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两种解读

转自：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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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徐强

维特根斯坦大约在1930年代早期经历了重要的哲学过渡。（学界称为“中期”维特根斯坦）“中期”维特根斯坦逐渐提出了以语法考察为主的“治疗型”哲学理念。有时候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拿来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类比。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中期”的元哲学立场的转变？他的“治疗型”哲学方法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区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于“中期”维特根斯坦这一专题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维特根斯坦整体思想的把握也具有枢纽性的地位。

作为“正统”阐释的代表，彼得•哈克和戈登•贝克的阐释工作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1]但是，哈克和贝克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双方的分歧大致发生于20世纪末期，集中体现在如何理解“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具体来说，双方关于“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理念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所存在的关联的理解存在分歧。基于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理解，双方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贝克的“精神分析式”解读和哈克的解读。他们是如何得出不同理解的呢？到底哪一种理解更契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呢？我尝试在本文中给出回应，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的哲学风貌。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考察贝克的阐释；第二部分将考察哈克的解读以及哈克对贝克的批评；第三部分从两个“面相”出发来再次考察“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第四部分基于文本分析尝试回应上述争论；最后是结语。

贝克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精神分析式”解读

贝克早在1970年代就觉察到了弗里德里希•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互动历史对研究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哲学关联所具有的重要性。[2]从1997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3]他指出维特根斯坦从1930年代早期产生并逐步形成了“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型”哲学。而且魏斯曼吸收了精神分析的精华，从而发展出了完满的治疗学哲学理念。（Morris，2004：146）贝克主要使用了魏斯曼的记录来作为他的理解的论据，他的论证过程如下：

首先，魏斯曼所记录的文本——“我们的方法”体现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因为其中涉及到了“精神分析”的术语，如“无意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跟弗洛伊德的思想联系紧密：维特根斯坦同样使用了遗传方法，他把哲学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一些原初类比。维特根斯坦表明许多哲学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只有理清了这些根源，哲学问题才能消除。

其次，魏斯曼所记录的维特根斯坦“给石里克的口述”中体现出了精神分析的特征。“治疗型”哲学跟精神分析有共同的目标，都是去治疗那些心灵受到纷扰的个体，提高人类福祉。（Morris，2004：217-218）维特根斯坦跟弗洛伊德一样都在尝试通过详细个案分析，以此教会我们某种方法。

再次，魏斯曼的《我如何看待哲学》（1968，简称HISP）一文体现了精神分析方法的三个特点：哲学家处理哲学问题如同治疗师治疗病人。（Morris，2004：147-148）哲学问题的谜团源于哲学家看待事物的方式和偏见，这些偏见转而又影响哲学家对语词的使用。转变哲学家看待事物的视角虽然困难，但有重大价值。哲学家要“打破语词建立的牢笼，建立一个看待事物的全新的视野。”（Waismann，1968：32）在“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型”哲学中，哲学讨论的目的在于澄清语言的语法，描述语言的规则。“魏斯曼把精神分析拿来发展成为一个特殊智性治疗的模型。”（Morris，2004：179）

最后，贝克根据他对魏斯曼有关文本的解读从而断言，“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秉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展现了很多精神分析方法的特征：“治疗型”哲学跟精神分析类似，也以个人为导向。“治疗型”哲学和精神分析中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与病人/哲学家面对面的理性讨论，是“谈话疗法”。“治疗型”哲学针对的是哲学家的某种疾病，是哲学家不同方面的内部冲突。“治疗型”哲学和精神分析一致认为，对患者/哲学家的病症的治疗都在于使其增进对自我意识的认识；哲学家对问题的自我承认是评判“治疗型”哲学方法成功与否唯一的标准。

贝克把魏斯曼的文本作为其“精神分析式”解读的论据。贝克的论证是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吗？我有如下疑问：当我们说对象A跟对象B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的时候，这并不足以表明二者是同一的；贝克所使用的论据基本出自魏斯曼，那么，魏斯曼的相关文本内容是否真的如贝克所理解的那样吗？这需要我们再次考察魏斯曼的文本。在此之前，我们将考察哈克是如何解读“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理念的。

哈克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解读以及他对贝克的解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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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克对维特根斯坦讨论精神分析的文本的解读

哈克发现在整个维特根斯坦哲学遗作中只有五处提及了精神分析。MS109：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出错误的类比。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哲学方法类似于精神分析，在于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MS110和BT410：“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地把那些思维模式的特征刻画并表达出来…因为只有当他承认了这些表达式，它们才是正确的表达式（精神分析）。”（Hacker，2007：97）上述文本的标题为“哲学显示出语言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错误类比”。哈克指出这些说法只是出现在维特根斯坦1936至1937年间的遗作中，并没有出现在《哲学研究》（简称PI）中；MS113和MS158：维特根斯坦提到数学家总是被训练来避免任何类似想法和疑虑。维特根斯坦特别指出，当我们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为类比时，可以发现该数学家从婴儿期就具有某种反感。哈克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虽然提及了精神分析，但是他所表达的观点晦涩难懂；MS145：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说，跟一般过程相比，意义是有方向的，好比箭头有所指的方向。有人会说，意义像箭那样移动。随后他就指出，这些说法是对语法的诸多误解的精神分析。哈克认为由于这里缺乏清晰的语境，因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同样晦涩难懂；MS158：“跟你所能觉察到的相比，我们所做的事情更类似于精神分析…”（Hacker，2007：97）哈克只是把文本呈现出来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或许他同样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晦涩难懂。维特根斯坦在PI中虽讨论了“疾病”（§593）、“治疗”（§254-§255）及“疗法”（§133）概念，但他并没有讨论“精神分析”概念。

维特根斯坦的确曾经把他的“治疗型”哲学跟精神分析做过类比。哈克指出这种类比出现在“中期”文本中，1938年以后就基本消失。况且这种类比及其有限，仅根据上述文本不能得出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精神分析式”解读。根据哈克的文本分析，绝大部分时候维特根斯坦对精神分析概念的讨论都是难以琢磨的。不但这些讨论所出现的语境本身就是不清晰的，而且维特根斯坦的有关评论也是及其扼要的，他很快就转换到了另外的哲学主题。更为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不仅没有在《哲学研究》中重复精神分析的类比，而且对于任何把精神分析方法加在他身上的做法，他都非常愤怒。”（Hacker，2007：98）。

那么，谁是把哲学研究看多“精神分析”的发起人呢？哈克从艾耶尔的谈话录中发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其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导致他们把哲学研究视为精神分析，尤其是约翰•温斯顿。温斯顿的精神分析式哲学研究方法是从他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讲座中自己悟出来的。相反，“他（维特根斯坦）没有承认精神分析具体实践跟他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说没有关联是夸大的…维特根斯坦明显认为该类比弊大于利。”（Hacker，2007：98）从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维特根斯坦的确在1930年代早期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非常感兴趣，而且时常谈到这个主题，但是从193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后期，维特根斯坦似乎敏锐地觉察到了精神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存在的负面影响，因此他有意识地远离弗洛伊德的学说。

（二）哈克对贝克的阐释的批评

贝克的“精神分析式”阐释的论证属于解释力较弱的论证，尤其是他所使用的文本。从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哲学文本中并不能直接得出“治疗型”哲学和“精神分析”的相关性。贝克的“精神分析式”阐释是他所从事的魏斯曼哲学研究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贝克错误地展示出魏斯曼在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中的真实立场以及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关联。贝克的错误可能是根本性的。[4] 哈克的批评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对贝克所理解的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的学术关系，哈克的批评体现在四方面。（1）贝克夸大了魏斯曼记录的文本所具有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亲自修正和改进过魏斯曼的记录。因此，魏斯曼的记录中所表达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的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2）HISP中表达的元哲学思想并非“中期”维特根斯坦所持有的元哲学理念。魏斯曼其实在1956年就正式反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HISP中的思想不是重复维特根斯坦观点，而是远离维特根斯坦哲学；（Hacker，2007：94）（3）魏斯曼没有使用“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等语词。尽管他提及了“不安”等概念，但他从未把这些概念跟精神分析联系起来；（4）HISP中使用的哲学研究模型是“法庭辩护”模型。（Waismann 1968：30）这种模型根本不同于精神分析模型。

第二，维特根斯坦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方法，“治疗型”方法只是众多方法之一。哲学问题在于哲学概念的混淆，因此哲学方法在于概念分析。相比之下，“精神分析”虽强调哲学问题源于语词意义的混淆，但它排除了其它研究问题的视角；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把哲学研究当作个人的研究事业，哲学研究内容具有普遍性。在PI中，维特根斯坦反对的是以奥古斯汀的观念为代表的有关语言本质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为奥古斯汀所独有，它是一种普遍观点。（徐强，2015：14-15；2016b：98）“治疗型”哲学中的“对话”并非“精神分析”中的“谈话疗法”，它类似于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

哈克认为“精神分析式”阐释对维特根斯坦文本的理解是武断的，原因是他对文本的选择的主观性：他们只选择能体现出精神分析方法的评论，排开无关评论。对于哈克对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解读，以及他对贝克的批评，我同样有如下疑问：（1）哈克和贝克所解读的文本不是同一个文本：哈克用的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文本以及魏斯曼在1950年代完成的文本，而贝克用的是魏斯曼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之间所记录的文本。正因为这点，他们才会得出不同甚至矛盾的理解。因此，哈克对贝克的批评也是有失公允的，他没有涉及到魏斯曼的其它文本；（2）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的有关文本，哈克的解读也并不全面。哈克说他一共在遗作中只发现了五处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关的文本，这种说法过于自信。我对哈克的判断表示怀疑，因为《大打字稿》（简称BT）中就有一部分文本专门探讨了哲学的本质。那里的探讨将会表明“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跟“精神分析”存在着何种关联。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两个面相。

再谈“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两个面相

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早期有过富有成效且具争议的哲学互动。（徐强，2016a；2018a; 2018b; 2020）魏斯曼把这些讨论的内容基本都做了记录。其中，有关哲学本质的讨论集中在《维特根斯坦的声音》（Baker，2003）中的“我们的方法”一节。同时，在BT中，维特根斯坦专门对哲学本质做了讨论。[5]它们形成的时间大致属于1930年代早期，它们大致代表了“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两个面相。

（一）“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它通过魏斯曼得到了系统表述。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对哲学问题采取的综览视角和以语法研究为特质的哲学研究。

魏斯曼通过几何多面体和假设与证实的探讨来阐述语法图像和综览理念。[6]“我们的方法”的落脚点在语言，目的在于通过建构不同的例子来获得对语言的语法图像的综览视角：综览就是一种哲学视野。如何获得对语法图像的综览视角呢？魏斯曼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语言具体使用的规则的描述来获得。问题的核心在于关注语词具体使用的多样性：语词具体使用的多样性就是语词的语法规则的多样性。语法研究跟玻耳兹曼的方法类似。玻耳兹曼并没有宣称他所创立的模型跟麦克斯韦尔的等式模型相符。他只简单描绘该模型，不同模型的相似性自己会显示出来。“我们的方法”在于不提出、不建构任何理论。[7]

语法图像建构的目的在于对哲学问题的综览。“综览能消除不安。”[8]哲学研究中的“不安”类似于如下情形：假如地球是所有天体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们于是常常想象在我们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会与众不同，接我们就被诱惑去为这些现象增添一些虚假的价值。“...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处理某个现象的解释...我通过罗列出一些列类似例子来消除某个不安，这个不安看起来像个问题。显而易见，仅仅引入不同例子就可以平息不安。”[9]这种方法跟歌德有关植物变形现象的观点相似。歌德认为植物器官都由叶子衍变而来。我们把植物所有器官进行综览式呈现，以此更好地理解叶子如何发展为不同器官。类似地，“我们由语言运转的四周语境来为语言形式进行定位，我们看到语言语法如何与类似游戏进行对比，这样就能祛除不安。”[10] “我们的方法”突出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语法研究要求我们更多地从不同侧面考察哲学问题以及表达哲学问题的语言。多角度考察语言游戏的视角就是综览。综览的目的在于加深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理解，从而消除哲学家内心的不安。

这里的综览跟其他学者所谓的“综观”是同一概念。综观的视角是维特根斯坦1930年代以后最为核心的观念。为了阐释综观理念，维特根斯坦大概描绘了三种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的“发展的假设”、歌德的“原初样式”以及他自己主张的“综观式的表现”。（楼巍，2016；马耶夏克，2017）“综观式的表现”指的就是“让更多的材料处于同一平面，全面而公平地编排材料，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在其背后构造额外的理论和解释....这一表现方法的主要目的并非让表现的对象变清楚，而是让思考者自身变得清楚并消除哲学疑惑。”（楼巍， 2016：81）

（二）《大打字稿》中的“哲学”部分

维特根斯坦在《大打字稿》中认为哲学问题出在哲学家身上。哲学家有病，需要治疗。维特根斯坦认为许多传统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某种疾病。他从具体哲学问题入手，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将这些“有病的哲学家”从事哲学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客观展示出来，供我们参考，比如“有病的哲学家”看待哲学问题的视野非常狭隘，他内心总是充满不安与困惑、[11]他对某种未知的哲学阐明满怀期待、[12]他总喜欢吹牛、[13]他像一只无头苍蝇。[14]

既然这些哲学家有病，那么需要做的就是“治疗”这些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三种疗法：“治疗型哲学”方法类似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的是要指出“有病的哲学家”所犯的具体错误。他对日常语言的使用已经超出了日常语言本身所能奏效的范围，结果就是错误类比。通过不同具体事例来指出具体问题所在，但最终决断只能由“有病的哲学家”本人作出；[15]“治疗型哲学”要让“有病的哲学家”对他所思考的问题获得综览式理解。“综览式”理解目的在于看到哲学问题不同视角的关联，落脚点在于对哲学问题进行描述而而非解释。[16]

当“有病的哲学家”被“治愈”了，他就变成了“健康的哲学家”。“健康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中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他对语言具体使用进行描述，从而找到对有关哲学问题的最佳表达式、[17]他为某个哲学问题找到提示物以此来帮助我们理解哲学问题、[18]他的工作好比开锁师傅、[19]他力图纠正“有病的哲学家”对语言的误用，让语言回到它原初使用语境中。[20]

讨论

基于“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两个“面相”的考察，我们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有了较为客观、公正的理解。现在，我基于上述考察来回应哈克和贝克的争论。在回应之前，有必要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两个“面相”做简要的对比。

（一）“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两个“面相”所存在的异同

仔细阅读上述两个面相，我认为它们二者不仅存在共同点，同时也有细微差别：

首先，两个“面相”的相同点。第一，双方都认为哲学家所产生的理智上的“不安”缘于他们错误地看待了哲学研究本身从而产生的混淆。这种混淆和误解最初就体现在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误解和误用；第二，哲学问题的消除需要哲学研究视野从解释的视角转变为描述的视角。描述的视角关键在于对日常语言语词的综览式考查，它可以消除哲学家对某个哲学问题、某哲学概念的意义的误解；第三，语法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哲学家用日常语言进行研究的过程找到提示物，纠正哲学家对语言的误用。哲学作为语法研究不是要尝试去解决哲学问题，而是要通过指出哲学家对于哲学语词的使用的误用来消解哲学问题。    

其次，两个面相的细微差异。第一，哲学研究作为概念分析，这种分析是通过对语言语法的考察而获得的。在“面相二”中，“中期”维特根斯坦概念分析理念是通过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法类比之后表述出来的。维特根斯坦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某些范式和术语。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分析是一种对哲学家的“治疗”。反观“面相一”，我并没有从魏斯曼的文本中发现他使用或者提及了精神分析概念，也没有发现他把概念分析作为某种治疗。“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两个面相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分析方法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来更好地得到把握，而魏斯曼并没有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概念分析拿来跟精神分析作类比；第二，在有关语法研究的阐释过程中，魏斯曼除了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进行忠实的解释之外，他还从哲学史中找出有关例子来为维特根斯坦观点辩护。比如，玻耳兹曼的方法（不提出或建构任何系统）以及歌德的植物变形观点（以此论证语法图像的建构的目的在于对不同语言游戏和哲学问题提供综览视角）等等。维特根斯坦在具体哲学论述中很少涉及哲学史。魏斯曼的阐释考虑到了哲学史，维特根斯坦更多地是面向哲学问题本身。

（二）维特根斯坦始终是理性地看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促使维特根斯坦关注并讨论弗洛伊德的学说主要有如下因素：弗洛伊德本人跟维特根斯坦家族有密切的私人交往，维特根斯坦的家中不仅收藏了他的专著，而且弗洛伊德还曾经用精神分析治疗过维特根斯坦的侄儿的口吃。[2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在1930年代的欧洲曾风靡一时，很多人都曾接受过精神分析疗法。早在维特根斯坦跟维也纳小组成员建立学术对话之前，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就曾接受过精神分析，比如石里克。[22]精神分析也曾作为研讨内容，被纳入到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的对话之中。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早期在剑桥大学读博的导师兰姆西也曾接受过精神分析。兰姆西和维特根斯坦甚至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解有过激烈的争论。维特根斯坦有时还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他所做过的梦。[23]

1930年代早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生激烈转变的阶段。身处自身哲学激烈转变阶段的维特根斯坦由于各种机缘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纵然当时精神分析非常流行，维特根斯坦始终都是理性地看待这种疗法的。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味地接受和追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有时也激烈地批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的理性态度表现在他既肯定精神分析的重要性（积极方面），又批判精神分析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消极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维特根斯坦曾高度评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根据Harcourt的考察，维特根斯坦跟他的学生多次谈到他对精神分析的赞美和敬仰，他甚至把自己称为弗洛伊德的“信徒”和“追随者”；从消极方面来说，维特根斯坦对弗洛伊德的方法表示反对，他常常批判精神分析。比如，维特根斯坦不同意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自由联想”的基础上，这是一种“表象——本质”的模式；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和“意识”理论的建构误用了语词，误解了语词的语法；弗洛伊德混淆了“原因”（cause）和“理由”（reason）。[24]最后，精神分析在解释梦的时候，往往把性的压抑作为重要因素，维特根斯坦强烈反对这点。他认为梦并不完全是意愿的满足和性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哲学方法拿来跟精神分析相类比，其目的在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元哲学理念。毋庸置疑，维特根斯坦从1930年代早期提出了“治疗型”哲学，这种提法就直接表明了他当时对精神分析方法的欣赏。在“面相二”中，维特根斯坦不仅直接提到了精神分析概念，而且他的概念分析的理念是通过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法类比之后表述出来的。维特根斯坦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某些范式和术语，比如“承认”。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分析是一种对哲学家的“治疗”，因为哲学家“有病”。这样粗略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仿佛跟精神分析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这起码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对精神分析持有赞同的态度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如果仅从魏斯曼的有关文本入手，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中精神分析方法的踪迹。在“面相二”中，维特根斯坦反复强调综览视角和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倘若“面相二”中真的暗含了任何跟精神分析有关的讨论内容的话，我只能说其中有关哲学的“不安”理念的讨论可以当作唯一的痕迹。但是，这种“不安”顶多能够算作哲学家对待哲学问题/日常语言的一种态度。这种“不安”可以通过综览视角得以解除。魏斯曼的阐释不仅没有提及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而且根本就不能算作一种“治疗型”哲学。

前面我已经谈到，对于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方法，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是熟悉的。既然魏斯曼所记录的文本跟BT的有关文本大致完成于同一时间，但为什么魏斯曼的记录中却没有“精神分析”的特征呢？读者或许会存在这样的疑问：我所考察的两个面相的内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就不存在所谓“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理念，更不存在“精神分析式”的理解。我不赞同这种理解，我的论点如下：我所考察的两个面相的确属于“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范畴，尤其是魏斯曼的记录。这两个面相所展示的内容并非自相矛盾。我已经阐明，它们二者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细微差异。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语法研究目的在于获得综览视角是“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思想的核心，这在两个面相之中都有所体现。我认为二者之间唯一存在的就是文体风格的差异：在BT中，维特根斯坦确实想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研究模式来更好地陈述自己有关哲学本质的看法。此外，这两个面相出现的语境不同。“面相一”是维特根斯坦跟魏斯曼、石里克等人面对面的哲学讨论的记录。因此，“我们的方法”有可能并不完全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哲学思想，它有可能是维特根斯坦、魏斯曼和石里克的元哲学思想的混合。BT属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手稿，它是维特根斯坦独立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因此，既然二者出现的语境是不同的，它们所呈现的内容有可能也是不同的。

（三）“中期”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分析”和“治疗型”哲学的表述只是一种表达的风格

哈克认为贝克有关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精神分析”的阐释根本就是错的。哈克和贝克第一个分歧的核心就在于“中期”维特根斯坦有没有“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型”哲学观点？根据我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观点两个面相的考察，我有三个论点：

第一，“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的确可以被称作为“治疗型”哲学，假如我们从“面相二”所提供的“医生、疾病、治疗”的阐释框架那样去理解“中期”维特根斯坦有关文本的话；第二，“治疗型”哲学并不等同于“精神分析”；（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第三，“治疗型”哲学理念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仍然被保留着。如哈克所言，这点至少从PI的有关文本中就可以发现端倪。

我在前面曾谈到，维特根斯坦对“精神分析”方法本身持有理性的态度，他认为“精神分析”方法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维特根斯坦的确没有直接谈到他在1930年代所持有的“治疗型”元哲学理念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到底有何关联。根据我对“中期”维特根斯坦两个面相的考察，我认为“治疗型”哲学本质上不是“精神分析”。我的论据如下：“治疗型”哲学虽然符合“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精髓。哲学家“有病”，我们需要“治疗”哲学家。我们的“疗法”是语言分析/概念分析方法，但是，“治疗型”哲学只是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思想的一种隐喻式理解和表述。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不存在唯一的一种哲学方法。类似地，也不存在对某个哲学理念的唯一的理解方法。也就是说，用“治疗型”哲学的论述框架（“病人-疾病-医生”语境）能够最贴切地表达“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观点。

倘若从“病人-疾病-医生”的论述框架来理解“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理念，那么哈克跟贝克的第一个争论的判定就显而易见了：贝克的“精神分析”式理解的确有失偏颇：在魏斯曼的阐释中，根本就不存在“精神分析”的说法，同时也不存在“治疗型”哲学的说法。贝克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将一种隐喻的修辞手法当作真实存在之物。“张三是一头狮子”只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这并不是说张三真的是一头狮子。假如二者真的同一，结果会跟维特根斯坦预言的一样，是弊大于利的。哲学不只是私人的研究事业，更是增进人类知识的事业。直观地说，没有任何哲学家会认为自己在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真的有病。也没有任何分析哲学家会自诩为医生，他们会认为其他哲学流派的哲学家有病，要对他们进行治疗。首先，这种说法本身就会招致许多哲学家的不满；其次，这种解释过于极端，哲学研究并不仅仅在于治病。我们把“治疗型”哲学拿来跟“精神分析”相类比，目的在于突出“治疗型”哲学中的概念分析和消解型哲学特征。

（四）魏斯曼的文本并不支撑贝克的解读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BT中的有关论述和“我们的方法”的有关阐释观点存在重大区别：对魏斯曼而言，“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综览和语法理念。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分析方法可以通过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类比，以此来更好地得到把握。魏斯曼只关注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他并没有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概念分析拿来跟精神分析类比。这样看来，魏斯曼的文本并不支持贝克的“精神分析式”解读。

在我看来，“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理念的形成及其所具有的地位，以及“治疗型”哲学跟“精神分析”之间的关联，这些问题本身所产生的原因、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等等方面或许源于阐释者本人，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的文本内容对这些概念以及关联自身所具有的合法性并不具有决定性。维特根斯坦主要认为哲学问题在于语言的误解及其使用的混淆，因此强调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语法研究能为我们带来对哲学问题的综览。哲学家获得了综览式理解，他的视野同时也改变了。为了让我们更好理解他的哲学概念，维特根斯坦有时确实把他的哲学观念通过“精神分析”模型来表述。“精神分析式”解读无疑是从BT的相关文本内容获得了灵感，但是他们又偏离了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精髓。从“我们的方法”中又很难得出“精神分析式”解读，因为魏斯曼几乎没提及这个概念。正如哈克所言，基于屈指可数的文本证据从而得出“精神分析式”理解不仅不具有说服力，而且也过度阐释了维特根斯坦哲学。

（五）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存在复杂的学术关联

哈克和贝克第二个分歧的核心在于魏斯曼与维特根斯坦的学术关系。假如哈克所认为的，“后期”贝克所理解的“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观点是“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型”哲学，那么从这里可以推出：魏斯曼所理解的“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观点就是“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型”哲学。但是，根据我的考察，在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观点的阐释中，魏斯曼并没有提出“精神分析”或“治疗型”哲学的理解。假如哈克对“后期”贝克的阐释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后期”贝克对魏斯曼的有关理解确实是错的：“后期”贝克误解了魏斯曼的有关阐释。假如哈克对“后期”贝克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哈克和贝克两人对魏斯曼文本的理解都错了。根据哈克的观点和我对魏斯曼的哲学文本的考察，我认为魏斯曼的所记录的文本不能拿来作为“精神分析式”理解的论据。理由如下：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阐释跟哈克的解读一致，都强调了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综览视角的重要性。

我还要提醒读者，贝克所使用的魏斯曼的文本并非是我在本文中使用的文本。贝克把“后期”魏斯曼的哲学文本当作了他对“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精神分析式”阐释的文本证据。贝克所使用的文本主要集中在HISP中，这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HISP一文发表于1956年，贝克没有给读者以任何提示就表明该文的观点是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所持有的，而且是“精神分析式”的。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互动和合作大约持续了7年（1929-1936），由于石里克于1936年的遇害双方终止了合作。他们之间的哲学合作有一个复杂的历史。[25]在将近20年以后，魏斯曼还是把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的元哲学思想发表出来，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魏斯曼对这些文本就没有任何修改吗？HISP发表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已去世，我们怎能肯定其观点就是维特根斯坦的？

仔细研究HISP，我发现魏斯曼的观点根本就不是“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型”哲学观点。相反，他尖锐地批判了“治疗型”哲学。魏斯曼起码表现出了三点与“精神分析式”视角相反的观点：哲学问题不是被消解的，哲学问题本身非常重要；概念明晰性并不是哲学研究唯一目标；语言意义并不一定在于语言具体使用，还有历史文化等因素。[26]仅魏斯曼文本的可信度这点，“精神分析式”解读视角就值得商榷，它有把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哲学不加区分就大而化之的给魏斯曼哲学思想扣上维特根斯坦哲学帽子的嫌疑。

近一步说，后期魏斯曼逐渐走向另外一种哲学的“视野”（vision）。“在哲学中真正的难题不在于找到某个给定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发掘出它（问题）本身的意义。”[27]语言分析方法可以加深我们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理解；哲学研究核心在于哲学“视野”，在于“看到新的角度”、在于洞察。”[28]HISP中的哲学理念确实曾受到维特根斯坦哲学影响，但是双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是魏斯曼的哲学独创。

贝克认为HISP所表达的哲学概念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观念。‘魏斯曼在1956年提出的哲学视野观念似乎就是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早期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主宰者维特根斯坦当时的哲学。”[29]贝克还补充道：“这种思想一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30]贝克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后期魏斯曼的文本的内容表明了魏斯曼其实在1956年就公开反对维特根斯坦思想。魏斯曼在跟亨里希.奈德的对话中曾说过：“（维特根斯坦）是他一生中感到最失望的”。[31]晚年魏斯曼直接谴责了维特根斯坦的反科学主义主张；“维特根斯坦——我们时代的先锋思想家：确切地说，他是引领我们走向谬误的那个人。”[32]HISP的思想不是在重复维特根斯坦观点，而是在远离维特根斯坦哲学。从这一点来说，哈克对魏斯曼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联的理解是正确的，而且他对贝克有关魏斯曼哲学的理解的批评也是客观公正的。

结语

我在本文中的主要工作在于：首先，我发现了“正统”维特根斯坦学派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哈克和贝克有关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的本质以及它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关联；然后，为了对上述分歧做出回应，我从文本解读入手，从两个“面相”来考察“中期”维特根斯坦有关元哲学的讨论。基于这一文本考察，我基本勾勒出了“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思想；接着我基于文本考察所得出的结果来对哈克和贝克之间的争论做出回应。

基于文本考察，我认为“中期”维特根斯坦虽然热衷于将他的元哲学思想说成是“治疗型”哲学，而且他在某些时候通过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作类比，从“医生-疾病-治疗”的论述框架中表述自己的元哲学观点，但总的来说他对精神分析方法是保持理性态度的，这种态度分为肯定和否定方面。而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维特根斯坦对精神分析方法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否定和批判。无论“中期”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以何种“面相”呈现给我们，其核心都是不变的：哲学研究作为概念的考察和分析，以此获得对哲学问题/语言的综览。概念的考察也属于语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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