后就是文案、书名、产品、设计、打样、印刷、装订等等，各种环节全部合格了以后，我们作为公司跟出版社合作，通过审查，最后进入到市场。同时要营销它，把这个故事讲出去，不只是卖掉3000次、4000次、5000次。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住，你想不出来一个东西，或者想的实现不了，或者过不了审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平均下来做一本书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做书很不容易，一本书要一年半，但收益并不多。所以编辑一定是非常爱书的人。也有很多小众的书，但只要是我喜欢的，还是要做。任性很重要，我就是一个很任性的老板。像《风落之光》《四季》这样的书，它不是大众书，但我觉得这书太好了，太漂亮了。做书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别人不知道你会怎么选，而且你要对这个不确定的后果负责，那就随心而选，接受自己的任性，接受有可能做不好或做不成。
你随心而选，做的时候不完全竭尽全力，但要80%竭尽全力，还是希望努力把它做好，最后你会发现它是可能的。任性是有可能走通一条路的，也有可能走不通，你得有心理准备，但最后交出这个可能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口述：涂涂，整理：珍妮，编辑：Algae 运营：y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